烽火十四年！

红色星火

课本在哪里读响

共产党的抗战声音就在哪里传播

抗日战争时期，教科书在唤起民族觉醒方面具有武器般的作用。共产党人一刻也没有放松过对教科书价值的发挥与利用。无论何种情况，手中要有军队，要有武器。同理，无论何种情况，手中要有学校，要有教科书，有自己的教科书！这是另一种军队，另一种武器。

1942年，由共产党的知识精英凯丰、徐特立、范文澜等人编撰出版的《文化课本》即将在延安出版，得此消息后，毛泽东同志非常高兴，欣然提笔作序，称之为打了一个“大胜仗”。把战争硝烟中一本教材的诞生视为打了一场大胜仗，说明我们共产党多么看重教材武器般的价值。

抗战教科书在，民族希望就在

抗战时期的读书声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尊严

“好男儿，要走上疆场，

为国家杀敌，那才是荣光。”

(引自抗战教科书课文)

“来吧，来在这光荣的墓旁，

让先烈的精神把我们武装；

然后像个无畏的武士，

走上血肉横飞的战场；

假如你有幸为国而死，

沙场上便是你的黄花岗。”

(引自战时教科书课文)

“敌人的太阳旗，插在了胶东的山岗，

鬼子棕红色的马，系在祖国河边柳树上。”

“从前这里养活了咱们，

如今该让咱们来保卫家乡。”

伪装书是"软实力武器化"的典型

一些沦陷区的进步师生，采取各种措施对抗日本侵略者的奴化教育。其中一个举措就是“伪装书”——侵略者的教科书封面，根据地抗战教科书的内芯。当日伪军来检查时，师生书一合，桌上摆的就是“皇军”的课本，敌人一走，师生打开书本，学习的却是抗战的“内芯”。这是教育战场上的“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伪装书佐证了爱国知识分子在极端形势下的教育智慧和斗争艺术。这种"以弱胜强"的文化抗战，成为沦陷区的红色星火，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赢得民族胜利的燎原烈焰奠定了坚实基础。

烽火抗战十四年

教科书是师生手中不可或缺的武器

在战争年代，根据地出版印刷条件差，纸张匮乏，运输通道不畅，有时候携带也很不方便。根据地中，党的教育工作者不畏艰险，想方设法保证编出来的教材既能够印出来，也能够进入师生之手，还能够便于携带，真正把党领导抗战的声音传播给每一个民众，让教科书由潜在的文本变为现实的精神武器。党的教育工作者克服了印刷设施和纸张奇缺的困难，创造性地自制了"简易油印机"，创造了巡回印刷的方法，许多教材是直接用毛头纸(糊窗户纸)或土纸刻印、印刷而成，在一些根据地，一本教材甚至由几种不同的杂色纸、杂色油墨印成，成为教材出版史上的奇观。他们还印刷了很多"口袋书"，即很小开本的教科书，既便于携带，又节约纸张。抗战时期的教科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教材发展史上的奇迹。

书本虽无法直接扑灭战火

但是它能赢得民心

这是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法宝

全面抗战爆发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汇聚全民族力量的精神旗帜，“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全体中华儿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共赴国难，无论是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千千万万爱国将士浴血奋战、视死如归，各界民众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凯歌，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一首感天动地的反抗外来侵略的壮丽史诗。”

 战时国统区爱国知识分子面向广大民众，推出各类通俗战时读本，让“抗战”成为全民共知、共行的信念；内容上，它紧扣“为何抗战、如何抗战、谁来抗战、抗战必胜”的逻辑，以“九一八事变”“淞沪血战”等血泪历史为骨，用“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戒衣”的呐喊为魂，以正义之声唤醒大众，让不同地域、不同身份的人都能读懂民族危亡的紧迫，明晰抗争的方向与希望。

 这些教科书以共同的历史记忆消解地域隔阂，让全国各地的学生与民众共享“抵御外侮、保卫家国”的集体认知；以鲜明的中华民族身份认同，唤醒大众对国家的归属感与责任感，将个体的小我融入民族抗争的大我。

