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钢：对华焦虑，澳大利亚走向了21世纪版“战略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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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包钢 教授

IPP明远讲坛主讲嘉宾，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

长期以来，在看待自身安全问题的时候，澳大利亚社会一直存在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心理——“百年焦虑感”。理解这种焦虑，对于把握澳大利亚外交思维的深层逻辑，尤其是其对中国态度的演变很重要。

对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谋求合作的行动，澳大利亚起初采取的是一种“调适”（accommodation）策略——也就是承认中国发展诉求的合理性，尝试寻求合作。[1]但近年来，这种“调适”正在迅速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战略竞争”。随着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扩大，这种“焦虑感”表现得愈发明显。

这种转变，是如何一步步发生的？

一、太平洋岛国缘何牵动澳大利亚神经？

先介绍下太平洋岛国。太平洋岛国大体可分为三大块，共有十余个国家。由于地理位置极为接近，澳大利亚与其中一些岛国的距离甚至只有几百公里，最远也不过一两千公里，这种天然的邻近性，使其对这些岛国的安全动态始终保持高度敏感。

从地缘安全的角度看，太平洋岛国分布在澳大利亚东北与北部之间，形成一道从巴布亚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斐济—汤加—萨摩亚延伸至库克群岛的“岛链弧”。图源：维基百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7年所罗门群岛的海底光缆项目。当澳大利亚得知中国企业与当地计划铺设一条光缆到悉尼时，立即感受到威胁，决定介入并出资承建整条光缆。近几年，澳大利亚还先后与多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五项安全协议，核心目的正是全面防范所谓的“中国军事扩张”。

2024年12月，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与瑙鲁总统戴维·阿德昂签署安全条约，条约将禁止其他国家向该岛国提供安全保障或关键基础设施。图源：ABC

与此同时，太平洋岛国也各有自己的考量。到2019年时，已有两个国家——基里巴斯（Kiribati）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先后与中国建交。目前，仍有四个国家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的“外交关系”，而大多数太平洋岛国则已与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

这些岛国普遍存在所谓的“外交摇摆”。例如，瑙鲁在1980年与台湾当局建立所谓“外交关系”，2002年改与中国建交，2005年又转而同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近期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图瓦卢（Tuvalu）：该国已经与中国建交，但其总理近期公开表示正重新评估与台湾当局的“外交关系”。（图瓦卢总理特奥（Feleti Teo）近日表示，图瓦卢十分重视与台湾当局的所谓“特殊关系”。）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太平洋岛国反复上演的“外交摇摆”，其实是一杆衡量利益的天秤——它们通过在不同大国之间灵活转换立场，以此争取更多外部援助与资源支持。

2024年1月24日，中国和瑙鲁恢复了外交关系。图源：新华社

二、催促澳大利亚行动的“三个关键词”

有几个概念对于理解澳大利亚政策的变化非常重要。

第一个核心概念是“势力范围”（sphere of influence）。

这一概念在18、19和20世纪被广泛使用，用来描述一个国家对特定地区的控制、主导或支配性影响。进入21世纪后，随着全球化、国际化和多极化的推进，这一概念的合法性有所削弱，但并未真正消失。它只是以更隐蔽、更制度化的方式继续存在，并通过经济与科技等形式复生。

特朗普第二任期就格外看重“势力范围”。他认为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就过度进入了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因此主张应当收缩；但在拉丁美洲，他又明显强化了美国的存在，认为俄罗斯和中国都不能进入，这是美国的传统势力范围。某种意义上，特朗普正在复活这一传统的地缘政治概念。

同样，澳大利亚在调整对南太平洋岛国的政策时，也体现出类似的“势力范围”思维。长期以来，澳大利亚一直将南太平洋岛国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当中国进入这一地区并不断扩大影响时，澳大利亚便将此视为对本国安全空间的直接挑战，因而试图将中国的影响力“挡在门外”。

第二个概念是“strategic denial”，中文通常译作“战略拒止”或“战略拒绝”。

它指的是，一个国家通过施加代价或压力、设置障碍或对抗机制、签订排他性条约、关闭空间，或强化自身存在，从根本上阻止他国在其敏感区域——也就是它所认定的“势力范围”——建立或扩大影响力。

