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支被刻意遗忘的日军侵华部队，它的罪恶曾被深深掩埋，这就是侵华日军第100部队。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硝烟弥漫在中国东北大地，日本关东军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随着日军人数急剧扩大，对马匹的需求也日益增长。由于无法及时从日本国内补充，他们便征集中国东北当地的马匹应急。
然而，东北地区兽疫频发，尤其是马鼻疽极为猖獗，对军马构成了严重威胁。为应对这一问题，关东军兽医部于1931年9月20日在奉天（今沈阳）匆匆设立了临时病马收容所，表面上是为了救治伤病军马和进行防疫工作，实际却成为了日后罪恶的开端。
1933年2月15日，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奉关东军司令部命令，摇身一变成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并迁至伪满洲国“新京”（今长春）。
在这一时期，病马厂不仅机构和人员得到了加强，还开始有意识地主动收集炭疽、鼻疽菌苗，为日后的细菌战研究做准备。
1936 年 4 月，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向陆军省建议，将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强化”为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并使其成为细菌战对策研究机关。经日本陆军省批准，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开始改编。
同年8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与陆军省同时向天皇上奏“部队改编完成”，至此，关东军军马防疫厂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也标志着日军第100部队的正式成立。
1940年底，为了保密，日军对侵华各路日军编设秘密的“通称号”，“关东军军马防疫厂”获得了 “满州第100部队”的秘密番号，从此以“满洲第100部队”的身份继续着它的罪恶勾当。
这支部队规模庞大，由本部、分厂和军团兽医部队三部分构成。本部下设总务部和4个细菌生产研究部门，拥有日籍研究和工作人员800人，中国劳工大约300人。
1940 年以后，第100部队在大连、海拉尔（后迁至克山）、佳木斯、拉古（位于牡丹江市附近）等地建立了所属的支队 ，其罪恶的触角伸向了整个东北地区。
第100部队长期以“军马防疫”为幌子，对外宣称研究动物疫病防治。在其位于长春孟家屯的厂区，悬挂着“兽医防疫部”的标牌，让不知情的人误以为这只是一个普通的兽医机构。
他们还煞费苦心地伪装成从事正常科研工作的单位，与外界进行一些表面上的学术交流，试图掩盖其军用细菌研究的本质。
据曾在附近居住的老人回忆，当时只知道这里是一个与马有关的机构，偶尔能看到一些穿着白大褂的人进出，但对里面真正的活动一无所知。
直到1949年苏联伯力审判的出现，才首次向世界揭露了第100部队的真实面目。在审判中，战犯高桥隆笃、三友一男等人的供述，让人们看到了这支部队的狰狞。
原来，它与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同属关东军细菌战体系，长期从事细菌武器的研制和人体活体实验，是一支双手沾满鲜血的“恶魔部队”。
然而，由于第100部队更隐蔽的伪装和战后彻底的资料销毁，使得它长期消失在公众视野中。日本战败前夕，接到关东军司令山田乙三的命令，第100部队将大部分建筑物炸毁，还烧毁和撤走了几乎所有文字图片资料，妄图掩盖自己的罪行。
第100部队的细菌研究方向十分明确，那就是针对中国的动植物资源，发动一场“生态屠杀”。他们把目标对准了中国的农业根基，试图通过摧毁农作物和牲畜，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军民的抵抗能力。
在细菌武器的研发上，第100部队可谓是“不遗余力”。他们研制出了多种致命细菌，其中鼻疽菌、炭疽菌、牛瘟菌等，专门用于攻击牲畜。
这些细菌一旦传播开来，就会导致牲畜大规模死亡。据记载，第100部队培养的炭疽热细菌，只需少量就能让一头健壮的牛在短时间内死亡。而锈菌、斑驳菌等针对农作物的病菌，则能让大片庄稼枯萎，颗粒无收。
第100部队的细菌生产能力惊人。据战犯供认，部队年生产能力达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 。
