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阳耳屑记
文|周明华
晨霜还凝在窗棂纹路里，冬阳就绕开檐角的冰棱，斜斜切进街头。成都的冬阳是掺了蜜的，金晃晃地浇在青瓦檐头，竟泛出些琉璃的光泽。这天是周末，我正眯眼享受着这份慷慨的温暖，小街左边的巷口慢悠悠挪出两个身影——是那对八十多岁的老夫妻，抬着一张老榆木板凳，像移动两株会走路的古树。
老爷子穿靛蓝布衫，纽扣系得一丝不苟；老太太着藏青棉袄，银发在脑后挽成小小的髻。他们把板凳安放在老银杏树下，那动作迟缓得让人想起默片里的镜头。等他们坐定了，望了一会儿头顶的暖阳，竟不约而同从怀里掏出样物什——乌木柄的挖耳勺，黄铜色，在阳光下闪着温润的光。
“我先给你掏。”老爷子说话带着老成都的糯软尾音。
老太太顺从地侧过身，把左耳迎向光。老爷子左手轻扶她的鬓角，右手捏着挖耳勺，小指还俏皮地翘着。他的动作让我想起绣娘穿针引线，那般轻，那般稳。掏一下便停住，将挖出的耳屑小心翼翼抖在膝头的手帕上。
“现在有几粒了？”老太太闭着眼问，嘴角噙着笑。
“三粒。”老爷子凑近手帕细看，“这粒像小米，那粒像芥子。”
轮到老太太时，她的手明显有些颤。老爷子便握住她的手腕：“慢些，又没人抢。”这话引得老太太咯咯笑起来，露出仅存的三颗牙。听邻居说过，老太太今年都89岁啦，比他老公大三个月。就因为这三个月，老太太每次都在老公面前展示她的“大姐大”气势。
他们轮流给对方掏着耳朵，每掏出一粒耳屑都要并排摆在手帕上比较。那些淡黄色的碎屑，在枣红手帕上竟像散落的星子。
“你总是比我掏得多，为啥不让着点姐？”老太太数了数，“我五粒，你七粒。”
“是我掏得仔细。”老爷子轻轻掸落她肩头的银杏叶，“记得年轻时给你掏耳朵，你总乱动，现在反倒老实了，像个听话的小姑娘。”
“那时怕痒嘛……”我看得仔细，这时老太太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悄悄压低声音，“再说你那时手好重，哪像现在……”
阳光透过银杏枝桠，在他们身上印出斑驳的光影。我忽然想起司马光的句子：“窗下忘怀客，高眠正掩扉。”虽不十分贴切，但那份安详确是一脉相通的。
他们的对话断断续续飘来：
“记得那年逃警报，在防空洞里你还给我掏耳朵。”
“怎么不记得，你说炮火连天的，掏啥耳朵。我说要是真炸死了，耳朵里留着脏东西多不体面……”
“老糊涂，这种话也说得！”
两人同时笑起来，笑声惊起了瓦楞上的两只正说悄悄话的麻雀。
我忽然眼眶发热。原来最深的浪漫，不是山盟海誓，而是在战火纷飞时还惦记着为你掏净耳朵；最长的相守，不是形影不离，而是连耳屑都要数得清清楚楚比较一番。他们的爱情早已褪去所有华彩，朴素得像那些淡黄的耳屑，却是生命最本真的模样。
老爷子又开始给老太太掏右耳，这次格外久。终于，他欣喜地轻呼：“找到颗大的！”那神情竟像孩童寻得宝藏。他把那颗稍大的耳屑放在老伴掌心：“像不像糯米？”
“像你去年掉的那颗最后顽强的大牙。”老太太揶揄道，却小心收起这粒“糯米”。
日头渐渐西斜，他们开始收拾手帕。老爷子仔细包好那些耳屑，揣进怀里。
“留着做什么？”老太太问。
他狡黠地眨眨眼：“明天还要数的，万一你偷偷多藏了几粒呢？”
他们抬着板凳蹒跚离去时，背影被斜阳拉得很长。我忽然明白，那些被他们郑重收藏的，哪里是耳屑，分明是时光的碎金——每个平淡日子里积攒的、闪着微光的幸福。
在这暖洋洋的午后，两位老人用最寻常的举动，给我上了关于爱情最深刻最本真的一课：所谓白头偕老，不过是愿意用一辈子的时间，为你细数每一粒微不足道的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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