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30会场，巨大的地球装饰悬挂在房间上空，提醒人们保护地球家园的紧迫性。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没打领带，单手扶额，眼神暗淡，面色显露出熬夜后的憔悴。作为《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十次缔约方会议（COP30）的主席，他独自坐在主席台最中间，没有参与身后十余名主席团和联合国官员的激烈讨论，仿佛在用肢体语言表达疲惫、无力和无奈。
这一幕发生在巴西贝伦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2日的COP30闭幕全体会议上。此前，会议几度延迟濒临崩溃，最终在亚马孙雨林的夜色与暴雨中，延迟一天一夜后落下帷幕。
“缔约方大会以共识为基础。在当前地缘政治分裂的时期，达成共识变得更加困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话，解释了谈判如此艰难的原因。
值得肯定的是，在政治“逆风”中，除缺席的个别国家，194个国家依旧维护了国际气候合作体系，COP30最终取得了“有限的”进展。例如，贸易问题首次得到讨论，公正转型机制正式确立等。但与此同时，减排雄心未能提升，资金问题依然难解等，亦令不少专业人士感到遗憾——全球气候治理的核心分歧依然没有弥合的迹象。
越来越多观察者认为，在未来全球气候治理中，气候谈判的作用将被削弱，而各国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国际绿色低碳产业合作与竞争的重要性将愈发凸显。
“简而言之，全球气候行动的重心可能会从谈判桌上，转移到经济政策、工业能力和市场力量上。”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能源与气候研究负责人约瑟夫·德拉特（Joseph Dellatte）表示。
COP30进展有限
在COP30闭幕会上，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每念完一个文本的名字，几乎不给台下留反应时间，就马上敲下代表文本通过的木槌。
当地时间2025年11月22日，巴西贝伦，COP30大会主席、巴西代表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中）出席COP30闭幕全体会议。视觉中国/图
“我们早就知道这次大会，会在充满政治风暴的环境中举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在漫长的闭幕会结束后表示，“否认、分裂和地缘政治，在今年给国际合作造成了沉重打击。”
自十年前《巴黎协定》签署后，每年的气候大会，都在就如何落实《巴黎协定》的细则进行谈判。不同于COP28的“全球盘点”、COP29的“气候资金”，COP30在谈判目标方面，并没有一个“明星”议题。而“全球适应目标”的指标体系如何确立实施，被认为是为数不多的焦点之一。
早在两年前迪拜召开的COP28上，各国曾首次就全球适应目标达成了框架。而此次COP30批准的“贝伦适应指标”，则包含59项具体指标，作为首套衡量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进展的指标体系，为未来量化评估各国进展提供标准。
值得关注的是，“贝伦适应指标”被加上一大串限定条件。其被明确为自愿性、非规定性、非惩罚性、促进性、具有全球性质、尊重国家主权和国情并以国家为主导的工具。指标不应增加报告负担，不用于缔约方之间比较，不构成障碍，也不得在任何情况下被用作发展中国家获取资金的条件。
北京绿研公益发展中心气候与能源项目主管陈蓥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贝伦适应指标”的目的是衡量全球适应气候变化进展的差距，以此推动发达国家提供适应资金。但这些限定条件表示，各国完成“贝伦适应指标”非常自愿，实施情况也与国家的基础数据、能力、意愿都密切相关。不过，“贝伦适应指标”为想主动投资气候适应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参考标准，可以开发一些与指标挂钩的金融工具等。
不过，在清华大学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滕飞看来，发达国家很难真正为发展中国家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更多资金支持。“因为适应不同于减缓气候变化，减缓气候变化是全球公共物品，一个国家减排能惠及全球，但适应仅主要使当地受益。”滕飞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除了“贝伦适应指标”，公正转型工作方案，也是大会的一项亮点成果。安德烈·科雷亚·多拉戈在闭幕会宣布通过公正转型工作方案（Just Transition Work Programme）后，会场响起了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长期以来，针对何谓“公正转型”存在争议，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一直在争夺“公正转型”概念的叙事权。
发达国家的核心关切是，国内高碳产业向绿色低碳产业的转型过程中，如何保障社区和劳工的公平；而发展中国家聚焦于“发展权与全球公正”，要求发达国家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支持，以补偿其“气候债务”，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转型。
据绿色创新发展研究院（iGDP)副主任杨鹂观察，大会决议文本中采纳了发展中国家的诉求。新机制的目的是在公正转型上加强国际合作、技术援助、能力建设和知识共享，确保转型过程的公平、包容。