 抗战时期的教科书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注入了持久且强大的精神动能，深刻展现了“书本虽轻，却胜似枪炮”的力量。

书会起火，但书是烧不死的

东方图书馆毁了

复兴教科书产生了，更多的书产生了

1932年1月29日，日军轰炸的炮火直指商务印书馆，享有“亚洲第一图书馆”美誉的涵芬楼，在烈焰中化为灰烬，日军要摧毁的不是文化设施，而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民族精神。但是，炮火可以摧毁建筑，无法摧毁文化，更无法摧毁人心。很快，商务印书馆发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铿锵呐喊，并宣告复业。他们集结吕思勉、陈伯吹、傅东华、何炳松等一众学界名家，倾尽全力编纂出版了宏大的“复兴”教科书。这套书不仅成为抗战时期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文化启蒙文本，更如挺立的脊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不屈气节。

"复兴"系列教科书，商务印书馆发行

书本，从来都是最轻

却也最重要、最耐用的“武器”

“战时教科书”是中国教科书发展史上极具时代印记、最为独特的教科书。这类教科书多以“战时”冠名，它们不是子弹，却胜似子弹，承载着唤醒民心、凝聚力量的使命，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立下了不可替代的功勋。《战时常识》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套教科书分为低、中、高三册，由沈百英等编撰。因精准契合全面抗战初期迫切的教学需求，《战时常识》一经推出便广受欢迎：第一册初版后仅14个月就再版17次，第三册19个月内达19版。它以通俗的语言普及抗战知识，以鲜明的立场宣传抗战理念，成为动员全民投身抗战的重要载体，在烽火中传递着不屈的民族精神。

当抗战开始时

中国不仅以战士和子弹反击

还以书，以教科书反击

《战时读本》共四册，生活书店于1937年出版，既可用于民众训练，也供小学教学使用。编写者均是陶行知先生的优秀弟子，师生以笔抗战，用教科书传承着务实报国的精神。

这套读本的封面设计极具时代张力，鲜明的战争元素扑面而来，浓烈的抗争氛围让人读之热血沸腾，瞬间共情战时的紧迫与激昂；内容呈现上则巧用心思，大量采用歌、诗、童谣等体裁，语言朗朗上口、易于记诵，字里行间满是感染力，让抗战信念更易走进大众心中。

《战时读本》，张宗麟等编

民众抗战不仅仅在红高粱地里

也在断壁残垣的课堂上

“战时教科书”中以1938年山东省教育厅组织编撰的《战时教科书》影响最大、最系统、最完整。该教科书系列由“山东省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编审”。

这套《战时教科书》封面设计抗战气息浓厚，内容选编颇具深意：精心收录“淞沪血战”“七七事变”“抗战第一个牺牲的军长”等史实，将爱国情怀、民族自强精神与维护国家主权的信念融入课文；同时特别注重以歌诗形式呈现内容，凭借朗朗上口的韵律，让抗战精神更易传播、深入人心，最大化实现了宣传动员的效果。

抗战岁月里，人们手中的枪是御敌的武器，心中的信念更是精神的铠甲，而教科书，正是传递这份信念的重要载体。那些手捧抗战教科书的师生，虽未直面硝烟，却与红高梁地里手握长枪大刀的山东好汉一样，以知识为刃、以信念为锋，在教育战场投身抗战。

谁掌握了教科书

就掌握了最重要、最关键的武器

“自然科学，纯系探讨宇宙真理，固无汉界楚疆之分。乃忍痛以敌伪翻印之战前课本充之：是犹以敌人的武器打击敌人者也。”

