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740/j.cnki.jiiohr.2023.04.009
如何从纯军事学的角度来评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日本陆军，这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如果从中日战争(1931—1945年)的战况来看，它在针对中国国民党军队的数十次战役中少有败绩，并且侵占了中国的大片国土，似乎是一支在训练水平、作战思想和武器装备方面均占据明显优势的“现代化强军”。
但若放眼世界，换之于更大的参照系，日本陆军在军事学术的诸多领域无疑已远远地落后于时代的潮流，否则便难于解释它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东北战场上面对美军与苏军突击时遭遇的大溃败。揆诸曾亲自指挥对日作战，具体说是歼灭关东军之战的苏联高级将领的回忆录，或许能从中窥见一斑。由于立足点和自身军事水平的差异，他们的看法确与中国学界以往的战史论著有相当大的不同。
一、朱可夫：“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
苏联元帅、四次苏联英雄格·康·朱可夫(1896—1974年)是卫国战争中地位仅次于斯大林的军事统帅，他的名字几乎和斯大林格勒战役、库尔斯克战役、白俄罗斯战役、柏林战役等所有重大会战相关联。他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尤其是坦克机动部队和炮兵、航空兵的协同动作，并以两翼突击的形式围歼敌重兵集团。(这与苏联元帅图哈切夫斯基30年代创始的“大纵深”战略是完全吻合的)事实上，他的第一次真正实践，正是此前1939年5月至8月间苏、日两军的哈勒欣河之战(或称哈勒哈河之战，中、日方面则称为诺门坎之战或诺门罕之战)。是役，朱可夫指挥的第57特别军(后扩编为第1集团军)合围、分割并歼灭了日本关东军第6军(主力是第23师团)，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此战因而也被日本军事历史学家视为“日本陆军有史以来最大的败仗”。遥想3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日本陆军曾在奉天、辽阳、旅顺战役中多次大败俄军，这一次的胜负易手确实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意义，其症结何在?可供寻觅、反思之处显然颇多。
朱可夫元帅在写于20世纪60年代的《回忆与思考》一书中曾辟有专章讨论哈勒欣河之战。他指出，整个战役中苏军制胜所仰仗的王牌在于，“一支善于同空军和机动炮兵协同作战的坦克摩托机械化部队是实施带坚决目的的快速作战行动的决定性武器”。而在面对苏军几十辆、上百辆坦克的集群突击时，日军防守乏术，表现得软弱而惊慌失措。朱可夫援引了许多战场缴获的日军官兵的日记，里面充斥的是“可怕”“可悲”“心惊胆颤”“惊心动魄”“真可怕”“简直象在地狱一般”之类的词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日军大力在士兵中灌输反对苏联红军的思想。我们的军队被说成是技术落后，在作战方面相当于1904—1905年俄日战争时的旧沙皇军队的水平。因此，日军士兵看到在哈勒哈河战斗中，遭到我军坦克、飞机、炮兵和组织良好的步兵部队的突击时，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
尽管关东军此时也建立了坦克部队并用于实战，但朱可夫对其技术性能、协同动作、机动性和反突击能力评价不高，他写道：“当时我们特别注意到，日军没有良好的坦克兵团和摩托机械化部队，无法迅速从次要地段和从纵深调来部队抗击我方的突击集群。”“我们认为，日军部署最薄弱的地方是其防御翼侧，同时他们缺乏快速预备队。”
事实上，在1939年7月4日，苏、日两军间曾有一次坦克部队的交战，双方都投入了100辆左右的坦克和装甲车，但存在着显著的“代差”。苏军的T28型和T130型坦克吨位大，装甲厚，行动半径大，火炮射程远，射速快。而相比之下，日军坦克吨位小，装甲薄，行动半径小，火炮也很落后。两军对阵，好似庞大的牛群和一群小羊对打，日军完全不是对手，参战的89式中战车34辆、97式中战车4辆、95式轻战车35辆，分别被击毁了17辆、1辆、11辆，以惨败告终。
但与此同时，朱可夫也注意到，虽然对方技术兵器落后，但“日军极为顽固，战至最后一人”。这种顽强性与对长官的无条件服从是一脉相承的，他为此举了一个例子：“我记得8月里的一天，天刚亮，我在观察所，带来了一名已被蚊子咬得不象样子的日本俘虏兵。”这个日本兵是被苏军侦察兵在芦苇丛里抓到的。“我问他，是谁在什么地方把他搞成这个样子的。他回答说，他和另一个士兵昨天黄昏受命躲藏在芦苇里，暗中监视俄军的行动，但没有给他们防蚊用具。连长命令他们在芦苇中不许乱动，以免被发现。夜间蚊子袭来，他们咬紧牙关忍受着蚊子的叮咬，一动不动地直呆到第二天早晨，生怕被发现……”
1940年5月初，得胜而归、新获大将军衔的朱可夫在莫斯科受到了斯大林的首次接见，后者询问他：“你认为日军怎么样?”