陈蓥婕说，公正转型工作方案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缔约方的集体努力。但目前，大会决议文本只提到要逐步建立公正转型的工作机制，为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方的诉求，这项工作真正落地可能还需要数年时间。
COP30在亚马孙雨林地区的门户城市巴西贝伦举行，关于亚马孙的元素在会场内随处可见。南方周末记者 林方舟/摄
行动和资金继续相互牵制
在闭幕式近七个小时的会议中，代表大会一揽子成果的“Mutirão”（巴西葡萄牙语，意为“集体协作”）文本（下称“集体协作”文本）艰难通过时，台下也响起热烈的掌声与欢呼。
“集体协作”文本既包含了气候适应、公正转型等正式谈判议题的成果，也囊括了几项未列入正式议程的重要议题。
比如在大会开始之前，发展中国家集团提出的《巴黎协定》9.1条款的落实（发达国家提供公共气候资金支持）、与气候相关的单边贸易措施；发达国家和小岛屿国家集团提出的对新一轮NDC（国家自主贡献）及行动缺口的回应、对双年透明度报告的评估等。
“这些暂时‘超纲’的关键问题，重要性毫不亚于正式谈判议程。”据绿色和平东亚分布全球政策顾问姚喆观察，“它们反映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历史责任、行动力度及如何进一步激发行动力等问题的深层次分歧。”
站在中方立场，COP30中国代表团团长、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在大会期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将这些矛盾概括成“老问题和新挑战”。
“老问题”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出资责任落实不充分；“新挑战”则是一些发达国家采取的损害公平自由的国际经济贸易体系、破坏国际气候变化合作的措施，给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集体努力，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落实气候行动制造了障碍。（详见南方周末2025年11月14日报道《专访COP30中国代表团团长李高：制定NDC目标不是“小学生做数学题”》）
而是否将前述几项未列入正式议程的议题纳入大会讨论，也彰显着“议程之战”背后的政治博弈。在COP30开幕当天，主席国通过积极协调，避免了“议程之战”在开幕会上爆发，而是以主席国磋商的形式，为这几项争议新议题单独开辟讨论空间。
但在此后，因分歧巨大，磋商结果几度延迟公布。在目前最终呈现的“集体协作”文本中，各国虽达成了一致，但内容令不少观察者感到失望。
比如文本中关于NDC及行动缺口的内容，只有空泛的政治承诺。各国承诺“通过集体合作做得更好”，文本还提及启动“全球实施加速器”和“贝伦1.5℃使命”。但如何提升NDC力度，仍然缺乏明确的执行工具，也缺少能迫使各国真正加速行动的机制。
而关于气候资金的内容，文本呼吁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适应资金支持到2035年前增至三倍，以帮助脆弱国家适应不断加剧的极端天气。虽然这是积极的表述，但姚喆并不感到乐观。
她注意到，原文用了“呼吁”这个语气较弱的动词。“可以想象，根据近几年来气候资金提供不足的大背景，三倍适应资金目标的实际推进还是困难重重。而且目前并没有明确基础线，还有一些模糊地带。”
在姚喆看来，“集体协作”文本中，关于行动缺口和资金缺口的内容，都没有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也是如今国际大环境的体现——发达国家自身政治意愿不强，无法给予更强的气候资金支持；而发展中国家拿不到减排所需的资金，信心和能力不足，也无意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雄心。这导致行动和资金陷入长期相互牵制的局面，两者的力度都不甚理想。
“COP30的成果反映了分裂的地缘政治格局。这份拼凑而成的协议维持了多边进程，但除了那些乐于接受现状的人之外，可能不会让太多人感到满意。”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和气候外交主任凯特·洛根（Kate Logan）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
未提及“摆脱化石燃料”路线图
关于化石能源的讨论与分歧，是导致闭幕会延期、几近崩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否将“摆脱化石燃料”新路线图纳入最终的大会决议文本，各方争论不休。
两年前的COP28上，各缔约方代表就“制定全球转型脱离化石燃料的路线图”达成一致。
“在COP30开幕前，人们都没预料到关于化石燃料的争论会成为大会的焦点之一。”国际可持续发展研究所能源项目高级政策顾问娜塔莉·琼斯（Natalie Jones）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说，随着巴西总统卢拉先后在领导人峰会和开幕全体会议上两次公开呼吁：“世界需要制定扭转森林砍伐和摆脱对化石燃料依赖的路线图”，紧接着一些立场相近的国家抓住机会制造声量，关于“化石燃料路线图”的讨论才成为热点。
会议期间，有八十多个国家支持制定新的“化石燃料路线图”；但同时，COP30执行主任安娜·托尼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主席团咨询过的“绝大多数”国家将其视为“红线”，不愿赞同。
针锋相对之下，最终的大会决议文本，完全没有提及“摆脱化石燃料”路线图，这引起了不少人的失望。
世界自给自足实验室的首席执行官、巴黎政治学院讲师亚米娜·萨赫布（Yamina Sahb）在“气候之家新闻”网站撰文称，巴西总统卢拉曾盛赞COP30将把气候外交从空洞的承诺，转化为切实的改变。然而，如果不能有效应对化石燃料和森林破坏问题，气候外交最终只会沦为一场官僚主义式的危机公关。
