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官疗愈、时空联结与情感想象：青年群体手绘地图实践研究

在诺曼·思罗尔（Norman J. W. Thrower）看来，地图是传播媒介中一个特定组成部分，它不仅是一种工具，还是一种文化和社会的反映（思罗尔，2008/2016：7）。在这个意义上，地图的制作和使用一方面受文化和社会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过来塑造着文化和社会的某种面貌。从媒介的视角看，无论人类的原始年代还是当下的数字时代，地图一直都作为一种交流媒介而存在。随着新技术与新工艺的发展，地图的物质形态也不断更新。从岩画地图到数字导航地图，人们不断将周围世界的直观形态整理为越来越抽象的理性系统，创造出一系列类似于地图这样的有规则的符号，并遵循这种符号规则去认识世界、表现世界（俞连笙，1998）。然而，地图的高度抽象化和数字化，也让人们越来越受困于地图的功能性结构：快速定位、最短路线、语音导航，效率和目的地成为人们目光的落脚点，而地图的物质属性及其与人类身体的触摸（眼光的、触觉的）互动，则越来越在智能技术的包裹中消失殆尽。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很多城市青年群体中，燃起了手绘艺术的热潮。各地还借此东风纷纷发布手绘地图，用生动的画风介绍当地旅游资源。截至2024年11月，在小红书等社交媒体平台上，手绘地图的相关话题超过10万余篇。豆瓣、小红书等平台还形成了多个手绘地图兴趣小组和相关社群，微博上有关“手绘地图”的话题阅读量也有上百万次。

本文所关注的青年群体使用和制作手绘地图实践，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计算机软件制作，通常色彩鲜明、生动立体，用来展示景观文化，它既包括数字导览地图，也包括纸质游览地图；另外一种则是青年群体根据喜好和需求，用笔和颜料绘制的地图。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互联网在塑造人类日常生活虚拟性存在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物”的回归与想象，以及对于可触摸的工具充满怀旧纪念的情感。由此，电子媒介和可触摸的装置艺术，构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琼斯，2010/2019：83-84）。作为一种独特的可触摸的艺术装置与物质存在，手绘地图使得城市与地方变得可见，这种可见性形塑了青年群体对城市地方的独特认知（Awan & Nishat，2016），让他们在绘制和日常使用中建构着自身的文化与情感。同时，不论是手绘地图中纸张的纹理与鲜艳线条，抑或是立体式景观的呈现和语音讲解，都让青年的身体感官趋于完整性回归，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他们的感官“再造”。

近年来，随着物质性转向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兴起，媒介研究中与“物”或“物质”相关的维度得到了更多强调。这可能是因为我们身处其间的社会与文化，一如既往为林林总总的有形物质所型构（章戈浩，张磊，2019）。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媒介具备物质性与社会性两种特质，因此作为物质性存在的技术物同样拥有“特定的能动性”。他强调主体存在于各种物之间，是一种作为“关系”的物质性（Latour，1994）。德布雷（Régis Debray）也关注物质“材料”和“精神”的连接，内部和外部相互交替的互动（德布雷，2000/2014：73）。由此也可以理解为，媒介的物质性关注的焦点并非习惯上被当作客体的物质本身，而是物与人的主客体间性和关系性的存在（胡翼青，张婧妍，2022）。

毋庸置疑，媒介的物质实体影响着媒介实践。从载体的角度看，媒介物“不仅影响媒介传递的方式，而且会影响媒介的一切”。从使用者的角度观察，媒介物能够勾连使用者记忆的想象，使得行动者每一个记忆的行为在物质方面都被塑造或重构（Ganesan，2023）。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站在“物质性”的视角重新审视媒介，它不再被视为信息的附属品，而是成为嵌入人类生活世界的全新行动者，人与各类媒介物携手共进的时空场景成为可能（束开荣，2024）。

