严慧英专访：CUSPEA项目改变了900多位学者的一生
墨子沙龙
2025-12-01 10:13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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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1989年间，李政道、吴瑞（Ray Wu）、William von Eggers Doering和陈省身（Shiing-shen Chern）通过物理、化学、生化、数学四个中美博士生考试与申请项目（China-US PhD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s, CUS-PhD-EA）选派1700余人赴美攻读博士，培养了大批顶尖人才。该系列访谈旨在通过展示这些校友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中国乃至全球发展所做出的集体贡献，彰显这些项目不仅对中国，也对全球都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
我叫严慧英，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毕业以后就去了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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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回国开始创业，加入了九三学社，也是十三届的全国政协委员。我后来一直关心的是社会问题，主要是妇女的权利，包括反暴力法，还有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介入，所以感触很深，也看到了祖国这些年的发展和壮大。
墨子沙龙：您祖父严济慈先生与李政道先生的友谊始于何时?他们最令您印象深刻的合作或互动是什么？
严慧英：
爷爷和李政道先生的友谊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爷爷当时是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所长，所以他带着北平研究院物理所的同仁南下到云南昆明。而李政道先生当时考上了浙江大学，后来又转校到了西南联大。爷爷当时在云南的时候，带领着物理所的同仁给联军做望远镜和显微镜。抗战结束的时候，民国发的抗日勋章，只有两位不是军人的人获得：一位是我的爷爷，一位是协和医院的林大夫。所以我也想说，其实科学人怎么为国做贡献，其实不一定非要上战场，他一样可以在大后方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特别为爷爷自豪。
这个时候，爷爷也是被吴大猷先生，也就是李政道先生的老师，请到西南联大当物理兼课老师。这样，李政道先生就跟爷爷有过交集，是爷爷的听课学生之一。当然，还有其他的学生，包括杨振宁。但让我感动的是，30多年以后，李政道先生第一次见到爷爷的时候，是1974年的第一次回国，总理会见他。在会上有很多高层的中央领导人，包括郭沫若、严济慈、周培源这些科学家。这样一个场合，李先生看见爷爷以后，疾步向前说：“严老师，你好。”所以爷爷一直在跟我们讲，做一个有礼貌、谦虚的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爷爷去世（1996年），每一次李先生见到爷爷都是“严老师”，所有的信件都是“严老师”，包括爷爷90大寿的时候，爷爷住院的时候，他给爷爷写了很多封信。所以他们之间不光有师生的友谊，他们又一起推动了少年班的成立、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成立，最主要的是CUSPEA在爷爷和李政道先生的共同努力下，共同推动下。当然这也包括科学院研究生院当时副院长吴唐先生和他领导的班子的努力，才会有这样一个十年的CUSPEA的经历。
墨子沙龙：严济慈先生与李政道共同推动CUSPEA项目时面临的最大挑战或者困难是什么?
严慧英：
李政道先生到科大研究生院来讲课，但是因为当时听的人太多了，所以就把这个课堂放到了友谊宾馆的科学会堂，大概有1000多位学者去听了他的课。在课上，李先生发现国内研究生的素质其实相当得高，但是他们没有机会能够去国外深造，去更好的研究单位学习，他们没有这个机会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所以当时李政道先生就给爷爷写了一封信，能不能组织学生去美国读书。爷爷大概第二天、第三天就把这信转到了国务院。你能想象当时爷爷听到这个想法以后，他有多激动，他愿意去推动这件事情。我觉得首先这两位老人很有远见，很勇敢。我们现在可能都想象不出来当时有多难。我是知道当时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我看资料中有一个情节：当时CUSPEA没有推下去，后来有一次在中央举行的科技会上，李政道先生又提出来CUSPEA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说：“这个事情交给严老，不用在会上讨论了。”说明小平同志对爷爷的支持和信任，有小平同志的这些支持，CUSPEA才能走下来。
墨子沙龙：CUSPEA项目如何改变了中国物理学界的国际生态?您祖父是否向您提及其历史意义?