这并不是一个新造的概念。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为了应对苏联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澳大利亚的官方文件中就曾正式使用过“strategic denial”这一表述。[2]此后，随着国际环境的变化，这个词淡出了官方叙事，转入学术语境中。也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澳大利亚关于自己与岛国关系的话语中，“领导力”（leadership）一词几乎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更为温和的表达——“伙伴关系”（partnership）。[3]

第三个重要概念是“战略支撑点”（strategic support point）。

这个概念最初来源于军事地缘战略领域，但如今已被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安全研究以及地缘经济学之中。

所谓“战略支撑点”，是指一个国家在全球战略布局中，为了实现战略延伸、获取关键资源或占据重要位置，而在特定区域建立的、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境外据点”。中国官方并未使用这一概念，但我们有比如“海外后勤保障基地”“双用途基础设施”或“海外利益支撑点”等说法。

然而，在部分澳大利亚的媒体看来，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某些行动，就是在试图建立“战略支撑点”。一旦形成这种认知，澳大利亚便将中国的举动视为对自身势力范围的“渗透”或“瓦解”，进而采取各种“战略拒止”的手段。[4]

三、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几何？

总体来看，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扩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2013—2017年）：经济外交驱动期。

这一时期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交往以经贸合作和外交往来为主。2014年，中国正式将“一带一路”倡议延伸至南太平洋地区。

第二阶段（2018—2021年）：战略深化期。

此时，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显著扩大。中国与多个岛国建立起“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合作领域也从经济与外交拓展至安全、警务、媒体、教育等多个方面。

第三阶段（2022—2025年）：战略竞争期。

进入这一阶段后，中澳两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竞争日益公开化、制度化，逐步演变为实质性的战略博弈。

上述的三个阶段之间并非泾渭分明，但总体而言，通过三段划分，我们可以较为清晰地理解中国在南太平洋地区影响力扩展的脉络与逻辑。

2014年起，中国逐步成为太平洋岛国最重要的经济伙伴。数据显示，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的贸易额已达到约80亿美元，澳大利亚为50亿美元、美国仅为15亿美元。换言之，中国在经贸往来的规模上，已经超过澳美两国的总和。不仅如此，中国还是太平洋岛国最大的投资国、主要援助提供国以及关键的旅游人口来源国。例如，新冠疫情前，每年约有5万人次中国游客到访斐济。

洛伊研究所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发展合作重点已从以债务为主导的大型基础设施转向更具针对性的捐助和基层层面的合作。图源：洛伊研究所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发展模式与当年的苏联截然不同。中国的对外发展不仅由中央政府主导，更体现出一种强烈的地方竞争机制。各级地方政府，尤其是省级政府纷纷积极参与，形成了相互竞逐的格局。

正如中国早期的经济发展得益于省际竞争和国企竞争所带来的活力，如今这种经验正在被复制到太平洋岛国。这也意味着，澳大利亚若想真正抵制中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影响极为困难，因为其中有大量中国民营企业的主动参与。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与所罗门群岛之间的经贸合作。近年来，所罗门群岛对中国的出口额以每年约25%的速度增长——2021年达到了2.83亿美元。其中，所罗门群岛所产的木材出口约90%流向中国。这一数字也解释了为何在2019年所罗门群岛选择与中国建交。当然，这种模式也带来了新的现实挑战。随着所罗门群岛的可采木材资源面临枯竭，中国如何在其他领域与所罗门延续经贸关系？

2022年5月，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了一项为期至少五年的安全合作协议。中澳的“战略竞争”在此之后变得尤为突出。[5]签署协议后，澳大利亚方面立即表现出强烈的警惕与不安，并在随后的几年中接连采取一系列战略性应对措施。尤其是当时的澳大利亚媒体，更是在渲染所谓“中国可能在瓦努阿图建立军事基地”的论调。

