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一所高中的学子正在埋头苦读。（视觉中国 图）
“社会时钟”“内卷”“紧绷感”“本来应该从从容容游刃有余，现在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如果对近几年的流行词汇进行一个分析，或许可以发现，它们都与“时间”有关：我们似乎总是觉得时间太少、流逝速度太快，而别人看似就可以游刃有余、很好地管理时间。
“为什么我这么慢？”这也是许玲玲在30岁时的困惑。
彼时，她在剑桥大学读博士一年级，一次聚餐时，一位23岁就已读到博二的医学生K一直在打探许玲玲的年龄。许玲玲被逼无奈，说，30岁。这位博士生撂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走了。
许玲玲现在是杜伦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在很长时间里，这个小小的片段经常在她的脑海里浮现，她时常自我怀疑，“为什么我这么老了，还一事无成？”
从研究跨地区接受教育的学生出发，许玲玲逐渐发现，“时间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老话并不完全正确。如同物质财富一样，时间在不同阶层中的分布并不均质，并作为一种无形的财富在代际之间传承：出身寒门之子，会将大量的时间用来补偿他们的家庭，这不仅减少了他们可供自身使用的时间，更会让他们为了急于赚钱而放弃个体更长远的规划。相反，有家庭托底的孩子，可以更从容地利用时间，也更有资源规划对自己有利的未来。
K之所以可以二十多岁读博，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所享受的时间财富：K出身于医学世家，家人都是剑桥校友，他自己也是一名白人男性，毕业于精英私校，英语是母语。而许玲玲出身于中国农村，来到剑桥大学读书之前，她先工作了五年，替家里还清债务。
实际上，K只是许玲玲遭遇的很多例子之一。在顶尖学府中，许多人都来自非常优越的背景。有一次，她被邀请去和剑桥的院士们一起吃饭，吃饭时，许玲玲发现，同桌人的父母中，许多是外交官、大学教授、投行经理。当问到许玲玲时，她特别窘迫，不知道如何对他们说，“我父母是卖水果的”。
在个体的生命历程中，拥有的时间财富会在很早期就分轨。许玲玲回忆起自己小时候，父亲去镇上的新华书店买了一本书，她两个小时就看完了，于是央求父亲再买一本。爸爸呛她：“我怎么有钱？你怎么可以读得这么快？”2017年，许玲玲去到同样身为学者的丈夫家里时，她惊叹于他的藏书量，直到那时，许玲玲才意识到，儿时的很长时间里，自己一本书都没有，“这样的家庭环境也在规划你的时间，你不配拥有看书的闲暇，所有的暑假都应该去打工赚钱”。
在研究过程中，许玲玲遇到了许多有着相似困境的人。他们已经几乎榨干了每一滴时间，但依旧经常苦恼于时间不够用、没有做好时间管理。另一方面，富裕家庭的孩子即使绕了弯路、浪费了时间，也依旧可以动用自己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时间财富，拉齐潜在的差距。
在许玲玲看来，对处于“时间贫困”的个体而言，重要的是意识到“走得慢”并非个人的失败，而是结构性的时间不平等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可以尽可能多了解信息，做知情的决策（informed decision），并寻找既有时间架构下的“财富加速器（wealth accelerator）”。许玲玲举例，比如懂阿拉伯语、了解当地文化的人，利用TikTok有针对性地对中东市场进行直播带货，便是利用了国际层面的财富加速器。
许玲玲的第一个博士生是一名60岁出头的女性。她本身也在英国一所高校任职，有三个孩子，大孩子比许玲玲还大。她对许玲玲说，教育社会学和她自身的专业并不相关，读博纯粹是为了弄清一个她特别好奇的课题。博士毕业时，这位学生也退休了。这个博士生的经历让许玲玲很受触动，“原来可以存在这种多元的、非线性的时间架构来允许自由选择你的生活节奏，而不会被贴上一个失败的标签”。
许玲玲是杜伦大学教育学院的副教授，出版了著作《时间继承者：时间不平等如何塑造中国高等教育流动性》。（受访者供图）
时间就像赛道上的燃料箱
南方周末：在你的研究中，出身相对普通的孩子似乎对原生家庭一直有一种“亏欠感”，因此总是想努力补偿家庭。这种亏欠感是如何形成的？
许玲玲：在资源匮乏的家庭中，为了支持一个孩子的教育，父母需要做出巨大的牺牲，把所有的资源都放在这个孩子身上。甚至有些多子女的家庭里面，要兄弟姐妹辍学去打工，才能为一个孩子提供教育。
这种巨大的家庭牺牲其实是不需要言表的，在日积月累的过程中，会自然传递给可以接受教育的孩子。他们感到沉重的情感负债，需要用他们未来的劳动时间，通过金钱、情感来偿还。
