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研究主题，是所谓“制度经济学”，聚焦于“制度如何形成并影响经济繁荣”的研究。三位诺贝尔获奖者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A Robinson）的研究成果表明，国家的繁荣程度差异源于历史形成的制度类型。在研究课题中，他们将制度分成两类：其一是包容性制度，允许新企业进入、保护产权、创造平等竞争环境，能阻止少数人从多数人身上榨取资源，让整体蛋糕做大的同时，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其二，是榨取式制度，向多数人榨取收入和财富，使少数人获利，服务于少数精英利益，却阻碍了社会整体的发展。
一国的制度形成，是由各种因素所促成；但制度成型后到底应被归类于包容性还是榨取式？
其实并不存在确定性答案。
藉田制是一种古老的农村公社制度；凭借这一制度，周人部落得以抱团取暖，渡过了重重难关，逐渐发展壮大，并独立建国。在与强大的殷商斗争过程中，藉田制相比于商人的奴隶制，显然更加能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让社会成员享受到更多的政治权利，能阻止少数人从多数人身上榨取资源；所以，凭借藉田制的强大号召力，最终周人以弱胜强，在牧野之战中一举摧垮了殷商的统治。
然而，这么一项革命性的土地制度，到了西周中后期却陷入了困境：由于内部竞争性不足，导致西周社会整体农业生产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周王国内部人口日益增长以及抵御外部戎狄入侵的需要。为了精兵简政、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周宣王毅然推动了“不藉于千亩”改革，在国家层面放弃了“藉田公社”，把土地私有化到卿大夫阶层。短期内，“不藉于千亩”改革确实是鼓励新势力，并创造出平等竞争环境，让周王畿内经济释放出全新的活力。然而，时间一长，随着周王室外部征战范围不断扩大，导致各级卿大夫与王室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扩大，内部矛盾急剧恶化，使得周宣王晚期时王室再度步入衰败，并诱发了周幽王时的西周覆灭。
如果说藉田制是包容性制度，那么为何会在西周晚期陷入困境？如果说藉田制是榨取式的制度，那么又为何在西周初取得成功？
土地制度的变革并未就此止步。
进入战国时代后，人们已普遍认识到藉田制效率低下的根源：因为藉田制下土地没有完全分配给农民，所以土地之利不能充分利用，人力效能也无法充分发挥；不告知农时，百姓就懒懒散散；不教之农事，百姓就干脆不干活。[1]
所以，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战国时代各国纷纷放弃藉田制，全面走向了土地私有化。藉田制时代，由于责、权、利不明，产生了日益严重的“浑水摸鱼”现象，进而导致了土地生产效率的严重下降；土地完全分配到个人后，谁要是再敢偷懒，就可能导致土地收成不足，一家大小就要挨饿受冻，所以每个农户家庭都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农业生产——巨大的生存压力，促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了大幅提升。
况且，土地私有化初期，绝大多数人的起点相同，各国也大力鼓励各种创新，牛耕、桔槔、水运等等大量创新技术纷纷应用于农业生产，这自然促进了农业生产效率的大幅提升。
从这个角度来说，土地私有化改革初期，可将其归类为包容性的制度。
然而，伴随着土地的私有化，土地也就成为商品，可以自由买卖。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市场化优胜劣汰竞争之后，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出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现象。这导致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社会愈来愈不稳定。所以，到了后来，土地私有化反倒成为少数人榨取多数人的制度，转变成为榨取性的制度！
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足以证明，制度的所谓“包容”与“榨取”是相对的。这是因为，尽管某项制度在创建初期对绝大多数人可能都是公平的，但随着竞争规模和程度的不同，竞争模式也会发生本质的变化。就如同土地私有化，在长期市场化竞争的条件下，强者会不断吞并弱者资产来加强自身的竞争优势，使得这个市场上能与之竞争的人越来越少——这就引发了贫富差距急剧拉大的社会问题。
这也就是老子“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之一：人们在归纳总结客观事务的运行规律时，往往都是依据旧日已知的事物，当然就不可避免地存在局限性，使得人为总结出来的“道”无法成为恒久正确的“道”。
还不仅仅如此。
公元前533年6月，晋卿荀盈不幸过世。可荀盈葬礼还未举行，晋平公就开始饮酒作乐了。这时，膳食官屠蒯突然闯进来，请求帮忙斟酒，晋平公答应了。
只见屠蒯先给乐师斟酒，说：“您作为国君的耳朵，职责是使其聪敏。国君的卿士，就是国君的股肱；股肱突遭损伤，还有什么痛苦能比得上？您竟然无视此事而奏乐，这就是不聪敏。”然后，屠蒯又给晋平公宠臣嬖叔斟酒，说：“您是国君眼睛，要使其明亮。如今卿士去世，国君容貌不对，而您却看不见，这就是不明亮。”最后，屠蒯又自罚一杯，说：“口味以流动气血，气血足则志气盛，志气盛才可发言，发言才可以出令。下臣掌控口味调和，两位侍奉国君的大臣失职，国君却未治罪，这是下臣之罪！”
经屠蒯这么一闹，晋平公自知理亏，赶紧就撤掉了酒席。
屠蒯犯颜进谏的背后，其实是另有隐情。荀盈是智氏家主；在他去世后，晋平公原本想用自己一位嬖臣来接替他的卿士之位。然而，屠蒯这次出来替智氏家族打抱不平，却让晋平公意识到世卿家族的可怕——在晋平公身边，都有人在坚定地维护他们的利益！最终，晋平公放弃了改换嬖臣的想法，而将荀盈之子荀跞提拔为卿士。[2]
晋国六卿制之所以会演化成嗣卿制，很大程度上，就是卿大夫们利用自身的政治影响力，把“奖励功臣之后”落实成了一个潜规则。
尽管晋国“无畜公子”改革、“作爰田”、六卿制等等一系列制度性变革之初，其受益对象是所有士大夫，但时间一长，那些既得利益者一定会通过各种手段来加强和维护自身利益、打压竞争对手，使得原本是包容性的制度，逐渐演变成了榨取性的制度。
晋平公之后，晋国公室就再也无法遏制卿族势力的发展壮大了，最终在战国初为韩、赵、魏三家所分。
这也就是“道可道，非常道”的原因之二：是人们以为某种“道”是“常道”，开始人为干预道的运行机制，却不想“道”的运行机制因为人为干预而产生了变化，反倒向其对立面转化了。
正因“道可道，非常道”，所以任何制度性变革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所有难题。当在某种制度下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固化现象时，其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就需要再次变革，以确保绝大多数人都能公平地参与到竞争当中去。否则，无论当初这种制度体系再怎么先进与完美，都有可能随着时间流逝而由包容性制度慢慢转化为榨取大多数人的制度。
[1] 《管子·乘马》：“地利不可竭，民力不可殚，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
[2] 《左传·昭公九年》
——完——
作者 |欲云：喜欢历史的理工男，现居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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