2024年6月，所罗门群岛总理马内莱（左）将澳大利亚作为上任后首次海外出访目的地，图为马内莱与阿尔巴尼斯会面 图源：澳新社

这里，我想提出两个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究竟有多大？

毫无疑问，中国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力正在扩大，但其实际程度究竟如何，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其中存在一种“双重扩大机制”。一方面，在国内，一些部门或机构为了在汇报中体现“成绩”，往往倾向于夸大中国在该地区取得的成果与影响；另一方面，在澳大利亚，也存在类似的放大倾向——出于申请经费、智库研究或国防预算等考量，他们也常有意夸大中国在岛国的存在感。

事实上，那些真正深入太平洋岛国开展实地研究的学者普遍发现，中国的宏观影响确实存在，但在微观层面，这种影响力的深度和覆盖范围，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但中国确实改变了太平洋岛国的地区权力格局。过去，这些岛国在外交选择和发展资源方面的空间非常有限。随着中国的崛起与积极介入，它们多了一张可以“打”的牌。

以往，这些岛国的“外交摇摆”主要发生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当局之间，通过反复转换外交立场来争取援助与资源。如今，它们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平衡格局——在中国与澳大利亚之间进行“外交摇摆”。通过这种反复权衡与讨价还价，在中澳竞争中为自身争取到更多资源与发展空间。

第二个问题更为关键：中国是否有意在南太平洋岛国寻求建立“战略支撑点”？

在澳大利亚的学界与媒体叙述中，这几乎被视为一个“既定事实”。但从现实观察来看，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行动介于“影响力扩张”与“战略支撑点建设”之间的状态。

这里还涉及一个更大的框架性问题。众所周知，近年来美国正全力推进所谓“印太战略”，而中国则以“一体两翼”的大战略作为回应。其中的“两翼”分别对应印度洋地区与太平洋岛国地区。在这一战略架构下，一个新的问题浮现出来：太平洋岛国这一“翼”，是否意味着中国将寻求建立某种形式的“战略支撑点”？即便缺乏证据，但在澳大利亚的政策与战略思维中，这一说法仍旧被普遍接受了。

四、在太平洋岛国，澳大利亚是如何回应中国的？

回到刚才提到的——澳大利亚最早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提升的回应是“调适”（Accommodation）。

休·怀特（Hugh Whit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ANU）极具影响力的战略学者，同时也曾担任澳大利亚霍克总理的国家安全顾问——曾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终将削弱，而中国崛起为地区主导力量是不可避免的。面对这一趋势，最理想的结果应是中美达成某种妥协——通过划定“势力范围”，管控竞争、避免冲突。在他的设想中，澳大利亚的首要任务并不是盲目追随美国。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应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妥协”。澳大利亚的任务就是说服华盛顿调整对华政策。

与这种思路相呼应的，是时任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政府在2008年提出的政策构想——推动建立“东亚峰会”。其核心目标是让美国与中国共同参与这一地区性平台，以制度化方式管理和缓和一系列潜在的风险与冲突。

这段时间（2005年至2008年）也是澳大利亚外交思想最具创造力的阶段。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策圈，都涌现出一批很有前瞻性的构想。例如2006年澳大利亚参议院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推动地区军控合作机制，鼓励澳大利亚与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共同开发基础设施与经济项目。

那一时期，澳大利亚还积极参与与中国的多边合作——包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一起参与疟疾研究项目。当中国海军在巴新进行演习、派出“和平方舟”号执行瓦努阿图医疗援助任务时，澳大利亚国防军的军医还曾参与联合演练。这些实践都体现出当时澳方希望通过“调适”策略来回应中国。

2024年10月到2025年10月，第14批中国援巴新医疗队完成临床接诊病例1.2万余人次。图源：新华社

然而，随着中国崛起势头加快，澳大利亚的战略心态逐渐发生转变。其首要政策取向开始从“调适”转向“安全化”与“同盟政治”的强化。自2021年起，澳大利亚同美国、英国签署了“AUKUS”协议，共同建造核动力潜艇，这标志着澳方在安全战略上更深地嵌入英美体系。

