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关注了我的账号吗？”艾伦·麦克法兰问了身边许多人。在新书分享会上，他四次提到自己的中文社交平台账号。
艾伦·麦克法兰是剑桥大学社会人类学教授、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终身院士、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2025年，84岁的他多了一层身份：网络博主。5月，在英国剑桥康河出版社同事的提议下，他也有了中国社交媒体账号。账号由出版社的几位同事协助运营，在半年时间里获得了四十多万的关注。在多数的视频里，他戴着一顶六角贝雷帽，身着呢子西装，像是会出现在霍格沃茨学院的教授。另一个视频记录了他的书屋，里面有着他和他的妻子莎拉从世界各地收集的物件——熔岩碎片、望远镜、长矛，天花板上装饰着17世纪绘画的拼图，看起来如同教堂的穹顶。四面墙被书堆满，他通常就在这里以一句中文的“你好”开始，回答中国网友的问题。
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绝没想到自己会在中国的年轻人中受到如此欢迎。
艾伦·麦克法兰在窗边阅读。受访者供图
麦克法兰曾经和秦雨晨分析过原因，她是其新书《宇宙观与现代世界》的译者，也为麦克法兰做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些建议和帮助。“首先，在中国，年长并不是劣势。其次，你有一种非常温和且具有中产气质的声音，这种声音非常适合传播。第三，我面对着我的书架，和网友聊天。如果只是单纯地朗读出来，那就没有同样的效果。因为人类真正喜欢的是看着一个人在思考。”
这是麦克法兰第20次来到中国。自从2002年起，除了新冠疫情的几年，他几乎每年都会来中国。他也知道充电宝需要有3C标志才能登机，“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个3D标志！”
10月20日，艾伦·麦克法兰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采访前，我们一起共进了早餐。他先表示自己不习惯吃饭时接受采访，却又一直向我提问：“你觉得昨天的分享会怎么样？”“你经常旅游吗？”“你认为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什么？”
“他自己就像个老顽童，面对谁都能像一个天真的孩子一样去对话。”秦雨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麦克法兰非常喜欢和年轻人聊天，“这是人类学家的魅力，因为他们要融入不同的文化，跟当地人打成一片。”
艾伦·麦克法兰的身旁是他的妻子莎拉。从1970年代起，他们就一直形影不离地共同工作，一起去参加讲座，去世界各地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莎拉是艾伦的人生伴侣，也是他工作上的重要搭档，秦雨晨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艾伦的许多书籍都经过莎拉的修改校订，莎拉觉得“足够好”才可以出版。采访间隙，莎拉给南方周末记者展示了她的日记本，其中包括每一天的日程、与谁会面、讲座主题。除此之外，莎拉还照顾着艾伦的日常饮食和家庭开销，他们的家中有一间专门的档案室，储藏着大量艾伦·麦克法兰的祖辈的书信、日记、画集、书籍、玩具等物品，莎拉将这些书信和档案整理成书稿。
“我把他的视频当做教科书来看”
“教授，我是中国的大学生。虽然我还很年轻但是我每天都会害怕死亡，害怕自己的生命突然结束或者慢慢变老死亡。我也害怕我的家人朋友都离开我。您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来调节这种感觉?”在麦克法兰的评论区，蒋奕威留言道。
蒋奕威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沿海城市就读大四，正在备考另一所高校的法学研究生。2025年，宿舍区出现了一只五六个月大的白脚橘猫。蒋奕威每天都会在回寝室的路上喂它一点零食。
直到有一天，她收到一张照片，小猫被车撞死了。“我还没给它起过名字……最后一次喂它的时候，我留了一个冻干，想着下次给它吃，结果它再也吃不到了。”一个月后，她当时的男朋友因为性格不合提出分手。
考研准备时间紧迫，但背书的时候，蒋奕威不时会想：小猫到底是怎么死的？会不会是被人故意撞死的？前任为什么要分手？
7月下旬，蒋奕威刷到了麦克法兰征集网友问题的视频，这个20岁的女生便将有关生死的问题抛向了麦克法兰。