有些家庭会提前启动“债务催收”的阶段。我有两个研究对象，梦和苏，苏刚读大学的时候，她的爸爸就不停地写信，找她要钱。苏刚刚上大一，一个人从农村去到北京，什么都不懂，奖学金大部分给家里了，所以苏跟父亲有很多的争执，到大二大三的时候确诊抑郁症。梦也一样，她的父亲做小生意老是亏本，经常找她要钱。博士毕业之后，她仍然每晚做噩梦，梦到她的爸爸来要钱。
南方周末：这种亏欠感会给孩子日后的发展带来什么影响？
许玲玲：除去长期的精神健康方面的影响，这种亏欠感对于个体的发展也是决定性的：他们会倾向于选择能带来即时收入的一些短期决策，牺牲长期的发展，导致做一些“自我毁灭性”的决定。
我的一位采访对象蛟来自农村，高中时成绩优异，高考成绩可以选北大或清华中任意一所学校，但他因为家境贫困，觉得负担不起一年的军训，放弃了去清北的机会，读了一所“双非”大学。另外一位采访对象是一名外科医生，已经退休好几年了，今年我又见了他一次，他还在努力工作，他觉得他是不配休息的，这种感觉持续了他整个人生。
南方周末：这也让我想起最近经常谈到的“配得感”，似乎许多人都是配得感非常弱，觉得自己不配得到爱，不配得到休息。这也有一种阶层上的差异吗？
许玲玲：大家好像都在声称自己配得感弱，但是背后存在很多结构性的区别。我们可以将时间想象成赛道上的燃料箱，当你从上一辈那里继承了许多时间财富（banked time）的话，你就像是一个装满了高质量、高标号汽油的巨型油箱，作为这样的时间继承者，你在起跑时就已经拥有巨大的续航能力和加速度。
可能你平时也会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从容地选择去旅游、去兜圈子、去探索。中途发现走错路，也可以立即止损退赛，因为你的燃料是充足的，你的时间安全感是极高的，你的配得感自然更强。
相反，当你承担了许多时间债务（borrowed time）时，就像一个快要空了的油箱，你被迫不断为这个油箱加注劣质的汽油。生存的紧迫感让你必须专注于眼前的路程，根本就没有余裕去思考长期的规划。因为燃料随时可能耗尽，被困在原地，循环往复。
剑桥大学的学生骑车经过国王学院。（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中，除了部分学生之外，考上高中的学生都必须经历高考。这是否意味着在他们18岁之前，时间的不公平分配暂时不显形，因为大家都忙于复习？
许玲玲：时间的不公平分配在18岁之前不仅存在，而且是持续深刻地作用，只是在高考复习的这种表面的同质化之下被遮蔽了。第一个方面就是资源累积的差异，户口制度导致的城乡差异造成了地区间的时间不平等，农村孩子、非一线城市的孩子，他们从出生起已经处于时间负债的状态，他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补上这种资源上的劣势。
第二，优势家庭的父母会提供有前瞻性的规划和指导，这是一种信息上的时间财富。比如一些青年作家，他们的父母从小提供文学资源，让他们可以沉浸式地发展写作能力，又会替他们寻找种种渠道发表，将自身的文化资本转化为下一代的文化资本。我的一位采访对象叫易，他是北京人，家里很有钱，妈妈有博士学位，爸爸有一家地产公司。高考时，易没能考上理想的大学，去了另一所也很好的学校，但是不到一年就辍学了，他说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也不喜欢学校的教学方式，所以他就拿他的高考成绩去申请了澳大利亚的一所精英高校。
18岁之前的结构性的区别，其实都会在决策的时候显形。比如在高考择校时，很多农村背景，甚至有些城市低收入家庭的孩子，由于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差异，可能在志愿填报时犯错。虽然大家都在复习，但是家庭资源和制度的结构事实上决定了他们对于机会的想象的空间、决策时的从容度，以及能否拥有时间的这种空间去试错。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个体的时间观念与阶层是强关联的——富裕人家的孩子对时间似乎更加游刃有余，而相对更为贫穷的孩子则一直有紧迫感。是否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个体时间观念的形成？
许玲玲：除去个体家庭的层面，还受到国家和国际层面的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英国，在国家层面有很多的不公平，伦敦就像是把整个英国的资源都吸收了，其他地方的资源相对来说很少。在中国，不仅是城市户口，还有一线城市的户口，你享有的教育、就业等资源，产生出巨大的时间红利，对于农村出生的孩子来说，他们是需要花更多的时间来弥补的。