同时，媒介物质性的研究，也强调人对物质世界的感知与体验。因为物质性“产生于人们对痕迹进行把握和指认的过程”，只有通过各种人的感知的痕迹才能窥见“它何以成为此物”（Krämer，2015：177）。由此可以说，媒介物质性的生产与实践，总是需要依靠人的感官去感知去体验，人们也借由媒介的镜像实现了自我的感知和认同，媒介物质性不仅是对人的感官知觉的延伸，而且嵌入到社会和文化结构之中（郭小安，2021）。

随着本世纪智能技术的发展，人类的感官不断受到各种新型技术的塑造（孙玮，2019）。比如虚实融合技术带来了人的深度沉浸体验。通过动态环境建模、三维图形生成、立体显示与传感等技术，能够全面整合、延伸人的感官系统，以实现身临其境的沉浸式效果。各种VR新闻、新闻游戏、播客新闻等新兴的新闻形态，触发和调动了人的多重感官，从而激发用户的身体感官参与。

可以说，当今时代的普通人对如火如荼的“感官革命”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但就具体的研究而言，当下的重点往往聚焦于智能技术对于感官的重塑，却忽视了智能媒介的过度使用所造成的感官回避和感官不平衡的问题。例如触觉作为最难以被数字技术规训的感官，经常会以反弹或抵抗的姿态在日常生活中加以显现（卞冬磊，2024）。与此同时，既往研究往往聚焦于智能媒介的物质性实践，强调媒介技术的可供性，却忽略了在此过程中个体的主观感知与体验，更甚少关注“低技术媒介”如何嵌入个体日常生活之中。

沿着上述思路，手绘地图之所以作为媒介物介入当代青年的日常生活实践，不仅在于质料的可触性，更在于通过这种质料所达成的身体感官的打开与平衡，是一种联结青年感知与城市界面之间的“减速”媒介与“低技术媒介”，它为青年群体带来了丰富的文化实践。青年群体手绘地图的物质性实践，并非仅仅是技术赋予的功能，并且还是自身通过“绘制–使用–调节–记忆”不断赋予意义的动态过程。由此，聚焦居间于青年身体与城市想象的手绘地图实践，本文尝试探究以下问题：手绘地图如何使得城市青年获得了数字世界之外更为多元的感官体验？在此基础上，青年又是如何展开减速实践与空间想象，进而建立与城市记忆、在地化的情感联结的？

为回应上述问题，本文主要采用了参与式观察、文本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笔者于2024年7月至2024年11月，在微博、小红书、豆瓣等社交媒体平台与手绘地图制作者展开互动交流，并加入豆瓣“城市地图”、“手绘地图”，小红书“手绘地图交流群”等兴趣小组进行观察体验。这些兴趣小组聚集了一群热衷于设计制作手绘地图的成员，他们通常会就手绘地图的设计、做工与实践展开讨论。通过筛选与归纳，我们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文本进行了解读与分析，同时还亲身学习与制作了若干景区手绘地图，以此作为辅助性经验资料，以便深度了解手绘地图的运作机制。

此外，我们还以注册用户的身份，于2024年6~7月、2024年10~11月、2025年4~5月开展了三轮调查，通过微博、小红书、抖音等社交媒体联系活跃的制图者，并在平台上发帖招募使用、制作和设计过手绘地图的用户进行访谈。在预调研阶段，我们发现手绘地图使用与绘画的群体大多是青年，且女性多于男性。本文访谈也体现了这一人口结构特征，19~35岁的青年人共计22位，男性7位，女性15位。在访谈的22位青年中，包括专业制作设计手绘地图人员、爱好设计手绘地图人员和使用手绘地图人员三类（见表1）。

手绘地图为青年群体带来了丰富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官体验，为青年艺术疗愈的实现提供了有效手段。同时，多感官的重塑不仅形成了青年对于城市的基础感知，更催生了青年“慢速旅行”的实践，继而让他们从数字普遍连接的状态中“抽身”出来。在慢节奏的感官体验中，青年人以自身为坐标感知城市空间、标注个性化地点、串联起专属路线，继而打破数字地图标准化框架，建立对城市地方的主体性认知，这种认知进一步凝结起城市记忆与个人记忆，由此青年与城市文化的记忆联结成为可能，最终实现了青年从城市“感知”到城市“归属”的深层联结。