——中国现代作家、教育家夏丐尊

1942年，四维中学在抗战烽火正炽之时建校。彼时前线战事焦灼，后方教育同样亟需“务期合于战时”的教科书，以助力抗战动员与知识传递。

 其中，理科类教科书的短缺问题尤为突出。为解燃眉之急，以校长为核心的爱国教师们主动寻找出路，他们设法搜集沦陷区的理科教科书，通过改造使其适配教学需求。在这些教师心中，理科教科书如同无分敌我的“特殊武器”：关键不在于它曾归属谁，而在于掌握在谁手中。他们把伪华北政权中学理科教科书加以改造：在封面加盖一个“读书勿忘救国”的章，在封三贴一张“附志”，特别说明使用“以敌人的武器打敌人”的做法，既填补了教学空白，更以智慧与勇气彰显了抗战时期教育者的坚守与担当。

外敌入侵时，中国没有孤岛，只有群山

血脉觉醒，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全国抗战地图便已显现。彼时，没有哪一个省份是旁观者。我们有江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的《小学战时国语教材》，第一课即告诉孩童“不论生长在哪一省哪一县，我们都是中国人。”我们有山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的《国语课本》，其中一册开篇便是《可爱的中华》，告诉孩童“可爱的中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你更伟大！”我们有陕西省教育厅印的《战时国民读本》，其开篇第一单元即揭露日本人在中国的不法行为，是宣传抗战救国的重要材料。

       《小学战时国语教材》         

江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印

1943年，教育部教科书编辑委员会编写了一套“国定”中小学教科书，由商务、中华、世界、大东、开明、文通、正中七大书局携手组建的“国定中小学教科书联合供应处”出版供应。这套课本大量选入《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抗战和建国》等篇目，有效解决了战时教科书荒、教科书贵、教科书劣的难题，为维系战时基础教育运转、唤醒家国情怀、传递抗战信念提供了重要支撑。

另类“731”

“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

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

当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过中华大地，他们带来的不仅是枪炮的轰鸣与土地的沦陷，更有一场旨在摧毁民族精神的战争。自晚清染指中国台湾始，日本在侵占区域扶植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汪伪政权等一系列傀儡政权时，有着惊人一致的首要动作：火速着手编撰教科书。这绝非偶然的教育安排，而是侵略者精心设计的殖民策略，他们深知，枪炮能征服肉体，却无法彻底驯服人心。伪政权编撰的教科书，不同于传统的教育工具，它们不是传递知识的桥梁，而是充斥着政治宣传与民族压迫的利器。它们通过虚构历史、颠覆民族记忆，植入侵略者的思想与价值观。教科书在这些伪政权手中，实施比肉体摧残更隐蔽、更持久的心灵迫害，其破坏程度，堪比令人发指的731部队暴行。

控制教科书，就是控制这片土地未来的思想，就是左右民族发展的方向。教科书不是枪炮，在思想控制方面却胜于枪炮。今天，我们回望这些沾满谎言的教科书，正是为了揭露侵略者“心灵施暴”的罪恶，铭记那段不仅有炮火、更有精神抗争的历史。

伪满洲国教科书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扶持前清废帝溥仪，在东北炮制出傀儡政权——伪满洲国，对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域，以及内蒙古东部、河北省承德市等地，实施了长达14年的残酷殖民统治。

在殖民统治体系中，伪满政权将中小学教科书视为推行意识形态控制的核心工具，通过改造、歪曲、虚构等一系列卑劣手段，大肆灌输奴化思想：不仅强行将日语列为“国语”，荒谬地将中文改称“满语”，妄图以日语逐步取代中文、切断民众与中华文化的联结；更肆意捏造事实、篡改历史，竭力泯灭东北民众的民族意识与国家认同，从精神上奴役民众。

至此，伪满洲国的教科书彻底背离了传承知识、启迪思想的本质追求，沦为日本侵略者实施殖民统治的帮凶，成为其践踏中华文化、推行奴化教育的罪恶工具。

伪晋北自治政府、伪察南自治政府教科书

1937至1939年间，日军在我国山西省北部、察哈尔省南部，分别扶植起伪晋北自治政府 (1937.10——1939.9)、伪察南自治政府 (1937.9——1939.9) 两个傀儡政权。尽管它们的统治寿命仅有短短两年，控制范围也仅为13县与10县，却不约而同地将编写发行教科书视为首要任务，这份“急切”的背后，藏着日本侵略者妄图从精神上奴役当地民众的险恶用心。

