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瑞郴
贾谊绝对是一个被低估的历史人物，虽然其与屈原齐名，史称屈贾，但贾谊，这位影响中国政治走向，丰富中国思想宝库容量，治理中国社会富于远见的思想家，却不及屈原那样举国皆知。近读黄亮斌先生长篇历史小说《王城》，如电光闪过眼前，在一惊一喜中，感叹莫名，湘楚苍茫大地，终于有人纵情挥笔，以文学的形式，为前贤立传，替太傅歌呼。
文学为贤立传，屈贾精神辉映
辽阔的湖湘大地，是在幸与不幸之间相伴相生，高雅文明之光，迟迟未能照见这苍苍莽莽的大地。屈原是最早被放逐此地的华夏高光人物，此后便有了贾谊，这似乎是二子落难之地，但二子不幸湖湘幸。屈贾的放逐，高雅之光才照进了湖湘，故天不宠湖湘而人宠湖湘。屈原的楚辞之光，由此及彼，照亮中华大地，并经岁月沉积而漫延至环宇。
一部楚辞华章，半部天下诗史。
贾谊不愧为屈原的隔代知己，精神火炬的接捧手。他入湘伊始，便以《吊屈原赋》，赞颂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的高尚品格，抨击楚王闇于治乱，群小谗谀得志的昏暗现实。并借屈原之魂，明自己坚守高洁之志。
《王城》正是紧紧扣住这精神的主线，写贾谊壮志未申，即被放逐的悲摧命运。并将此与屈原的命运相互映衬，两个高洁的灵魂，如日月争辉，兰洁松孤。后人有赞：“亲不负楚，疏不负梁，爱国忠君真气节；骚可为经，策可为史，经天行地大文章。”如果说屈原所开创的骚体是中国文学宏伟的绝响，贾谊思想深邃的策论，则为中国文学史、思想史上的黄钟大吕。《王城》对贾谊的策论的阐释，不再是纸面的解读，而是深藏于一系列改革的行为举措中，将纸面的人物活化成一系列事件中的生动形象，并勾连起长沙尘封已久的墓葬、王陵、器物、风景，贾谊在长沙的活动背景也由此丰盈宏大起来。
艺术求真探索，历史小说新境
文学最根本的是写人，有两种方式值得作家特别关注。一种是《三国演义》式，它对《三国志》虽然有所依傍，但在有些人物的处理上，史料与小说，大相径庭，最典型的是曹操，在《三国演义》中已成反面人物，其形象为汉贼、奸雄。另一种则为姚雪垠小说《李自成》式，基本坚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历史事实抒写。《王城》坚持第二种方式的写法，因而，全书在史料的挖掘中，严谨周密，在对贾谊形象的塑造中，不凭空虚拟，其性格的渊薮基本出自于《鵩鸟赋》等文。《鵩鸟赋》是贾谊在长沙写就的关于生命，关于天地万物与人生的最重要的文章，《王城》据此写贾谊人生轨迹、生命观念，并结合其命运沉浮，展示了其鲜明的生死观。
作者对贾谊的塑造，不是孤立的展现，而是将这一时期长沙重要人物利苍、辛追等，与其对话，融合，从而清晰地表达了其生命观。“万物齐一，生命同状”的观念，这种生命同等的意识，较之西方世界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几乎是同一时代，在实践中发挥实际的作用更充分的思想家。
贾谊与辛追的对话，这种情感的交流、认知的对冲、情绪的变化，都给予人物立体化的塑造。
贾谊从最初被贬长沙时的“自伤悼”，到最终抵达“知命不忧”的豁达境界。当鵩鸟再次入室，他能够以“天地为炉，造化为工”的宏大视角，进行强力的哲思，在政治失意与人生无常面前，实现了自我精神上的超然。从而达到一种生命的豁达境界。
这是对鵩鸟入室不祥的深入思想考究，这种思想的提升、观念上的反转、认知上的深化、理想人格的坚守，不是靠单纯的说教，而是通过活生生的人物故事化演绎，给人以鲜明的画面感，把静态的理性转化成动态的具象，从而去掉理性的枯燥与扁平。
据我所知，作者非史学专业工作者，写作此书的难度可想而知，他在查阅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注重田野考察，在长沙考察了几乎全部的遗迹，这种严谨务实的作风，与当下戏说的写史风格迥然不同，这也是本书非常值得肯定的创作态度。
《王城》在语言上，也表现了他纯净的一面，它不追求语言的华丽，不追求语言的奇诡，不追求语言的雅致，而是追求一种语言的平静、内敛、干净，全部文本中，没有生僻词、诘诎词，这就造成文本语言的现代性和浅出性，使文本显示出语言真实性的力量。
《王城》最核心的价值，在于它第一次以小说的形式，还原长沙国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生态，生活状态。尤其是将贾谊置身本书的中心舞台，成为填补空白的历史小说。
贾谊与其说是一个文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个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他的策论，为中国的思想宝库提供了重要的治国理论。《过秦论》《论积贮疏》《鵩鸟赋》《治安策》等，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在中国思想史上，他应该是巅峰式的人物，由此来读《王城》，其分量自然是十分厚重的。
【作者：梁瑞郴】 【编辑：张辉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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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大鹏振翼 湘水苍茫 ——《王城》读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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