（一）疗愈：手绘地图的感官体验与重塑

麦克卢汉指出：“技术的影响不是发生在意见和观念的层面上，而是要坚定不移、不可抗拒地改变人的感觉比率和感知模式。”（麦克卢汉，1964/2000：46）但不幸的是，媒介先把人的感官切割了，然后用技术去延伸，各自在各自的方向上延伸，由此它创造了一个感官分裂的、脱域的主体（孙玮，2023）。相对于数字地图的标准化生成和扁平化使用，手绘地图更能够展现城市的个性，它将青年群体的感官系统聚集、整合到了一起。M4表示：“手绘地图所呈现的整个画面看上去更符合景区的调性，仿佛是对实地场景活生生的再现。它的可视化程度更高，各个地方都很漂亮，让我感觉很精致和美观，更具有可观赏性和艺术气息。”手绘地图所展现的地理形象更加生动且富有艺术感，其绘制的场景是经过“精心修饰”和“仔细打造”的，融入了制图者的独特情感与想象。通过运用色彩、造型进行立体式的呈现，手绘地图在让城市景观更加逼真展现的同时，也将青年群体的感官体验代入其中。

手绘地图的形式不断迭代、丰富，成为个人感知、漫游、体验城市的新触媒，让青年群体能够更加直观“触及”城市的内在肌理与律动节奏。手绘地图往往是对某一城市局部区域（景区居多）的描摹，所呈现的信息一般更为具体和详细，比如针对景点的地图会标注开放时间、活动安排、特别推荐美食等，有的还配有个性化推荐、图文欣赏等功能，宛如一幅艺术的画卷。如此呈现调动了青年群体的视觉、嗅觉、触觉、听觉等多感官系统，让他们快速了解景点和活动信息的同时，更加“近”距离地“感受”自然与风景。

有些针对特定感官的城市地图更能吸引青年群体的注意，如城市气味地图、城市声音地图等。在西湖声音打卡地图里，西湖景区中的溪水声、瀑布声、竹林风声、知了叫声、荷叶上的水声都一一标明，让使用者的听觉与行走移动发生连接，也成为他们感知外部环境的方法与途径。W13谈到自己曾经绘画过城市气味地图的经历：“里面包含了城市商业街的种种气味，如建筑工地里的石灰粉尘、菜市场里腐烂的菜叶、街边瓷砖缝隙的青苔……绘制成气味地图，纯粹收集这个城市给我的嗅觉感观，变成抽象的色彩图片，最终形成一个独特的空间。”对于城市气味的可视化、可触化感知，也让使用者重新审视平常被忽略的场所，这正如麦克卢汉所言，嗅觉“不仅是人最美妙的感官，而且也是最形象化的感官，因为和其他任何感官相比，它能完整地调动人的整个感官系统”（麦克卢汉，1964/2000：18）。

这些感观地图不仅显现着青年群体对一座城市具身式的独特理解，更表征了他们在数字时代追求身体感官体验协调发展的主体意识，这些体验让他们所感受到的不仅仅是悬浮于技术中的自我，还是一种始终与现实紧密链接的自我。

正因为可以做到对感官的整体性把握，手绘地图也成为青年群体放松身心、实现自我疗愈的有效手段。当代青年群体由于内外压力，内心往往充斥各种冲突、复杂情绪和自我矛盾，而手绘地图汇聚着物料、色彩、肌理质感，制作者通过增强纸张的物质形式和可触摸性，感受其肌理和重量，从而唤起参与者的“想象的感觉”和多种感官体验，能够帮助他们缓解焦虑和压力。在制作、使用手绘地图时，青年群体会全身心投入其中，将身体感官、城市旅行、地图绘制连结成一体，从而拓宽了人与物关系的想象边界。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曾写道：“绘画唤醒并极力提供的一种狂热，这种狂热就是视觉本身，因为看就是保持距离，因为绘画把这种怪异的拥有延伸到存在的所有方面：为了进入到绘画中，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让自己成为可见的。”（梅洛-庞蒂，1960/2007：42）正如W10所谈到的：“在画完手绘地图之后看到那种五颜六色就很有成就感，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记录情绪、心情的方式，相当于写生活日记，让我感到很放松。”这种手绘地图实践，让多元化的感知得以被表达和实践，从而在城市漫游中找到归属感与认同感。