朱可夫作了如下几条答复：
与我们在哈勒哈河作战的日军士兵训练不错，特别是近战。他们守纪律，执行命令坚决，作战顽强，特别是防御战。下面指挥人员受过很好的训练，作战异常顽强。下级指挥人员一般不会投降，“剖腹”自杀时毫不迟疑。军官，特别是中高级军官，训练差，主动性差，习惯于墨守成规。至于日军的技术装备，我认为是落后的。日军的坦克相当于我们的MC-1式坦克，非常落后，武器很差，最大行程小。我们的炮兵在各个方面都比日军的优越，特别是在射击方面。
最后，朱可夫的结论是，“我们的部队整个地说比日军强得多”。而他所说的MC—1式坦克在苏军中服役的时间主要是在20年代末，换言之，苏、日两军的坦克有10年的代差。
事实上，在哈勒欣河战役之前的1938年7、8月间，苏、日间在哈桑湖地区(中方称张高峰地区)也曾有一次冲突，亦以日军失败告终。但遗憾的是，指挥此战的苏联元帅布柳赫尔(中国称加伦将军，1889—1938年)因死于大清洗而未留下对日军的评述。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的生死国运主要维系于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的航母搏杀、海空大战。日军陆军，无论那一个战区，或关东军，或中国派遣军，或南方军，其基本状态到1945年8月战败前夕，实际上并未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
二、别洛鲍罗多夫：“(日军)落后于时代的要求”
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三个方面军(后贝加尔方面军、远东第2方面军、远东第1方面军)174万人，从西、北、东三个方向同时向盘踞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起了向心突击，交战仅10天左右后者即告全灭，8万多人被击毙，59.4万余人被俘。由别洛鲍罗多夫(1903—1990年)上将担任司令员的红旗第1集团军在远东第1方面军编成内，从中苏边境的绥芬河方向一直打到了哈尔滨。《突向哈尔滨》便是他指挥此次战事的回忆录。
别洛鲍罗多夫虽然承认关东军是“强大集团”，“绝不可称为之弱敌”，“是日本武装力量中编制最大、装备最精良的军团；此外，还有永久性防御设施”，但是在更为强大的苏军面前，“所有这一切就像一座纸糊的房子，在进攻战役的十天之内便土崩瓦解了”。他进而指出，关东军事先在沿中苏和中蒙整个边界的关键地段构筑了17个强固的筑垒地域，长达800公里，其间共有4500个永备火力点。他们预想苏军部队在通过筑垒地域和复杂地形时人员和技术兵器会遭受迟滞和重大损失，然后日军就可以在有利的状态实施有力的反突击，并乘胜攻入苏境。
但是，“所有他们过去习以为常的作战观念以及日军多年来在中国、缅甸、太平洋和其他地区获得的实践经验，在与苏军的初战中即告完全无效”。因为经过苏德战争高速度、大纵深战役洗礼的“苏联军队在进攻战役中积累的大量经验”，而这种经验正是日军所缺乏的，具体来说，“指的是坦克军和炮兵的大规模深远机动、步兵的摩托化、炮兵的大量集中(突破炮兵军)和炮兵的机动(反坦克炮兵旅)等。特别是，日军并未碰到过真正的对手，以致必须认真地重新考虑己军的组织结构和指挥方法。其步兵师团直到一九四五年仍然庞大而不灵活，编制为二万五千至三万人(也就是说，大致相当于我由三个师编成的军)。