翻开伪晋北、伪察南政府的教科书，封面内页赫然印着美化日本侵略行为的字眼，这些亲日伪政府施政纲领，是日本侵略者对我国进行精神殖民的铁证。

伪晋北政府的高小《地理教科书》下册，介绍的是世界地理。该书不仅开篇先详细介绍 “日本帝国”，更荒谬地将中国作为世界地理的一部分进行介绍。这种刻意割裂国家领土、扭曲地理认知的行径，正是为了消解民众的国家认同，从根源上摧毁民族精神防线。

伪蒙古自治邦政府教科书

1937年日军占领内蒙古地区后，先是操纵成立 “蒙古联盟自治政府”“察南自治政府”“晋北自治政府” 三个傀儡政权，1939年又将其合并为 “蒙古自治邦政府”(1939.9——1945.8)。该政权以德穆楚克栋鲁普 (简称“德王”) 为首脑，定张家口为“首都”，成为日本侵略者在中国扶植的又一傀儡政权，也是继伪满洲国之后的第二个主要傀儡政权。

伪蒙政权编撰的教科书，与伪满洲国教科书本质一脉相承，核心目的都是为日本侵略者培养俯首帖耳的 “顺民” 与 “良民”。其教科书体系有着鲜明的奴化特征：教学内容以蒙文和日文为主，刻意弱化中华文化；同时极力抬高日本及伪满洲国的地位，妄图构建虚假的 “从属认同”，充斥着美化殖民统治、灌输奴化思想的内容，从精神层面瓦解民众的民族意识，沦为日本推行殖民统治的工具。

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教科书

侵占中国东北后，日本侵略者的野心并未止步，随即便把贪婪的目光投向了华北大地。1935年11月，日本强行操纵“冀东独立”，于我国河北省东北部扶植起“冀东防共自治政府”（1935.11——1938.12），迈出了蚕食华北的关键一步。1938年12月，日本将该傀儡政权并入“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进一步巩固其在华北的殖民统治架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世，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的重要步骤。

冀东伪政权在沦陷区推行教育文化奴役政策时，将视野投向了课程与教材设计，对课程加以设计与编造，致力于 “编审读物及选择教材事项”，学校教材的编纂始终 “强调东洋精神，鼓吹防共思想，以亲仁善邻之主张为方针”，以达 “铲除排日教育” 之目的，冀东各地中小学教科书皆由伪满洲国印刷。

伪南京国民政府教科书

1940年，日本为深化“以华制华”策略，又推动华北的伪临时政府与华东的傀儡政权在南京合并，成立“伪南京国民政府”——这个打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政权，实则是日本侵略中国的工具，彻底沦为其殖民统治的傀儡。

为给军事侵略铺路、从精神上奴役中国民众，日本侵略者通过三重手段篡改教育：一是删减原国统区教科书中的民族精神与抗战内容；二是修改历史、地理知识，扭曲事实；三是编订全新的奴化教育教科书。其中汪伪教科书的行径尤为荒谬：竟将中国东北从中国版图中剥离，当作“外国地理”进行介绍，公然割裂中国领士、篡改历史，其妄图瓦解中国民众国家认同的险恶用心，昭然若揭。

走向新中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星火燎原，曙光破晓，山河从此得解放！

抗战胜利后，根据地教育迈入正规化建设新阶段。彼时，随着根据地与解放区版图持续拓展，教育需求日益增长；同时，为彻底肃清日伪课本中残留的“法西斯毒素”，清除其对民众思想的侵蚀，一套套体系完整、内容系统的教科书应运而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叶圣陶、周建人、胡绳等文化界与教育界前辈，怀着为新中国奠基的初心，全力投入中小学教科书编撰工作。他们以笔墨为犁，在课本中融入民主进步思想与科学文化知识，为即将诞生的人民政权培育新一代建设者与接班人，埋下了教育兴国的种子。

