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你，我一度想轻生！”来沪求职女子被骗3.5万血汗钱！本报记者出击

“市民之前被人骗了3.5万元，一度想要轻生，《劳动报》的记者王海雯救了市民，并开导了市民，诉求：对《劳动报》王海雯记者表示感谢和表扬。”

2023年9月，吴女士在某社交平台刷到一则“赴港务工、高薪就业”的短视频广告，随即添加了视频中留下的微信号。一名自称“吴总”的男子表示，他所在的公司专门对接港澳地区的劳务项目。几轮沟通后，2024年3月30日，吴女士通过微信向吴某个人账户转账了5000元定金。

同年4月下旬，她来到办公地位于徐汇区康健路上的某咨询公司，当面见到了吴某。在现场，吴女士与公司签订了《出港劳务委托合同》。她又当场通过支付宝向公司账户转账2万元。

几个月后，吴某以“香港项目办不出来”为由，建议她改签赴澳大利亚务工项目，吴女士被要求继续补交中介费用，她于2024年7月和8月，又通过微信分别转账给吴某5000元。

然而，等了一年半时间，承诺的工作机会却始终未兑现，吴女士这才意识到受骗。想到总计3.5万元的血汗钱中包含父亲的养老金和家庭积蓄，吴女士自责不已，甚至一度有了轻生念头。

图片由劳动报融媒运维部与豆包AI共创。

她在求助派出所的同时，了解到劳动报社设有劳权热线，帮助过许多一线劳动者成功维权，因此致电本报寻求帮助。

接到吴女士的求助后，记者王海雯对情况进行了多方核实，通过电话联系和现场走访详细了解事件经过，并与涉事公司取得联系，查明公司资质及合同条款的具体内容。

记者在某企业信息平台上查询发现，该咨询公司的经营范围一栏中载明：因私出入境中介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

记者同时联系到上海市银星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俞艳萍，其表示，“这类公司可以为个人出入境提供一些咨询或材料整理服务，但并不具备职业中介、劳务派遣的核心资质，更不具备涉外劳务经营的合法资格。”

记者在调查中注意到，在吴女士与该公司签署的《出港劳务委托合同》中，也明确约定：“甲方接受乙方委托，依据乙方的特长、外出意向国家、工资及福利待遇，向乙方介绍或推荐具有《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证书》的公司，并代乙方向商务部资质公司或第三方（指其他了解或从事出国劳务服务的公司）转交乙方资料、代办手续等事宜，以便于乙方外出工作。”

俞艳萍指出，从合同上看，公司的确未直接承诺提供境外务工岗位，而是将角色设定为“资料转交者”或“中介的中介”。“当事人大概率比较难区分‘中介服务’与‘中介资质’的不同。”

俞艳萍分析，“受害人通过民事诉讼途径维权，法院流程至少几个月起步，而这类小微企业如果没有可供执行的资产，即便胜诉，也可能无法拿回一分钱。”

2025年7月30日，一篇题为《落入高薪陷阱，女子被骗3.5万追讨难，专家支招识别正规出境务工渠道》的维权报道在《劳动报》“工会”版面上刊发。

维权过程中，王海雯耐心倾听、悉心开导，特别是对于吴女士表现出的轻生念头，反复安抚并强调“生命高于一切”。

在报社的帮助和警方的努力下，目前，吴女士已讨回一部分钱款，情绪逐渐平复，摆脱了极端想法。“媒体的关注和记者的帮助让我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更让我意识到通过合法途径维权的重要性。”吴女士说。

吴女士还向记者王海雯赠送了锦旗。

“正规的对外劳务合作企业应当在商务部有备案，具备专项资质。”上海博求管理咨询工作室负责人吴学理提醒道，普通劳动者在选择时，可通过“‘走出去’公共服务平台”核实机构信息。

“从签证类型、合同文本、费用支付……每一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而是决定你能否安全顺利出境工作的关键门槛。”吴学理表示。

吴学理指出——

• 一是要先问清签证类别。务必确认是合法的工作签证，而非旅游签、访问签等其他类型。

• 二是合同内容要写实写细。不能只靠中介的口头承诺，更不能签那种“仅为介绍服务”或“推荐信息”性质的协议。正规的外派劳务合同中，必须有明确的职业工种、工资标准、上岗时间、工作地点、食宿安排、保险保障等条款。

• 三是看清收费流程和方式。“不提前签合同就先交钱，或是要求将费用打入个人账户的，基本都有问题。所有费用明细都应在合同中列明，付款后必须取得加盖公章的正式收据。” 

作为上海市总工会机关报，《劳动报》推出多种维权渠道：

■ 设立专刊《劳权周刊》，每周一随正报发行，以“职工工会的维权参谋，企业单位的用工顾问”为办刊宗旨，两次被市委宣传部评为“上海市媒体优秀品牌”，其编辑团队曾获得“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状”荣誉称号。

如果您也有劳权问题想咨询，欢迎拨打劳动报劳权热线62189211。我们时刻与职工在一起，勇往直前，无所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