为了检验这些细菌武器的效果，他们进行了一系列惨无人道的实验。他们曾将感染病菌的牛羊驱入村庄，看着这些牲畜将病菌传播给其他动物，导致整个村庄的牲畜患病死亡。
1942年，第100部队的军官和研究人员还将12公斤鼻疽菌全部倒入中苏边境的德尔布尔河，以此作为演习的实验项目。结果河水被污染，流域内的人畜大面积死亡，百姓们的生活陷入了绝境。
这种“细菌版焦土政策”，给中国的农业生产带来了沉重打击。许多农村地区因为牲畜死亡和庄稼歉收，陷入了饥荒。农民们辛苦劳作一年，却换来颗粒无收的结果，不得不背井离乡，四处逃荒。
第100部队的罪行，不仅让无数人失去了生命，更让整个中国的农业生态系统遭受了难以恢复的破坏。
如果说第100部队对动植物的细菌实验是一场“生态屠杀”，那么他们对人体进行的实验，则是比731部队更隐秘的活体地狱。
与731部队明目张胆的人体解剖相比，第100部队的人体实验更具迷惑性。他们以“人畜共患病研究”为名，将中国战俘和百姓作为实验对象，观察细菌在人体的感染效果。这些无辜的人们，被他们称为“实验材料”，在毫无人道的环境下，遭受着非人的折磨。
长春农民曾在100部队遗址附近挖出巨型尸坑，六尺深的土层中叠压着大量人骨，部分骨骼残留注射针孔和切割痕迹，这些都是第100部队进行人体实验的铁证。
据战犯三友一男供认，实验对象会被投喂含病菌食物，或直接注射细菌。他们会在一旁观察实验对象的症状，记录下细菌在人体的感染过程。
等到实验对象出现严重症状后，他们就会进行活体解剖，将人体的各个器官取出，进行详细的研究。而这些实验对象的尸体，则与动物实验体一同掩埋，试图销毁罪证。
在第100部队的实验室内，还进行过各种残忍的实验。他们会将实验对象关在高温室或冷气室，观察人体在极端环境下的反应。
有的人手脚被冷冻得硬邦邦的，不久便腐烂掉了；有的活人被赤身裸体地绑在冷冻室里，日本军医在一旁观察记录在零下45摄氏度时，一个人需要多少时间才会冻死。他们还会在实验对象的身体上注射各种毒物，研究毒物的致死剂量和死亡过程。
1943年8月，三友一男在七名中国人身体上做毒物实验。他在其中一人的稀粥里投了一克海洛因，三分钟那人便失去了知觉，15分钟后便死去了。之后，他又对其余人分别使用了海洛因、朝颜、蓖麻青等毒物，对他们的用药量、死亡过程、致死时间等做了记录，以便寻找烈性毒药的使用方法。
伪满军政学校学员李野光曾参观过100部队，他回忆说：“那位军医大尉领我们到一间陈列室，满屋子都是用福尔马林浸泡着的人体器官标本，有心脏、肝脏，还有不少胎儿标本，当时只觉得毛骨悚然，后来才知道这些都是实验受害者的遗体残骸。”
这些血淋淋的回忆和考古发现，共同揭开了第100部队人体实验的罪恶真相，其残忍程度丝毫不亚于731部队，只是更隐蔽的操作让这段暴行长期不为人知。
第100部队的罪行之所以长期隐匿于历史阴影中，首要原因是日本战败前一场近乎疯狂的系统性销毁行动。
1945年8月，随着苏联红军挥师东北，关东军败局已定，随即向第100部队下达“彻底抹除痕迹”的密令。
在长春孟家屯本部，日军将数千份实验记录、细菌培养数据、受害者档案及活体实验影像资料集中到广场，浇上汽油点燃，熊熊烈火连续燃烧十几个小时，灰烬被连夜倒入附近的伊通河，试图让罪证随水流彻底消失。
除了文字与影像资料，日军对核心设施也展开毁灭性破坏。用于大规模培养细菌的发酵罐、活体实验的固定架、解剖室的手术台等关键设备被拆解砸毁，实验室、菌种库等核心建筑被炸药爆破，仅留下断壁残垣。
负责销毁工作的士兵战后供述，当时接到的命令“不留一片纸、不存一件器”，甚至连实验用的动物尸体和受害者遗骸都被匆匆挖坑掩埋，部分无法处理的剧毒菌种则被直接投入地下水井。这种地毯式的销毁，让战后初期的调查陷入“无据可查”的困境。
相较于731部队因美军获取其研究数据而在东京审判中被部分提及，第100部队的罪行长期处于国际审判的“盲区”。
1949年，苏联在伯力对包括第100部队军医长高桥隆笃在内的12名细菌战战犯进行审判，虽公布了大量供述材料和实物证据，但受冷战格局影响，相关档案被封存于苏联国家档案馆，欧美主流媒体鲜有报道，国际社会对这支部队的认知几乎为零。
更关键的是日本政府数十年的刻意掩盖。战后，日本不仅未对第100部队的罪行进行正式清算，反而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限制相关学术研究、打压证言者等方式淡化罪恶。
参与核心研究的军医大多隐瞒身份，有的进入日本国立医学院任职，有的成为兽药企业技术顾问，其掌握的细菌研究数据被日本厚生省秘密接收，却对研究的“人体实验背景”绝口不提。
日本右翼势力更是极力否认细菌战存在，称伯力审判的供述是“刑讯逼供所得”，甚至将部队伪装成“促进东北畜牧业发展的机构”，妄图从根源上抹杀这段历史。
长期以来，学界和公众的目光更多聚焦于731部队，第100部队因资料缺失和遗址破坏，研究进展相对滞后。
731部队因其规模庞大（巅峰时期成员达3000人）、幸存者证言集中、战后部分档案流入美国，相关研究从上世纪80年代便逐步展开，成为日军细菌战罪行的“代名词”。