国际层面来说，西方英语国家占据了全球的文化霸权，掌握流利的英语和拥有国际精英学位是一种时间优势，它能够帮助这些国家的学生节省找工作和升职的时间。如果你是白人男性的话，你跟有色人种所能获得的机遇和资源也很不一样的。
另外，还有性别层面的时间不公平。在许多留守儿童的家庭中，女孩子可以花在学习上的时间相对更少，因为她要做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上学时，“女生学不好理科”的刻板印象则让女性能够选择的学科更少，这也减少了她们日后的工作机会。另外，社会对于女性的各种规训，比如女性要化妆、护肤、健身，这些都需要很多时间和金钱的投入。
“社会时钟”是一种压迫性的时间架构
南方周末：前两年，“松弛感”是经常被讨论的一种现象，意思是遇到任何事情都游刃有余、不慌不忙，这也成为大家追求的一种状态。这种“松弛感”，是对所谓“内卷”的一种反弹或质疑吗？
许玲玲：这种追求所谓的松弛感，好像也成为了内卷的一种赛道，互相比较“你比我松弛”。松弛感也是建立在时间财富的基础上。松弛感这个说法来自于一个例子：有一家人出游，小孩因为证件过期无法上飞机，他们就很松弛地说没事，妈妈和孩子回家，其他人继续登机；行李又都挂在妈妈的机票下，于是他们把行李全部邮寄到目的地。
但是假想一下，如果你是坐这趟飞机参加一个面试，没有这个面试的话，你就没有钱可以挣，那你会怎么办？所以这种所谓的松弛感，背后是某种时间、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不公平。
南方周末：我们经常谈论“社会时钟”，大家都唯恐自己没赶上特定年龄的“班车”。你曾经在中国内地、香港和英国工作和生活过，在你的观察中，我们为何会对年龄如此重视？
许玲玲：我在香港的时候，从开始工作起就一直收到“红色炸弹”，老是要去参加同事的婚礼，整个氛围也是一直告诉我赶快找男朋友，赶快结婚，所以我在香港时是很焦虑的。但是来英国读书时，我整个人放松了。首先那里没有一个人认识我，我想干什么都可以，穿什么衣服都可以。另外，没有人会讨论你结婚了没有，什么时候生孩子。People don' t care。这种主观的感觉是具有巨大的差别的。
我认为年龄焦虑并不是我们所特有的，但是在我们的语境中被强化了。“社会时钟”是一种压迫性的时间架构(temporal structure)。我们推崇一个线性的发展，认为快和早是成功的唯一标准。
这种架构规定了你在什么年龄应该完成什么事，比如说高中不可以谈恋爱，大学可以谈但是不可以太多，一旦大学毕业，你马上要结婚生子。在工作上，就会体现为35岁或者40岁是职场和科研的年龄坎，现在有一些甚至提前到30岁。这种价值标准会让人们唯恐自己落后，从而陷入自我的苛责中。那么，对因为时间负债而延迟学术发展的农村背景或者女性的学者，这就构成了某种结构性的不公平。
所以，我们意识到时间的继承性就是一剂解毒良药，它可以帮助我们停止自我苛责，意识到“我所承受的羞愧和焦虑并非个人失败所致，而是结构性的时间不平等”，继而做出一些知情的决策，并尝试建立更加多元的、非线性的时间架构。
2025年11月，韩国首尔钟路区，在成均馆大学结束2026学年度高考的考生走出考场。（视觉中国 图）
南方周末：书中例子让我想起了邻国韩国，那里也对追逐时间有着强烈执念，同时，他们高度崇尚新自由主义：如果你没做好，那肯定是因为你不够努力、没有更好地安排时间。在你看来，对时间的执念和新自由主义的关系是什么样的？
许玲玲：对于时间的执念和优绩主义的叙事是紧密相关的，而优绩主义正是新自由主义话语的核心体现。
第一点就是个人归因。新自由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你的成就完全是你个人的能力和努力，你的失败也完全是你个人的懒惰和能力的不足。这种逻辑下，富裕家庭的孩子会将自己的成功归因于自己的努力，从而意识不到他们继承的时间优势。像K的例子，英语是他的母语，但是他仍然会觉得“我认识这么多词，我很优秀，许玲玲你居然不认识这个”。
另外一个导致的就是隐形的暴力，这种观念会迫使劣势的时间继承者将自己的时间贫困内化为个人的失败。我当时面对K的嘲笑时，内心会觉得“我太慢了，我不行”，然后长期陷入自我的苛责和羞愧当中。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我很长一段时间是很憎恨我自己的。但实际上，我们必须付出比别人多一倍甚至两倍的时间，才能换来同等的成就。
我前段时间在韩国首尔国立大学做了一个讲座，我了解到，其实现在韩国政府也有一些政策在推进，比如给来到韩国的移民一年的时间，韩国政府资助他们去学习韩语，这样他们可以在找工作的时候更有竞争力。
南方周末：你在书中也提到了作为女性所承受的多重束缚：在女性努力实现阶层跃迁的同时，她们又被社会期待承担更多的家庭角色，因此更加容易感受到时间的匮乏。这样的女性可以做些什么？