与此同时，关于“中国渗透”的舆论开始高涨。

2018年是一个关键节点。这一年，澳大利亚通过了《间谍与外国干预法案》（Espionage and Foreign Interference Act 2018），标志着堪培拉首次以立法形式应对中国在澳境内的影响力活动。几乎在同一时期，政府又推出了《外国影响透明度计划法案》（Foreign Influence Transparency Scheme Act），要求所有在澳设立的外国机构或民间组织必须注册。

随后，在2020年，澳大利亚进一步通过了《对外关系法》（Australia’s Foreign Relations (State and Territory Arrangements) Act 2020），强化了联邦政府对外交事务的集中掌控。

在过去，澳地方政府和大学可以自主与外国机构签署合作协议。而在新法实施后，联邦政府拥有最终否决权。所有地方政府、高校与中国签署的合作协议，都必须上报联邦政府审批，否则将被视为无效。

后来，莫里森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间竟然公开呼吁对病毒起源展开国际调查。这一举动引发中方强烈不满，中澳关系迅速陷入低谷。作为回应，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麦、葡萄酒、牛肉等主要出口产品实施了惩罚性关税；澳方则向WTO提出反倾销申诉，双方进入长期的僵持与博弈阶段。

经过数年的拉锯与外交调整，直到阿尔巴尼斯政府上台后，双边关系才逐步回暖。贸易壁垒陆续撤除，政治互动也重新恢复。中澳关系趋于稳定。尤其是在今年7月，阿尔巴尼斯先后访问北京、上海与成都。

在今年7月访问北京访问的最后一天，澳总理阿尔巴尼斯登上长城，在接受采访时，他否认澳洲对中国企业关上大门的质疑声，表示政府审查外国投资并不针对特定国家。图源：路透社

五、21世纪版的“战略拒止”

在我看来，澳大利亚正在同步推进一个“21世纪版的战略拒止”。自2018年起，时任总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访问太平洋岛国时正式提出“Pacific Step-Up”（“太平洋提升计划”）。从战略目标来看，其核心在于通过强化安全、情报与基础设施合作，防止中国在南太平洋建立安全支撑点、情报设施或双用途基础设施，从而维持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

——2022年，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后，澳大利亚立即高度警觉。此后，澳洲利用警务与发展资源加码阻止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实现军事存在。

——2024年，澳大利亚与瑙鲁签订了一项条约，赋予澳大利亚对第三国参与瑙鲁“安全和关键基础设施部门”任何活动的“实质否决权”。

——2024年，图瓦卢（Tuvalu）与澳大利亚签署了一项重要的安全协议。根据协议规定，图瓦卢在与任何其他国家或实体就涉及安全与国防的事务开展合作时，必须事先与澳大利亚协商。这项协议为图瓦卢带来了切实的利益。图瓦卢正面临海平面持续上升，作为签署安全协议的一部分，一旦气候变化导致图瓦卢国土无法居住，澳方将为图瓦卢公民提供一条特别迁移通道。

——2025年，澳大利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签署双边防御条约，赋予澳大利亚海军在特定区域内的行动权。在澳大利亚与巴新的合作中，澳大利亚同意吸纳1万名巴新公民加入澳大利亚国防部队。

截至目前，澳大利亚已与五个太平洋岛国签署了安全相关协议。而在2024年，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举措——这次的重点与中国在该地区推动的警务合作直接相关。

此前，中国已与斐济、所罗门群岛等国签署警务合作协议。作为回应，澳大利亚在2024年举行的南太平洋岛国论坛（PIF）上主导推动成立了“Pacific Policing Initiative（PPI）”——一个面向南太平洋岛国的区域警务合作机制，由澳方提供资金，设立培训设施、协调枢纽及多国警务支持队。不过，这一多边框架在实际运作中仍存在明显局限。尽管澳大利亚积极推动地区合作机制，但中国与巴新等国的双边警务合作依旧持续。