严慧英：
我觉得CUSPEA这个项目改变了900多位学者的一生，他们可能本来不会走上现在这条路。我觉得这个对人生的改变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就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李先生拥有对这些学子的大爱，他没有计较任何自己的一个得失，他每一件事情都在帮助这些学子解决他们哪怕是最细小的问题。所以这些事情其实我觉得也教会了这些学子怎么去做人，怎么去做事。对这900多个孩子的影响，其实可能比他真正自己做学问还要重要。我知道很多学者已经是国内的院士、领头人，是国家科研的主力军，是社会的栋梁。我觉得就这个意义上来说，CUSPEA在中国培养人才的事情上是一个里程碑，是一个创举。我觉得特别值得让更多的人知道李先生的精神，并不一定只是让学者知道，因为我想经常会有人问，就是这事对学者有什么影响。我觉得学者只是我们社会中的一部分，其实这件事情对每一个人都有影响，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自己，更善良的人，怎么样能够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那天有一个发言，我听了以后也挺感触的。李先生还记得他在昆明的时候，战争时期特别乱，所以他特别感谢一位茶馆的阿姨，他每一次去茶馆的时候，那个阿姨都会给他一个小地方，他就坐那读书。这个阿姨的善心让李政道先生有一个好的环境。我自己认为，其实这个社会如果能够向善向好，每个人都觉得温暖的话，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成为一个善良的分子，愿意去做举手之劳帮助别人。这个我觉得是李先生给我们最大的、最宝贵的财富。
墨子沙龙：作为亲历者，您如何看待两位科学家在中外科学交流中扮演的桥梁角色?
严慧英：
因为爷爷是一九二几年去的法国，当时法国实际上是世界科技文化的中心。他毕业以后又在居里夫人实验室工作，其实跟李政道先生有很相似的经历：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很勤奋地学习。所以爷爷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可能更有闯劲，更有能力在科学上有突破。爷爷一直对内外的交流特别的看重，我觉得李政道先生是一样的。我们只有跟世界站在一起，我们才能更好地前进。打破国界、打破壁垒、打破偏见是我们每一个人，尤其是学者应该时刻想到的。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站在一个更理性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我觉得交流和合作是不会停止的，我相信这一点。
墨子沙龙：您祖父和李政道先生交往的过程中，是否有让您动容的科学精神传承?这样的精神如何影响您的人生选择?
严慧英：
李政道先生特别的平易近人。他到我们家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我倒的水。李政道先生会起立跟我说谢谢你。但是那个时候其实很少有人跟你说谢谢，所以当时我特别的震撼。这么有名望的一个学者能够对我一个中学生有这样的尊重，我当时是很震撼。对于我自己本身的成长来说，我又觉得这是我的一个榜样。无论是谁，你都应该用平常的心去对待。名片上的名头其实是没有意义的，你怎么样去对待每一个活生生的个体是有意义的，这是我对李先生最初的一个印象。后来我是听很多学子讲，李先生在他们去美国以后，所有的事情都是李先生在办，细节上的事情。你会觉得做好每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做的，你应该去做好每一件细事，而不是想一个很大的目标，然后永远觉得这个目标在那，但是可能就不动手去做。我觉得这一点对我影响也很大，就是我要把我每天要做的事情做完，哪怕是最小的事情。我觉得也是李先生对我的一个影响。另外一点，我刚才讲到了，就是李先生对孩子们的大爱，我觉得我们还做不到，因为我们还没有这个能力。我要对我自己有一个要求，要成为一个少留遗憾的人。这是我对我的要求和我的人生信念。这个都是爷爷和李先生教育我的。
墨子沙龙：您有什么建议或者寄语给到如今的年轻学者?
严慧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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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刚才我说的，我觉得做一个勤奋、踏实、有关爱、有同理心的人，然后再说你去怎么做学问。先要做好一个人，然后再去做学问。这是我觉得无论做哪个行业，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是这样的。
文字整理：真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