7月底，麦克法兰发布了一条视频，讲述自己有关死亡的思考。他回忆起自己父母的逝世，“如同一棵庇佑我的大树突然倒下，留我一人直面苍天”，以及自己对夫人可能先他一步而走的担忧。视频的最后，他引用了人类学家里奥·福琼(Reo Fortune)研究多布岛民有关死亡的仪式，并说道：“我希望我最终能变成一只非常帅气的海蛞蝓。”这条8分钟长的视频获得了2万多的点赞。
秦雨晨已经认识麦克法兰超过十年。第一次见面时，秦雨晨在剑桥大学读书，参加剑桥徐志摩诗歌艺术节时见到了身为该艺术节主席的麦克法兰。她正好读过麦克法兰的《日本镜中行》，于是请他签名。秦雨晨那天穿了条破洞牛仔裤，麦克法兰就在她露出的膝盖上签了名。后来，他们成了工作上的同事和朋友。麦克法兰经常邀请年轻的朋友去家里做客，他十分健谈，可以从桌上的莓果聊到英国的赛马传统、中世纪的某个教堂建筑。
账号开通后，许多人对这位剑桥大学学者的一生感到好奇。如何幸福地活着？如何保持自己的内驱力？为什么人类总要争斗不休？麦克法兰的评论区和私信成了一个树洞，许多年轻人在此倾诉着困惑。
2025年10月，麦克法兰（左）为中国读者签名。受访者供图
周旺已经工作两年，2025年“Tiktok难民涌入小红书”的时候，她关注了其中一些账号，麦克法兰的账号也顺着算法进入了她的首页，“我心想，我天呐，有生之年还能跟剑桥教授有交流。”
她在西安从事电气行业，工作环境并不好，父母则一直告诉她，“吃苦是福”。2024年7月，一次和家人吵架后，周旺感觉活着似乎失去了实感，整个人与环境产生解离，记忆则经常出现断片。
周旺求助AI软件，管DeepSeek叫自己的“电子搭子”，一旦内耗就找它，“我都怕它被我问烦了”。DeepSeek说，她的症状可能是脑损伤，但是她也担心AI会提供假的信息。她转而看书，以及在网上关注一些相关的科学家。
她对麦克法兰的一条视频深有感触，其中麦克法兰提到，人生的本质是回归简单。“麦教授说，我们需要学会简化，在复杂中找到本质，在喧嚣中保持内心的宁静。对于我这种把什么都看得很重的人，我非常需要找到对自己真正重要的信息。”
“普通人要如何应对社会变革对人生带来的影响？”黄安慧向麦克法兰提问。她是武汉传媒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我把他的视频当做教科书来看，”黄安慧自称看过麦克法兰的每一条视频，她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正是因为他离我们的生活比较远，所以看他的视频，才能让我从眼前一团乱麻的事情里脱离出来。”
黄安慧有很多困惑，大到国际局势，小到自己的未来就业。她在上课的时候和同学聊起，发现大家和自己一样迷茫。她也尝试和长辈聊，但父母并不理解她为何对远方的事情如此在意，“我们现在已经不是我们爷爷奶奶那一辈，只用关注自己门前的田地和村子里的小道消息的时代了。”刷到麦克法兰征集问题的视频后，她把视频转发给了自己的父母、同学、好友，最后只有她一人留了言。
“人们一生中的许多问题都是在年轻时形成的。我和所有孩子一样，试图理解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面对年轻人涌入的问题，麦克法兰回忆起自己在青少年时的困惑。“小时候我就被教导，要抛弃那些孩子气的、魔法的哈利波特之类的东西，成为一个理智、理性的成年人，过上一个良好、赚钱的生活。我当时感到非常难过，但是，我还是把那些‘孩子气的东西’收起来，成为了一个理性的成年人。然后我去了喜马拉雅山做调研，进入了一个充满魔力和魅力的世界，接着去了日本和中国，我又找回了魔力。我们每个人都需要重新找到那份魔力。”
“世界观是笼罩在我们外面的玻璃瓶”
南方周末：你最近出版的书籍名为《宇宙观与现代世界》。其中的“宇宙观”是一个相当宏大的概念，你会如何向中国读者解释它？
艾伦·麦克法兰：这本书背后的观点是，我们都被困在一种“世界观”中——英国人称之为“世界观”（Worldview），而非“宇宙观”（Cosmology）。我想引用来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个隐喻，他谈到，人类被他们的语言和文化所困，像苍蝇困在一个玻璃瓶里一样。它在瓶子里嗡嗡作响，但却无法逃脱。我们并未意识到我们被困的“瓶子”。当我成为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我开始稍微意识到自己周围的“玻璃”——因为我在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之间旅行，看到在每个地方，人们都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认为自己在独立思考。但是当我到另一个地方，回过头来看，会发现其实并非如此。