（二）延展：手绘地图的时间减速与抵抗

相对于数字地图来说，手绘地图是一种“慢媒介”的形式，它让青年群体能够在“加速生活”中寻求一些“减速实践”。所谓“慢媒介”指的是人们从手机、电脑、网络等数字技术，回归到纸张、书籍、胶片等传统模拟技术，以传统技术之“慢”对抗数字技术之快（袁艳，2021），“慢媒介”的出现成为人逃避和反抗技术时间宰制的重要武器。特别是纸质版的手绘地图更能体现这一点，纸质手绘地图以其随身携带的可靠性、断联场景（如手机没电、国外语言不通）中的实用性，以及触觉体验的“真实感”赋予了青年不一样的媒介体验。

在使用过程中，纸质手绘地图赋予青年群体可触、可感、可欣赏的功能，其设计的物质形式超过了功能的意义，让技术不再时刻存在，赋予了青年群体“逃离”现实的时间感；让青年群体能够在加速的社会环境中“减速慢行”，在数字断连之后重新审视自身与世界连接的生活方式。青年不再仅仅关注地图的功能与效果，而且“感知”其“在场”，并欣赏其“设计形式”和“物质之美”（袁艳，2021）：

点开电子导航，它显示的乱七八糟、拗口地名会让我心态更乱、更害怕和慌张。而打开手绘地图，看到可爱画风，感觉像做任务、玩游戏，能让心态稳定下来，不再那么着急赶路，也不用管还有多久能够到达。（M7）

这种对时间节奏的改变，是青年群体对数字技术所塑造的快速时间感的抵抗，使他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片刻的宁静和舒缓，重新审视自己与时间的关系，按照自己的节奏去感受和理解城市。

在数字媒介时代各种连接“纷至沓来”，讲求效率给人们带来各种便利的同时，也让人类承受了社会“加速”无法承受之重，这一点在作为网络“原住民”的青年群体身上表现尤为明显。手绘地图的创作与使用，是青年群体实现短暂“数字断连”的一条路径：

画画时还是很专注的，比如画学校后门那条小吃街，就会回忆哪家店比较好吃，哪家奶茶店招牌是手绘的卡通熊。这些细节是自己的经验，愿意在哪个地方多停留就多停留，在手机地图上是看不到的。有时候画着画着，窗外的天从亮变到暗，才发现已经坐了三个小时，在此期间也不太会去看手机。（W11）

有时候在city walk的时候，自己会画一份简易的手绘草图。一般会按照自己的喜好规划好路线，能够让自己彻底远离手机，也远离一些烦恼和压力，看看路边的风景，让自己静下心来去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M6）

由此，手绘地图给青年群体扩展了享受“慢时光”的新空间。这种“慢时光”的珍贵之处，不仅在于让他们暂时逃离数字设备的干扰，更在于其亲手创造了媒介物，它的一笔一画皆凝聚着青年群体对城市的另一面想象，让他们能够从被数字技术禁锢的时间中短暂抽身，重新体验与编织生活本身。

在数字时代，很多青年人渴望从被数字包裹的生活中“解放”出来，通过减少对技术的依赖，让自己回归到更自然随性的交流和生活方式。通过感受纸张的质感、欣赏色彩的搭配，青年群体绘制使用地图的过程，就是让自己的感官体验到时间流速减缓的过程。W8表示：“身边朋友都在用各种导航 APP，走路都低头看手机，其实挺累的。我画手绘地图时必须放下手机，用眼睛观察、用手记笔记，这种不用被算法推着走的感觉，特别解压。现在社会节奏太快了，连旅行都像赶场子，手绘地图算是给自己留了个‘减速带’吧”。在绘制手绘地图的过程中，青年群体短暂地脱离了日常媒介网络与社交连接的压力，在地图上延伸出他们可供情感表达和文化展演的意义之所，并自我绘制出他们专属的青年文化叙事痕迹（吴炜华，黄珩，2024）。这个体验过程让青年人放慢生活节奏，享受当下，扩展了非线性的多元经验。