许玲玲：女性从出生就开始继承与男性不同的时间的质和量。我想对这些正在努力实现跃迁的女性说，首先你的时间匮乏感和窒息感并非个人的失败，而是结构性的压迫，源于你们承担的无偿的家庭劳动、情绪劳动以及职场上的生育惩罚，你们需要付出比男性多很多倍的时间去争取同样的机会。
第二，你配得拥有自己的时间的主体性。在父权制的时间架构里，女性的时间通常被蚕食和异化。比如《出走的决心》中，女主角李红的故事就展示了在漫长的一生中，女性的时间是如何被不断的等待和牺牲掉的，而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尽可能拒绝这样的等待和牺牲。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去构建一个社群，相互分享资源和支持，共同去寻求可能的时间财富加速器。
《出走的决心》剧照。（资料图）
间隔年是一种特权
南方周末：面对社会时钟带来的压力，有些年轻人选择裸辞、去大理旅居、冥想等。在你看来，这会解决社会时钟带来的焦虑吗？
许玲玲：如果年轻人做着一份不喜欢的工作，收入又不高，有一段时间可以去松一口气，其实也是好的。这样做虽然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是可以创造一些更加多元的时间叙事，探索一些不同的可能性。
现在我的观察是，这还是属于比较少数人的事情。我们还是要记得“燃料箱”的比喻，可以去大理旅居的年轻人至少是有一些经济资本的，很多人可能连这样子的机会或者时间也没有。架构的力量还是非常的强大。
南方周末：你的研究不仅关于时间的不平等，也是这种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拥有更少时间的人，没有精力和资源去思考如何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人生规划，因此会被困在既有的模式中循环往复。这个事实很令人沮丧，作为个体，是否有可以打破这个恶性循环的方式？
许玲玲：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和麦克·萨维奇（Mike Savage）都说过，社会结构的力量和个人能动性的比例是6:1，社会结构占6分，个体能动性只占1分。如果一个普通人，榨干了时间，但没有找到时间财富加速器，那怎么办呢？可能就是穷尽一生，也没有翻身的机会。
但这也并不是一个机械性的决定论，我们还是有一分的可能性去打破这种时间的困局。作为个体，知道了时间架构的不公平后，我们可以分析自己的位置，更有效地识别和利用潜在的时间财富加速器。
当然，我也希望优势的时间继承者在了解了自己的优势之后，会更有同理心，更有动力去好好利用自己的优势，将其去贡献给你的社群，用你优势资源帮助到更多的人。
南方周末：在蛟的例子中，他后来通过自己的努力，一路成长为一名知名学者。此时回望曾经的打工经历，他觉得这些经历是“值得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于时间的价值观是否也被社会定义，富裕阶层更加有资格将一段时间定义为“有用”？
许玲玲：比如说“间隔年”，这最初是给欧美国家中产阶级孩子的“时间礼物”。考完英国的A Level（类似于中国的高考）后，孩子先花一年时间去全球旅游、做义工再去读大学。这样很大程度能增长他的见识，扩充交际圈，积攒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后面再来上大学的时候，他会游刃有余，他会与众不同，与其他人形成一种“区隔（distinction）”。这种间隔年实质上是城市中产或富裕家庭的特权，允许他们在没有收入或回报的情况下进行自由的探索，我们的社会也倾向于认为这样的时间是非常有用的。
但是对于劣势阶层的孩子来说，根本没有时间资源让你花一年的时间去全球旅游。如果你一年不上学，如果你花时间在没有即时回报的事情上，那你会被别人甚至自己认为是游手好闲、无所事事。
南方周末：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到曾经或许接触不到的内容，比如在高考志愿填报方面，自媒体博主张雪峰的一些咨询建议被广泛传播，似乎书中的一些信息差带来的“时间差”也被拉齐了。你是否有类似的观察？还是说，这会造成时间的进一步的不平等？
许玲玲：社交媒体其实有潜能去打破一些传统的壁垒。比如说，学术界是一个很有排他性的场域，但是在社交媒体上，你作为一个学术小白，或者一个家庭背景比较劣势的孩子，都可以直接去认识一些权威的专家和学者，获取最新的学术资讯。这样能够帮助你节省时间和精力。
但是不得不强调的是，我们仍然需要有资源和辨别能力，对社交媒体上林林总总的资讯和建议做出筛选和分析。张雪峰自己也推出了高考志愿填报的套餐服务，有的套餐价格高昂，高达万元以上，其实很多的家庭是很难负担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