因此，在书中，我解释了宇宙观的不同层次。宇宙观是最高的层次，一个完整的文明通常会有一个宇宙观。比如基督教文明就是一个宇宙观，中国的所有哲学——道教、佛教、儒家，这些加在一起就是一个宇宙观。在这个层次之下会有范式，范式的时间跨度较短，通常持续一两百年，典型的范式如进化论、功能主义或进步主义。
费尔南·布罗代尔（按，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深层次的是变化缓慢的世界观，可能需要几千年才能变化一次；然后是中层次的制度变化，如工业革命或文艺复兴；最上层是眼前的事件，类似于海洋的表面波动，而这些波动正是不同学科研究的范畴。
南方周末：这本书主要基于你与在剑桥大学所做的讲座系列“资本主义的宇宙观”，其中你主要讨论了不同的社会力量和社会背景如何改变人们的世界观或范式，从而推动社会科学的形成与转变。是什么吸引你关注这个问题？
艾伦·麦克法兰：作为一名历史学家，我经历了很多变化。我曾在牛津大学接受历史学的教育，研究了15年英国历史，从古代到中世纪，再到早期现代，直至现代的转变。我们把这些看作一系列的历史进程，但并没有深入探讨它们为何会发生，人们似乎对这些问题并不特别感兴趣。
这一点在两个人身上尤其明显，他们分别是库恩（Thomas Kuhn）和福柯（Michel Foucault）。他们将思想体系分成不同的阶段，比如福柯提到的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但他们只是将这些看作是几个阶段的描述，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去解释为何会发生这些变化。例如，福柯明确表示，他不感兴趣，也没有能力去解释。库恩的解释也很薄弱，他的解释仅仅是因为老教授去世了，新教授就带来了新的观点。当然，老一辈的保守主义往往会制约变革，但你还是得理解，为什么伽利略会突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钟表和运动物体。作为历史学家，我一直在思考，特定的变化为什么会发生。
剑桥大学人类学系有一位非常杰出的系主任，厄内斯特·盖尔纳教授（Ernest Gellner）。他基本上解释了人类如何看待世界——我们以为我们直接看到世界，我们看到的是一样的东西，但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一样，因为我们的心灵被某些“圆圈”所包围，信息通过感官进入，经过这些“圆圈”的折射后，进入不同的方向，具体取决于这些圆圈的形状。所以，我们所处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世界，而一旦这个世界观发生变化，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也会随之改变。
这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震撼，我之前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被邀请去做讲座时，我选择了伟大的思想家，比如孟德斯鸠、亚当·斯密、托克维尔等，并且从他们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世界。我曾与他们“同行”，跟随托克维尔走遍美国，跟随孟德斯鸠走进中国。我特别学习了他们的比较方法和逻辑，并吸收了启蒙思想。
南方周末：在你看来，世界观如同罩在我们外面的玻璃瓶一样，是我们理所当然接受的观念。那么，认识到这一点有什么作用？
艾伦·麦克法兰：如果我们无意识地处于某种思想体系、观念或意识形态中，我们就会失去对自己和命运的掌控，因为我们无法改变任何事情。如果一切顺利，那倒无所谓。但如果事情开始变得糟糕，我们感到不快乐、痛苦，我们必须理解它，否则什么也改变不了。因此，了解它虽然不是一种义务，但是我们应该通过教育去学习它。
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存在冲突世界观的世界里，虽然这些世界观之间的差异不一定会消失，也不应该消失，但这往往会导致更多的张力。因此，如果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多元的世界中——这是世界的发展方向——我们仍然需要意识到其他人的世界观。许多西方人对中国的世界观一无所知。如果你问他们道教是什么，他们根本不知道。中国人要好得多，你们对基督教、莎士比亚以及我们的世界观了解得更多，但仍然有一些东西需要思考。因此，为了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更安全，我们必须理解这些巨大的差异。