炮兵不论在技术方面，还是在战斗训练，包括反坦克训练方面，都落后于时代的要求。坦克也是这样。日本将军们极力弥补这些缺陷，开始匆忙地采取各种组织措施，包括把师团一“劈”为二，希望它变得比较灵活和便于指挥。日军传统的对单兵训练的倚重曾获得实际的效果，但是，却消磨了士兵的主动性。普通士兵习惯于尊崇所有职阶高于自己的人，从天皇起直至军曹。他们听话，执行命令极为勤勉。但是在战斗中，他们却不善于，也不想为大胆的决定承担责任。初、中级指挥人员也有这种毛病”。
虽然日本陆军在以往遇到低技术的对手时，凭借其士兵的勇敢精神和拼刺技术，常常表现得绰绰有余，得心应手，但一旦面对高技术的苏联军队，尤其是每昼夜能够快速推进80公里、火力威猛的苏军坦克部队时，却难以适应，“就在苏军进攻的第二、三天，日军方面军和军一级的司令部就失掉了对下属部队的控制，到战役第一周结束时，灾难和彻底覆灭已成定局，整个关东军变成了被分割成一群群和散布在广大地区内的乌合之众”。关东军第5军司令官清水规矩中将在被俘后曾向别洛鲍罗多夫上将承认，“我们没有料到俄国军队会穿越原始森林，也没有料到这样强大的兵力会在难以通行的地区出现。你们的推进迅雷不及掩耳，我们来不及好好组织防御”。
有鉴于此，日军不得不大规模地采用非常规的“神风”式的特攻战术，“特攻队员象毒蛇一样从周围爬向坦克”，试图阻止苏军快速部队突向己方腹地。别洛鲍罗多夫为此花费了不少笔墨描述这种拼命、蛮干而又无奈、无用的战法。
例如：师团、联队司令部都组建了神风队，每个营和连中都有。我们的坦克成了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特攻队员通常成链锁状配置于山道上，沿道路部署，躲藏在良好伪装的狭深散兵坑中。当坦克接近时，他们或是用绳子把装有地雷的旧弹箱或其他什么不起眼的东西从道路彼侧拽到路上，或是用长杆子把地雷推到履带下面，或是周身捆上炸药，扑向车底……幸亏搭载兵十分警惕，消灭了日军特攻队员……然而，还是应当指出，在满洲战役中，我坦克遭受的最大损失，不是由于地雷场，也不是由于炮兵的射击，而正是由于这些特攻队的行动。又如：身穿黄绿色军装的日本兵从路沟中、从伪装的“狸穴”中蜂拥而出。他们被脖子上吊挂的地雷和药包压得弓腰曲背，一溜歪斜地奔向坦克。坦克搭载兵用冲锋枪抵近射击，向敌军投掷手榴弹。坦克机枪的扫射将日军特攻队员一排排撂倒，顷刻之间，河谷内就横七竖八地躺下了数百具尸体。然而，一批又一批的特工队员不断从洞穴中、石缝中和土丘后冒出来，直扑坦克车底。日军火炮和机枪发狂似的吼叫着，全然不顾子弹和弹片同时给双方造成杀伤，坦克周围已经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还有：敌军特攻队利用夜暗再次爬向战车，企图向车上投掷燃烧手榴弹(形状象瓶子，内装混合燃料，外壳是金属的)。密集的机枪火力把日军特攻队员压倒在地上，冲向坦克的特攻队员，则被实施掩护的坦克兵们消灭。
这种赌博、侥幸式的“奇袭”，除了带来己方人员的大量损失外，根本无法改变大局。为此，关东军第5军参谋长河越重贞少将在被俘向别洛鲍罗多夫上将坦白：“我们落后于时代的要求。这些您都看见了，也是了解的。可是有人仍然继续大声疾呼，强调说，日本的一个师团就其战斗素养而论，相当于三个德国步兵师和六个美国步兵师。我们的一个师团有二万五千人，而其炮兵……还是三十年代的水平。”
三、弗诺特钦科：“日军实际上没有现代战争的经验”