当然，使用手绘地图也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数字地图与抵抗数字化生活，慢速生活也不表示完全脱离现实世界，二者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处在紧密的“纠缠”关系中。一部分受访者表示，他们在旅行过程中会将数字导航与手绘地图结合起来使用：“景区手绘地图画得很清楚，景点位置和路线一目了然，我会拿着纸质地图边走边看，感受使用手绘地图所带来的乐趣与仪式感，但遇到岔路不确定方向时，还是会打开手机导航确认一下实时定位（W15）。”可见，青年群体并不排斥数字化生活，而是拒斥数字化对其生活的全方位殖民，在这个意义上，手绘地图为他们提供了另一种生活方式，让他们能够在技术理性与感性认知平衡中寻找到适合自身的道路。

（三）流动：手绘地图的空间再造与实践

移动和植入式媒介设备连同被扩展后的各类数字网络，将城市重造为媒介内容与网络连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媒介空间（麦夸尔，2016/2019：2-3），但是却造成了媒介塑造的虚拟空间与实体空间的疏离，这种疏离感不仅仅体现在虚拟与现实空间的剥离，也指涉着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冷漠”，让他们身处一种“共处而不交流”的状态。正如齐美尔所言：“最遥远的，变得不那么遥远。那么其代价就是，让先前较近的，变得更加遥远。”（Simmel，1978：475-476）在这种现实下，追求可触可感的现实空间和“附近”生活，在媒介化时代变成了越来越被珍视的价值。手绘地图是一种基于城市空间的创造性实践，青年群体借助手绘物件赋予城市空间更多的身体感受和人的温度。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情感和想象，对实体空间进行重新诠释和塑造。很多受访者表示，他们会根据需要来装饰独属于自己的手绘地图空间：“本来就比较喜欢做手账之类的小玩意，所以通常会在搜索到的手绘地图上添加一些属于自己的东西上去，然后做成属于自己的导航地图，感觉特别有成就感。”（W9）

空间不仅仅作为一种物理形态而存在，更是人类亲身实践的场所，在长时间的生活过程中，人类不断塑造与重塑场所的意义（王淑娇，2023）。手绘地图生成了独特的空间场所，在这个空间中，承载着青年群体对所绘之物的情感记忆，也镌刻着他们对城市富有个性的感知体验。W11表示：“之前在南京颐和路，一开始拿着手绘地图站在路口，发现地图上的方位和实际街景对不上，就下意识把地图转了个方向，让图上的街道和眼前的梧桐树对齐。后来每走到一个有特色的地方，就会在地图边上画个小符号，生成一条独属于自己的旅游路线。”在城市空间中穿行，手绘地图会被青年“以自我为中心”地读取。他们把自身作为参照点，不断调整手绘地图的空间，使其与周围实际看到的环境相匹配，从而更好地确定自己在地图上的位置以及与周边环境的关系，继而更好感知城市空间（Dickmann，2012）。

手绘地图者还会在地图上标注自己喜欢的小众景点、常去的咖啡店、具有特殊回忆的空间等地点，使这些地点转化为展现个人色彩的具象化标志，让地点不仅仅是城市中的标识，更成为个人的重要记号，是个人空间认知与感知的具象化呈现（张攀余，2021）。区别于数字地图的僵化与固定，手绘地图的地点往往是流动且灵活的，是专属于青年人自身的文化符号。W7在绘画青岛手绘地图时谈到：“去青岛玩的那次就自己DIY过手绘地图，比如大教堂和海水浴场等，把这些地点先按照地图上的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写出来，写出来以后再把地点串联到一块儿，串联了以后我再画一些周边的小细节，这样既能方便自己，也能增添旅行的欢乐。”