2025年10月19日晚，麦克法兰与赵鼎新教授、译者秦雨晨等在北京万圣园活动现场。受访者供图
“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成本”
南方周末：你在2012年重新录制了“资本主义的宇宙观”这个讲座系列。如今，已经过去了13年。在这期间，你见证了哪些范式的变化？
艾伦·麦克法兰：在这13年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西方人都开始意识到我们曾经信仰的西方世界观正在崩塌。一个人曾经和我说，“艾伦，我生活在一种咒语（spell）中。”换句话说，你没有真正看见这个世界。此前，正如我们在自己的文明中必须相信的那样，西方曾经是我们认为的所能拥有的最好的文明——现代世界的科学、技术、基督教、民主、资本主义，尽管它有很多缺点。
但在这十几年里发生了两件事。首先，在西方，像资本主义、民主和宗教这样的理念越来越受到质疑，大家普遍在怀疑这些体系是否有效。例如，在民主制度中，人们会抱怨政府不行，于是就把它推翻换一个。但现在的情况不仅仅是抱怨政府，而且开始抱怨整个政治体系。在欧洲，很多地方出现了民粹主义的浪潮，民众对民主产生反感，人们不再热衷于投票，或者投票给民粹主义政党。在美国，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几乎崩溃了。至于资本主义，人们对它如何分配财富给普通民众的方式越来越不满。
与此同时，在世界的另一端，亚洲、非洲、中东和南美一些地区的成功也让我们不再确信西方拥有所有的答案。在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范式和世界观的霸权使我们变得傲慢，正如福山的那句名言“历史的终结”一样，我们曾认为我们已经走到了终点，再也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了，美国的帝国力量会永远存在。现在我们知道，历史并没有结束，美国也不会永远存在。而另一方面，亚洲正在崛起，我们需要向他们的世界观学习。所以，我认为这些是我所观察到的更为普遍的变化。包括像新冠疫情这样的事件，也让人开始质疑这个世界的状态以及人们的认知等各方面的内容。
南方周末：你提到的这种观念的变化似乎是由全球化的浪潮带来的，然而这几年，我们看到了反全球化的浪潮，这会给观念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艾伦·麦克法兰：反全球化有很多不同的形式，其中有实际的反全球化措施，比如特朗普政府那样对贸易和商品流动实施限制，试图以此提振美国经济。这是经济层面的反全球化。
但还有更深层次的反全球化。我有时会想，作为一名人类学家，可能因为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失去的，我很容易吸收他人的范式。我小时候在印度长大，和不同文化和肤色的人一起成长，我从未特别意识到种族、肤色或差异。我不觉得道教、儒家或佛教会威胁到我的身份，我觉得它们都很有趣，而且不会威胁到我的认同感。
但如果你把自己想象成英国某些地区的白人低阶层或中产阶级工人，突然间，你的世界被你不了解的东西所淹没：新的婚姻、烹饪方式、音乐。你住的村子里突然间有了一半的非白人面孔，有了许多非洲人、印度人。你还面临失业的威胁，因此，你会感到身份的丧失、意义的丧失、工作的丧失。你该如何应对？对政治家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反全球化。他们可以说“问题都是外国人带来的”。这种“他者”的恐惧因此被煽动。反全球化的浪潮逐渐上升。
我确实希望理解并同情这种情绪，尽管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全球化的力量太强大了，我们都被紧密连接在一起。他们无法阻止通信领域的全球化，因为网络、媒体的力量太大。能做的唯一的事情是尽量阻止不同人群的实际物理流动，比如拒绝给外国人签证之类的，但仅此而已。
身着蓝西服，打着红领带的艾伦·麦克法兰。受访者供图
南方周末：在你之前的书《现代世界的诞生》中，你将现代性描述为四个相互独立的部分之间的平衡：经济、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这种要求看起来非常严格，尤其是当下，许多国家似乎失去了这种平衡。在你看来，这指向了一种“前现代化”的趋势，还是由现代性本身带来的问题？