六、“百年焦虑”，从何而来？

我们大致可以看到，澳大利亚如何从“战略调适型”政策，逐步转向“战略竞争型”政策。这一转变不仅体现在政策行动层面，更折射出深层的战略心理与历史逻辑。

戴维·沃克（David Walker）在其著作《Anxious Nation: Australia and the Rise of Asia, 1850-1939》中讨论了澳洲与亚洲的崛起，时间跨度从1850年一直延续至1939年。该书指出，澳大利亚在面对亚洲崛起时，始终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安全焦虑”。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焦虑演变成了切切实实的现实威胁。那时，日本的势力真正进入了澳大利亚的安全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战败，日本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地区的一些岛屿，由此正式进入南太平洋区域，并提出了“南进战略”。这一战略不仅涵盖东南亚，也包括南太平洋岛国，直接触及澳大利亚的安全边界。

随后日本的势力一路向南推进，距离澳大利亚北部海岸仅数百公里。尤其是二战期间，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所罗门群岛等地的激烈战事，让澳大利亚的安全形势骤然紧张。

1942年2月，日本对澳大利亚北部城市达尔文（Darwin）发动空袭——那是澳大利亚本土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造成约250人死亡。此后，日本又多次轰炸澳大利亚北部沿海城市，甚至一度有军舰驶入悉尼湾。这一连串事件，让澳大利亚真切感受到来自亚洲的现实威胁。

1942年2月19日，澳大利亚大陆首次遭受日本空袭。图源：Wikimedia commons

从此，亚洲的崛起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已不再只是心理层面的“焦虑”。事实上，日本在战争初期确实考虑过入侵澳大利亚，其战略目标是切断美国通往亚洲的海上交通线。在东京的判断中，美国是阻碍其扩张的最大障碍——如果能够控制太平洋岛国和澳大利亚，就意味着可以将美国彻底排除在西太平洋之外。

然而，经过几场关键战役后，日本高层在战略评估中逐渐认识到，入侵澳大利亚不可行。尽管如此，澳大利亚国内的媒体仍在持续渲染“日本即将入侵”的说法，引发全国范围的恐慌。这场集体焦虑因此成为澳大利亚现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安全记忆之一。

在讲到二战这一段之前，还有一件同样关键但往往被忽视的历史事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澳大利亚“战略拒止”理念的形成逻辑。那时，日本的势力已进入太平洋岛国，而法国在该地区也仍保有多个殖民地。

随着法国本土在欧洲被德国占领，一个敏感问题随之出现：这些位于太平洋的法国殖民政府，究竟应当服从被占领的维希政权，还是支持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流亡政府？

当时的澳大利亚麦克尤恩（John McEwen）， 乡村党的副领袖，敏锐地察觉到了其中潜在的战略风险。1940年，他说服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的殖民当局不要承认维希政府的合法性，而应效忠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

这一举措的影响极为深远。正因为澳大利亚在关键时刻的外交干预，美国才能顺利进入该地区，并在新喀里多尼亚建立起军事基地。当太平洋战场全面爆发后，这些基地成为至关重要的战略支撑点。新喀里多尼亚与所罗门群岛的地理位置极为关键——它们既能构筑保护澳大利亚本土的防线，又能有效阻止日本势力进一步南下。

因此，这一行动被普遍认为是澳大利亚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战略拒止”实践。从历史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确实通过一系列先发制人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本势力的南下，成功维护了自身的安全。

前面我们谈的是二战时期的案例。接下来，可以把视角转向冷战时期，看看澳大利亚在应对苏联时，如何延续并发展“战略拒止”这一安全逻辑。

冷战时期，美苏竞争的触角伸至印度洋。在美苏将战略竞争扩展至印度洋的背景下，斯里兰卡（当时为锡兰）和坦桑尼亚正式提出印度洋和平区（Indian Ocean as a Zone of Peace, IOZP）。1971年12月1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第2832号（第二十六届）决议，正式采纳这一倡议。澳大利亚参与了之后成立的印度洋问题特别委员会（Ad Hoc Committee）并支持相关讨论。

与此同时，在南太平洋地区，澳大利亚采取了类似的策略，积极推动建立“南太平洋无核区”。这一举措的起点，是苏联当时试图通过经济合作和港口项目扩大其在南太平洋的影响力——例如与斐济、瓦努阿图、巴新等国接触，并与汤加签署了一项渔业与港口合作协议。这令澳大利亚感到强烈不安。为应对这一局势，澳方牵头推动制定并最终签署了《拉罗汤加条约》（Treaty of Rarotonga），即“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