这种对空间的个性化建构，不仅增强了青年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也打破了数字地图所代表的统一、抽象的空间认知模式，可以视为对其所生成的标准化空间的一种另类抵抗。青年群体成为城市空间的积极“构建者”和“创造者”，通过对城市空间的亲身实践与制作手绘地图，从而形成对地方独特的空间感知、空间想象以及空间实践。青年的身体在此得以被激活，作为与世界相互作用过程中感知世界的媒介与枢纽，青年的身体穿梭于空间中，便拥有了感知空间的主动意识（姜山，2022）。

总之，手绘地图者的制图实践正逐渐从传统地理向“新地理”过渡，过往地理信息的消费者也逐渐向生产者、传播者转变。青年群体以个性化的方式重新诠释与再造这些空间地点，使之成为富含个人情感与意义的具象化表达。通过手绘地图，青年群体将个人的记忆、情感、想象等心理空间与城市的实体空间相互映射融合，创造出既反映地理现实又超越其上的独特叙事。而经由个性化再造的地点空间的生成过程，正是青年以媒介实践的方式参与地方意义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重新激活行动主体的地方性，让城市青年以特殊的方式、在特殊的地点构建自己的身份感与地方感，创造了城市中新的移动与生活方式。

（四）肌理：手绘地图的记忆书写与联结

城市被视为一种充满象征、意义、符号、价值、情感和记忆的场所。作为城市文创产品和周边的手绘地图，也代表着城市的文化IP和景观，很多城市都推出了展现自身文化和历史的手绘地图。青年群体通过使用手绘地图，去体验地图中的城市温度和人文故事，手绘地图不仅书写着城市的历史记忆，也勾连着青年群体对城市地方的个体记忆与情感：“我觉得手绘地图不仅承载着人们对特定景区的记忆，还融合了城市的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具备烟火气息，是一种独特的工具与艺术结合的形式，是融合了城市历史的地图。”（W3）

很多城市的文化手绘作品用一张地图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通过将城市历史文化事件和人物故事汇聚手绘地图之上，以漫画、图像的形式记录城市历史发展中的风云人物，串联起城市的“前生今世”。W15说：“手绘地图的独特之处在于能够呈现城市的文化，例如杭州的宋韵文化手绘地图，它将宋代相关的一些景点通过手绘地图的方式串联起来，如德寿宫、岳飞墓等，让人在参观的同时也能了解城市的历史文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手绘地图成为城市记忆的物质载体，也成为汇聚展现城市独特内涵和特殊意义的历史文化符号。相较于用枯燥的文字呈现历史，手绘地图所呈现的绘画与图像形式更加清晰、直观，也更容易引起青年群体的注意和兴趣。M6亦表示：“之前去湖北，那边手绘地图很有特色，描述了很多过去的城市历史文化，比如荆州的手绘地图就讲述了三国时期的历史，比如周瑜谋荆州、刘备借荆州、关羽大意失荆州等故事，感觉是像读一本历史书。”通过解读、使用手绘地图，青年群体可以形塑自己独特的城市记忆与文化脉络，导引并探寻城市的起源与发展。在此过程中，青年群体成为体验并赋予手绘地图特定意义的积极参与者，而这种意义主要通过他们的物质实践活动被激活（黄骏，2019）。