艾伦·麦克法兰：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回顾我在剑桥当教师的生涯，我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当你问人们什么是现代性时，很多人会提到物质层面，比如汽车、手机、互联网、计算机，或者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或者是科学之类的东西。
但我从马林诺夫斯基的核心研究发现中所学到的，就是人类被四种动力驱动：对权力的追求（政治）、对财富的追求（经济）、对社区与爱的追求（社会），以及对意义的追求（意识形态）。在大多数社会中，这四种追求是交织在一起的。在历史上最简单的社会中，社会群体会同时承担政治、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的角色。然后就出现了第一次巨大的分裂，其中社会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政治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这是最早的文明状态，也是大部分伟大文明的状态，直到19世纪之前，世界上很多地方，尤其是欧洲和亚洲都是这样。
然后，在英格兰，发生了一个极其复杂且难以保持的分裂，虽然早期就有一些表现，但到了18世纪，政治和意识形态开始分开，社会和经济也开始分开。现在，这四者各自独立。把这些东西保持分开是非常困难的，比如法国就付出了巨大努力来让宗教与政治分离。
如果按照这个定义，有些国家不算是现代的，因为政治和意识形态是结合在一起的，政治在社会和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即使它们有先进的技术和物质文明。这是一个悖论，马克斯·韦伯在谈到资本主义精神时曾说，如果你去14世纪的威尼斯，你会看到一个极为富裕的贸易城市，到处是钱、商船，但那时的心态并不现代，它仍然是前现代的。如果你去新英格兰的偏远地区，追踪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自传中的生活，你会发现他的思维方式像现代人一样，他以全新的方式思考时间、金钱、生命的目的。所以他可能看起来像个农民，但他的思维方式是现代的。
可以说，20世纪美国在相当大程度上能够保持这四者的分离。但现在，政治完全服从于经济。如果权力掌握在大型企业手中，国会已被资本收买，政府官员屡屡违反法律。美国的政治已经不再现代了，它正在走向非现代的状态。尽管如此，你不会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这既非现代，也不是前现代。它正在涌现出新的变体。
现代化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和社会成本。如果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特殊身份，变成另一个原子化的社会，这正是现代性的特征——人们各自独立，现代性把人群都拆散成了个体，社会、意识形态、宗教和政治的行为都依附于个体之上，这导致了孤独、疏离、敌意以及衰败等问题。所以现代化有很大的代价。
“它反映了当前的关切、忧虑和兴趣”
南方周末：你今年开通了自己的中文社交平台账号，并收到了非常多的来自中国年轻人的提问。最常见的提问是什么？又有哪些问题让你感到惊讶？
艾伦·麦克法兰：首先要说的是，很多人，尤其是西方人，如果你问他们认为那些18到35岁左右的中国人通常会问些什么问题，他们的回答可能会是：他们会问一些相对表面和无聊的问题，比如“如何进入剑桥大学”之类的。
然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的问题非常深刻且富有知识性。比如，他们会说：“你提到涂尔干说过这个，但他是不是也说过那个？”或者，“你有没有读过那本书？”他们非常敏锐、真诚、直接，且让我思考。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希望有一天能仔细阅读所有的评论和问题，或许可以出一本关于《通过小红书来研究中国》的书，因为它反映了当前的关切、忧虑和兴趣。
这些问题的核心主题就是对未来的焦虑。我们会找到工作吗？我们在大学里应该做什么？世界变化得如此之快，我们处于不同世界之间的夹缝中。父母不理解我们，他们出生在不同的年代，经历与我们不同。他们中的许多人似乎都处于一种模糊的状态，被短暂地夹在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很多问题围绕着这些主题展开。
南方周末：有些年轻人认为，正在经历所谓的“历史的垃圾时间”。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你是否认同这种说法？对于那些有这种感觉的人，你会说些什么？