这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革命根据地教科书的编撰出版工作逐步走向规范系统，呈现出向全国统一标准推进的鲜明趋势。华北解放区、山东解放区、东北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在根据地中成绩突出，成为各根据地开展教材建设的典范。这些教科书以崭新的政治理念和行为准则为核心内容，不仅为广大民众搭建起认知革命真理的桥梁，更在凝聚社会共识、统一思想行动、巩固党的领导根基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解放区教科书

晋绥边区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连接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的唯一交通要道，也是“保卫陕甘宁边区、保卫党中央的重要屏障”。晋绥边区的教材不仅强调抗战宣传，还非常重视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的培养。通过教材学习，学生开始用革命思想武装自己，身心从敌伪奴化教育的压迫下获得了自由与解放。

《国语课本》

晋绥边区行政公署教育处审定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边区教育厅着手编写小学新教材，分别于1945年底和1948年初对原有小学教材进行了改编。在内容选择方面，十分重视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培养儿童的革命信念。教材编写贯彻“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精神，使教材既能符合边区实际、体现地区特色，又符合科学性和儿童性。

《算术课本》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厅审定

1945年，晋冀鲁豫解放区正式成立，边区政府教育厅于1946年开始着手编写小学新教科书，在很短的时间内编出了初小新课本国语常识合编一套，高小的自然、算术、历史、地理课本各一套，由裕民印刷厂印刷。在合并成为华北解放区之前，晋冀鲁豫解放区的教科书编写体现出为战争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走群众路线的特色。

华北解放区教科书

抗战胜利后，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三大边区整合发展为华北解放区。作为新中国首都的重要筹备地，这里的教科书编写工作，自然而然成为全国解放区教材建设的“领头羊”，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为统筹教材建设，华北人民政府专门成立教育部教材编审委员会，这一机构正是后来中央政府教科书编审机构的重要基础。委员会成员多为各学科领域的专家，同时具备丰富的教材编写实践经验，为打造高质量、系统化的解放区教科书奠定了坚实人才基础。

《国语课本》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审定

山东解放区教科书

1948年，山东解放区精心编辑审定了一套《小学课本》。抗战胜利后，教育重心逐步转向学科基础知识，这套课本便鲜明呼应这一需求，主动删减了抗战时期国防教育课本中的抗战常识等内容，转而以体系更完整、逻辑更清晰的科学知识取而代之，让学生能系统掌握文化基础。这套课本的实用性与适应性极强，不仅在解放区广泛使用，还持续修订沿用至新中国成立后，直至1950年仍在出版发行，成为衔接战争时期与和平建设初期小学教育的重要教材。

东北解放区教科书

东北解放区在1947年到1949年间先后推出两套教科书，封面图景的变化生动勾勒出解放区的发展轨迹：1947年的教科书封面是一派宁静祥和的田园风光，既映照出解放初期农业生产逐步恢复的生机，也承载着民众对安稳生活的向往；而到了1949年，封面则变为机器轰鸣、热火朝天的工业景象，尽显解放区工业化起步的蓬勃活力。不仅直观呈现了东北解放区从优先恢复农业生产，到开启工业化建设的快速转型，更以具象的画面，悄然预示着中国大地即将挣脱苦难、走向民族复兴的光明前景。

作为新接收的解放区，东北的教科书在选材上也紧扣时代需求，与其他解放区比较而言，尤其突出了城市化的特征。这些内容的调整，既是对解放区从农村向城市拓展的现实回应，更深刻体现了根据地政治文化随时代发展产生的新变化，为培养适应新中国建设需求的人才埋下了思想伏笔。

这是迅速结束一切旧政权教科书的时期

是用全新的教科书占领课堂的时期

革命者要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力度，用统一的新政权思想与话语的教科书取代过渡过来的各种背景的教科书。

这套《国民政治课本》（高小四册）由徐特立亲自校阅，作者张腾霄（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在课本前言中特别提及本书“最后是在徐老直接领导与具体帮助下完成的”，字里行间既体现出编撰工作对革命前辈指导的倚重，也印证了老一辈教育家对根据地教材建设的深切投入。

《国民政治课本》张腾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