而第100部队因资料被销毁殆尽，幸存者多为底层劳工，证言分散且多为方言口述，早期研究仅停留在零星的战犯供述层面。
直到21世纪初，随着中俄档案的逐步解密，研究才迎来突破。中国学者赵士见、赵聆实耗时十年，走访东北12个市县的幸存者及知情者，收集到50余万字口述史料，同时与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合作，获取了伯力审判的原始庭审记录和战犯亲笔供词。
2018年，伪满皇宫博物院入藏“伯力审判录音档案”，11 小时的原始录音清晰还原了战犯供述过程，首次以音频形式证实罪行真实性，这支部队的罪恶才逐渐走出历史盲区。
在日本关东军的细菌战体系中，第100部队与731部队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分工互补、协同作恶的“黑暗双子”。
731部队以研究鼠疫、霍乱、伤寒等针对人类的烈性细菌为主，核心目标是通过细菌武器直接造成大规模平民伤亡，摧毁敌方的有生力量；而第100部队则将研究重心锁定在动植物领域，试图通过摧毁农业生态系统，实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战略目的，毕竟粮食和牲畜是军队补给与民众生存的根基。
这种分工在实战中体现得淋漓尽致。1939年诺门坎战役期间，两支部队首次联手实施大规模细菌战：731部队通过飞机投放鼠疫杆菌污染水源，导致苏军和蒙古军数千人感染；第100部队则针对性攻击苏军骑兵的军马补给线，将鼻疽菌涂抹在草料和水源中，造成苏军3000多匹战马死亡，直接导致骑兵部队失去机动性。
战后苏军军医报告显示，战场上同时出现“人员烈性传染病”和“军马群体性感染”，正是两支部队协同作恶的铁证。
尽管研究方向不同，但第100部队与731部队在反人类的本质上毫无二致。两者都将活人视为“实验材料”，都进行过活体解剖，都在实战中无差别使用细菌武器，且都在战后疯狂销毁罪证。
第100部队的实验室里，不仅有针对牛羊的细菌培养罐，更有专门固定人体的铁架、用于解剖的无菌操作台，其地下室的解剖室甚至配备了与731部队“特别处理室”同款的低温冷冻设备，用于研究“细菌在低温环境下的传播效果”。
更令人发指的是第100部队的“末日遗留罪证”。1945年8月撤离前，部队在长春、哈尔滨周边20 多个村庄的水井、农田里投放了大量炭疽菌和鼻疽菌。
据长春地方史料记载，1946年当地爆发大规模炭疽疫情，仅双阳县就有300多村民死亡，不少家庭全家覆灭；直到1952年，新中国开展大规模防疫工作，才彻底清除这些残留的病菌。这种“战败后仍持续危害平民”的行为，更凸显其反人类的冷血本质。
如今的长春孟家屯，第100部队遗址已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尽管历经80年风雨，这里的残垣断壁仍在诉说苦难：实验室地基上残留着当年细菌培养池的水泥凹槽，遗址东侧的土坡下，曾出土过3个巨型尸坑，清理出的人骨中，近半数带有注射针孔和锯骨痕迹。2021 年的考古发掘中，还发现了带有“军马防疫厂”字样的瓷片和用于盛装福尔马林的玻璃罐碎片，这些实物与史料形成完整证据链。
幸存者的证言则为这些文物注入了血泪温度。王秀峰老人，当年是孟家屯的童工，他回忆：“每天都能看到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把‘犯人’拖进小楼，晚上就闻到烧东西的臭味。有一次我偷看到他们把死老鼠装进麻袋，后来才知道是要拿去污染庄稼。” 这些亲历者的口述，与遗址文物、档案资料相互印证，让第100部队的罪恶无法抵赖。
近年来，随着史料解密和保护力度加大，第100部队的罪行逐渐被公众熟知。2020年，伪满皇宫博物院推出“侵华日军第100部队细菌战罪行特展”，200余件文物、500余张历史照片和战犯供述录音，让观众直观感受到这段黑暗历史；2022 年，吉林省启动遗址考古公园建设，通过数字化技术还原当年的实验室布局，让更多人了解这段被掩盖的罪恶。
然而，日本却始终不肯直面当年的罪恶行径，2023年，日本出版社出版的高中历史教科书，删除了“日军细菌战”相关内容；部分日本右翼学者甚至发表文章，称第100部队的研究“推动了兽医防疫技术发展”，试图为罪恶“漂白”。这些行为，是对历史的背叛，更是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
还原这段历史，绝非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警示未来。正如伪满皇宫博物院特展前言中所写：“揭露第100部队的罪行，是为了让世人明白，细菌战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践踏，更是对人类文明的背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