“仔细审视COP30决议文本中使用的词汇，就会发现气候外交已经变得多么擅长回避问题。”亚米娜·萨赫布说，最具法律效力的动词，如“决定”“请求”等，出现频率很低，而且很少与“减排”或“融资”等具体术语搭配使用。她统计几版“集体协作”文本后发现，从11月18日的第一稿到11月22日的最后一稿，动词出现的次数从27次减少到14次，“决定”一词的出现次数也从20次减少到8次。
滕飞认为，以巴西为首的南美洲多国，突然将化石燃料议题搬上谈判桌，本质上还是出于政治和经济动机。巴西、哥伦比亚等最积极的国家虽然也是化石燃料的生产国，但同时也是可再生能源转型所需关键金属的来源国，他们希望通过推动化石燃料议题，来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经济转型。
各国对化石燃料的态度，与本国的能源结构息息相关。陈蓥婕表示，除了南美几个国家以外，支持化石燃料退出的主要是欧盟和小岛屿国家；而反对国家包括以沙特阿拉伯为代表的传统产油国，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石油贸易是前者国内经济支柱，可再生能源暂时无法满足后者国内快速增长的能源需求。
巴西希望“化石燃料路线图”计划将在联合国程序之外推进。大会期间，哥伦比亚和荷兰也宣布，他们将于2026年4月在哥伦比亚共同举办首届摆脱化石燃料的国际会议，此次会议将独立于联合国气候进程之外。
在滕飞看来，有关化石燃料的问题还将继续在未来的气候大会上争论，但从COP30的结果看，由于反对的国家众多，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部达成一致的难度很大。
一些观察者认为，中国对化石燃料的态度比较“超脱”。一方面，中国国内可再生能源成本大幅下降，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迅速增长，且出口绿色低碳产品，正在引领全球绿色转型；另一方面，化石燃料目前仍然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但正在按照长远规划，逐渐加速能源转型。
国际谈判的作用将越来越弱
COP30还有一项重要突破，是首次将贸易议题纳入讨论。
随着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旨在对进口商品的碳排放量征收相应税费）落地、美国加征关税等，气候与贸易议题进一步交织。尤其对于为全球提供绿色低碳转型公共产品的中国而言，贸易问题更加成为核心关切问题。
中国目前生产全球 80%以上的太阳能组件、65%的风力涡轮机部件和70%以上的电动汽车电池，单边贸易措施阻碍了这些产品的自由流通。
在大会决议文件中，各国达成共识：未来将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框架下，就“气候相关单边措施”开展三轮结构化对话。这些对话将集中讨论如何通过国际合作减少发展中国家的合规成本，避免各类政策叠加引发重复监管或贸易扭曲。
“这是国际气候治理在回应贸易与气候交叉议题上的一个程序性突破，是气候谈判与时俱进的一种体现。”姚喆说，气候行动与贸易措施如何协同的话题，在未来重要性将持续攀升。
对气候合作而言，贸易议题是一把“双刃剑”。姚喆表示，贸易话题既有与气候相关的一面，也有涉及地缘政治、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等更复杂的面向。这是气候治理需要去回应的新问题，但如果相关国家不能清晰地界定在气候谈判下讨论的边界，而是把气候谈判当做服务于国家间战略竞争的工具和平台，就会折损气候合作上的互信。
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气候中心主任李硕看来，COP30的结果显示出，国际气候合作进程出现乏力的迹象。当前，气候多边机制既具有韧性，也面临巨大压力。“在韧性和压力中间，未来几年气候大会怎么走、能走多远，仍然不清楚。”
李硕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驱动全球气候治理的有两个引擎：政治和经济。如今，政治引擎动力不足，体现为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欧洲右翼政党上台等；而以绿色低碳产业为代表的经济引擎，将成为驱动气候行动的主要动力。
李硕表示，随着政治引擎动力衰减，未来国际谈判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弱，而发动经济引擎，即各国如何将全球气候共识转化为国内行动将变得更关键。“当前，每个国家内部都存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阻力，未来如何‘以外促内’，将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最大课题。”
这也与蒙田研究所亚洲项目能源与气候研究负责人约瑟夫·德拉特（Joseph Dellatte）的看法不谋而合。早在COP30开幕前，他就预测：COP30很有可能沦为一场程序化的气候大会——各方仅承认存在雄心差距，而不会共同努力提高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巴黎协定》的框架将得到重申，但不会得到实质性加强。
约瑟夫·德拉特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COP30的结果证实了他的预测。他认为，大会达成的结果，虽然保留了《巴黎协定》的制度形式，但削弱了《巴黎协定》制度的核心功能——每五年提高减排目标的“棘轮机制”。这将导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未来，将更多地取决于各国产业战略和地缘政治竞争，而非多边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