手绘地图不仅书写着城市文化记忆，也勾连青年与城市之间的记忆。对于青年个体而言，手绘地图作为一种媒介，不仅能够构建或调节记忆，而且自身也成为被记忆的对象；不仅引起一种怀旧或对过去的渴望，而且是过去和现在之间的一种中介（Tim，2015）。W3就喜欢收藏手绘地图，并经常通过手绘地图和朋友分享自己在城市中游玩的所见所闻：“曾经去钟山风景区游玩，那里的手绘地图上标注当地的特色建筑，是卡通版的，既清晰又可爱，像梧桐大道、灵谷寺、音乐台之类的，回来和朋友分享就会拿着这个地图，这样讲述得更加清晰和真实，也更能联想到当时游玩的感受与心情”。W12则表示：“会在做手账时把手绘地图重新拿出来，挑选一些制作精美的进行裁剪，粘贴在手账本上，有时候会想起城市的美食和美景，会在手账上写几句文字来表达当时的感受。自己也喜欢临摹一些城市地图，有时候还会将自己手绘地图的画用相框裱起来，作为展示和纪念。”“记忆的媒介框架总是伴随着一个媒介专有的记忆产生”（大卫·格罗斯，和磊，2011），这些做法融合了绘制者对城市的独特理解，承载了他们的生命历程与情感，由此，手绘地图为使用这一媒介形式的群体，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记忆框架和专有记忆的生产形式，成为一种抵抗时间消逝的证明。

在当下的数字时代，标准化、抽象化的导航地图，通过不断嵌入社会生活，逐渐成为我们日常技术性、功能性媒介的必要部分。在指令、语音的操控下，高度结构化和标准化的导航地图，处处展现着数字的逻辑和语言。作为拥有全面感知力的人，不知不觉成了单一、抽象的视觉感知生物，“跟着导航走”的功能性诉求也逐渐成为一种压倒性习惯和感知外界的垄断性方式。然而，过度依赖数字地图带来的可能是人的其他感知能力的退化和异化。当过度关注导航路线的功能指向时，我们便丧失了对周遭世界的感知与体验；在紧盯手机中目的地的同时，我们也不再能感受“附近”和路上的风景（Xiang，2021）。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手绘地图被青年群体重新发掘和赋能。正如W7所说的：

画地图的过程是认识一个地方的过程，过程中我会实地行走，用脚步去丈量，用眼睛去观察，用笔去记录。过程中也许会和当地的居民聊天，听他们讲这里的故事，生活在这里的感受。当然也不止是居民，匆匆的过客、外来打工的人、专程到此的体验者，都为我更好地了解这个地方提供着信息。以上这些都是导航所不能提供的，可以说我在画的是一张功能地图，也是一张人文地图。

当青年绘制、使用手绘地图时，他们能够发现附近的自然与城市风光，体验城市的文化与肌理，重新激活数字以外的生活与世界，从而开拓了生活意义的新可能，相较于数字地图更强调目的与功能的属性，手绘地图通过强化“路上”的意义与目的地之外的世界，重新调整了人与城市之间的既有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手绘地图也可视为青年群体对数字技术垄断感知的一种微抵抗方式。这种抵抗不仅体现在当下一部分青年对数字普遍连接的抗拒，也彰显了他们对于加速时间与标准化空间的文化逃离心态。

本文将手绘地图视为一种媒介样式，不仅尝试揭示青年群体对其的使用实践，更试图聚焦青年群体在手绘地图实践背后所折射的生存境况。作为“地理媒介时代”一种可手动制作的媒介形式，手绘地图展现了青年群体的“个性化自我”，让身体与城市的关系在使用与绘画手绘地图实践中被重新赋予意义。在青年、手绘地图、城市三者的互动中，手绘地图让不可见的城市“跃然于纸上”，加强了青年群体与城市的连结。通过绘制、使用手绘地图，青年群体的感官系统得以全方位地体验与沉浸，他们不仅能在城市“减速慢行”，由此增强对城市空间的归属与认同，而且有关城市的记忆和情感也因此得以连结。此外，数字时代青年群体承受着媒介平台“可见性”的重压，如何寻求新的方式重塑人与周遭世界的连接，成为社交媒体环境下青年的时代之问。手绘地图让青年群体的身心回归自我节奏成为一种新可能，这个过程不是稍纵即逝的，有着记忆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因此，当下青年群体绘制地图的背后，是他们渴望寻求心灵寄托与情感慰藉的文化心理需要，也意味着他们希望寻找基于自身经验的视角去理解世界和生活，从而更好地理解自己。

（郭恩强 傅鹏：《感官疗愈、时空联结与情感想象：青年群体手绘地图实践研究》，2025年第9期，微信发布系节选，学术引用请务必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