艾伦·麦克法兰：这真是一件非常令人悲伤的事。垃圾中可能会有些好东西，但总的来说，我们都不喜欢它。换个角度说，我们处于边缘地带——我们不在中心，不是必需品。我们被抛弃了。
确实，改革开放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工作机会多，生活每天都在改善，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率相较过去有所下降——虽然从我们的角度看，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才0.1%，但政府已经很高兴了。
我记得2002年去辽宁时和一位当地官员交谈，他说，“当我还是个孩子时，我的梦想是每天能吃到一个白馒头。我孩子们的梦想是去哈佛攻读博士学位”。如果你看看年轻中国人的生活，他们比历史上几乎任何人都更幸运，生活更好，吃得更好，穿得更好，更安全，虽然有许多不安全感，但总体上，他们的生活与过去相比，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不是想去说教“你应该看看你有多幸运”，但的确如此。他们比较的对象是自己的同龄人，或者某些社会群体，所以他们感到不满。
在美国，这种目标感来自一种对财富的无尽追求，但这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历史。那么，你该如何填补你的时间呢？你要追求什么？你生活的目标是什么？意义何在？如果你消失了，没人会注意到，这样的感受是可以理解的。
南方周末：现在，我们处在人工智能的时代。在你的预测中，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哪些关于世界观的变化？
艾伦·麦克法兰：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不仔细思考该如何面对这些，这种情况会变得更糟，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因为整个人类可能都会变成“垃圾”。给大多数人的生活带来目的和意义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有工作。当这一点消失时，许多人该如何应对呢？我认为，如果我们不再固守过去一万年的人类历史观念，我们是能够很圆满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我们必须重新思考一切，但我们可以通过类比来做这件事。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体力劳动，甚至连专业阶层的工作也没有了，比如，你现在作为记者采访我，五年后，可能会是一个人工智能在做这件事。那么你该怎么做呢？
2025年11月6日，上海，在第八届进博会技术装备展区宇树科技展台，两台G1人形机器人进行格斗表演。视觉中国 图
我们可以把目标指向历史上那极少数的1%的人类，每个文明中都有这类少数人。在古代中国，举例来说，官员就不做体力劳动，他们做的工作大多是司法和行政工作，但他们被培养去通过茶道、诗词、旅行、绘画、书法等方式来填充他们的生活，来表达自我。
在印度，最上层的0.2%的婆罗门是不允许工作的，他们从事的是祈祷。在英国，如果你是贵族阶级，你不需要有工作，有人帮你打理庄园。那么，你做什么呢？就拿剑桥大学来说，150年前，他们会做一些写作、阅读和思考，甚至不需要参加考试。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学习如何过悠闲的生活。他们学会了如何喝酒、吃饭、骑马、游泳、划船、射击、打猎、钓鱼、恋爱和聊天。所以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唐顿庄园”时，他们非常愉快地度过每一天。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每个人都这样生活的世界。大学变成了创造力的训练场，去发现你的个人热情，无论是艺术、音乐、书法还是体育，填充你的一生，做些让生活充满意义的事情。
南方周末：你在这个问题上非常的乐观。
艾伦·麦克法兰：如果你是悲观的，那么你会沮丧，什么都做不了。如果你是乐观的，那就还有机会。而且也许我非常幸运，身边有很多可爱的人和友谊，我和这样的人在一起。所以，为什么我不应该乐观呢？
（应采访对象要求，周旺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