指挥、参与过解放中国东北的苏联元帅华西列夫斯基(1895—1975年)、梅列茨科夫(1897—1968年)，和苏军大将什捷缅科(1907—1976年)等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均开辟专章涉及1945年的“满洲之役”，但相对而言，主要限于泛泛而论的战略层面，缺少细致、直观、真切的战役评述，故而在此就不一一枚举了。相对而言，苏联军事史学家弗诺特钦科在《远东的胜利》一书中对日本关东军的诸多特征倒是有比较精确的归纳：
在质量上，日军远远弱于苏联武装力量。日军的技术兵器是不完备的。例如，没有重型坦克，中型坦克则是老式车辆(装甲厚度20毫米，一门57毫米火炮和两挺机枪)。部队中没有自动枪和火箭炮，飞机也都是各种类型的旧式飞机。敌人企图建立“固若金汤”的防御地区，成立“特别攻击队”，以期弥补技术兵器的薄弱，但以后的战斗进程表明，这些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日军的组织编制也不完善。步兵师团显得臃肿，难于指挥，没有足够的现代化技术兵器和运输工具。日军实际上没有现代战争的经验。同国民党军队的所谓“战争”和太平洋上的战斗冲昏了日本鬼子的头脑，他们自信已经掌握了现代化战争的经验。以后的战斗行动暴露了日军其他一些弱点，如指挥不够稳定，士兵缺乏主动性，害怕暴露翼侧，畏惧我军使用坦克、火箭炮、冲锋枪等现代化战斗技术装备。
为什么日本在日俄战争胜利之后仅仅30多年，其陆军就和苏联红军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距呢?直接来看，是因为苏联自完成两个五年计划(1928至1932年，1933至1937年)后，国力已雄居世界，且极为重视陆军建设，每年军费达几十亿甚至上百亿卢布(1卢布约折合0.8日元)。一年之中，仅远东红军经费就几乎与日本全部军费相等。
但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日本陆军的总体建设自日俄战争以后出现了停滞的趋势，到30年代已成落伍之状。而其内在的动因可归结为如下几条：其一，受之于甲午、日俄战争猛冲猛打的胜利经验，日本陆军出现了唯意志论的倾向，刻意扩大人的体力和精神力在战斗力中的比重，迷恋于白刃格斗，相应地贬低武器、技术的作用和效能；其二，由于日军缺乏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实战体验，因而对坦克、飞机等先进兵器的出现导致的战争形态的变革认识不足，对进入总体战时代后后勤占据的绝对地位亦颇为漠视；其三，在列强之中，日本国力偏弱，难以同时支持陆、海两军的现代化建设，而为了建立一支与美国相抗衡的海军，不得不长年割舍陆军军费，尤其是为了要建造大量的海军舰艇，总是被迫大幅度地挤占陆军用钢；其四，由于长期与弱敌交战，并每次都能轻易地取得重大战果，故而自以为已无敌天下，于是在心理上放松了实现陆军现代化的紧迫感。具体就坦克兵种的建设而言，在硬件方面，主要是囿于本国汽车工业和钢铁工业的弱小，因此也绝难有强大的坦克工业；在软件方面，则是对当时欧美强国兴起的集群使用坦克的新战法反应冷淡。
世界军事历史已不止一次地证明了，胜利者和失败者，领先者和落后者，常常是可以相互转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