1985年，澳大利亚总理鲍勃·霍克签署了《南太平洋无核区条约》图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做法在当时带有一定的“中立性”特征——它不仅对苏联形成约束，也同样排除了美国。例如，当美国的核动力军舰计划停靠新西兰港口时，新西兰政府以维护无核区原则为由予以拒绝。尽管这一决定引发了美方不满，但整体上，这种安排使南太平洋地区在冷战时期基本避免卷入大国军事对抗。

这段历史对于理解澳大利亚当前对中国的战略反应，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可以说，澳大利亚当下在南太平洋岛国对华政策的核心逻辑，正是对这一冷战时期经验的延续与再现——一种“21世纪版的战略拒止”。

此外，我们还可以从历史上的若干案例，更深入理解澳大利亚为何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抱有高度警惕。

历史经验早已表明，大国的基础设施项目往往被视为地缘扩张的前奏。

第一个例子是苏联修建的“西伯利亚大铁路”。这条铁路从莫斯科一路延伸至远东，一旦建成，意味着苏联能够在短短两周内将约20万军队从欧洲调往远东。日本对此极度不安，担心俄国借此实现向东扩张，于是在铁路竣工前发动了战争。

第二个例子是德国当年规划的“柏林—巴格达铁路”。这条铁路贯通印度洋周边，几乎可以切断英国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此举让英国深感恐慌，也被认为是一战爆发的潜在诱因之一。

这两个历史案例充分说明，大国通过基础设施网络实现战略延伸，一直是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手段。正因如此，澳大利亚今天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修建港口、通信和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的担忧，只是延续了这种深层的历史逻辑。

因此，当我们观察澳大利亚对中国在该地区影响力扩大的回应时，可以看到局势正逐步演变为一种“战略竞争”状态。

不过，有一点必须特别强调：在这个问题上，澳大利亚并非“听命于美国”。它采取这些行动的出发点，并不是为了迎合华盛顿的战略，而是基于自身的安全考量。换言之，澳大利亚并不是某些媒体所描述的美国“附庸”或“走狗”，而是在为维护自身的地缘安全与战略空间而主动布局。

七、澳对华焦虑，能否走出“安全困境”？

展望未来，这种战略竞争关系恐怕还将持续升温。问题在于，是否有可能让这种竞争从“恶性”走向“良性”，实现一定程度的缓和？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前面提到的几个核心概念。

首先是“势力范围”。进入21世纪后，这一概念的传统含义已难以维系。正如我之前提到的，中国在南太平洋岛国的影响力并非单一维度的国家行为，而是一个由政府、地方、企业、教育等多层次力量共同推动的复杂网络。在这样的全球化背景下，想要将中国完全排除在这一地区之外，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势力范围”这一概念必须被重新理解——它不再意味着地理上的排他性主导，而应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共存与互动。毕竟，今天的国际体系早已是高度全球化、经济深度互联的体系，任何单一国家都无法以传统方式“封锁”另一方。

其次是“战略拒止”。当“势力范围”的逻辑逐渐失效时，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拒止”同样面临局限。如果说20世纪的“战略拒止”是“一堵墙”，密不透风；那么21世纪的“战略拒止”则更像是“半堵墙”，有空有缝。 

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澳大利亚逐渐失去了支撑其“战略拒止”（strategic denial）政策的经济基础，难以在长期内与中国进行全面竞争。同时，中澳合作不断深化，双边经贸关系日益紧密。在太平洋岛国问题上，双方也从以往的单纯竞争，转向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局面。

在太平洋岛国这一事关澳大利亚核心利益的议题上，我们或许需要重新思考：澳大利亚是否应将“战略拒止”升级为“战略责任”或“战略管理”，以在竞争中融入更多合作、规则塑造与地区公共产品供给，从而构建更稳定的区域秩序？换言之，从单纯的防范与排斥，转向一种更具建设性的、以规则和合作为导向的战略思维。

第三个仍待深入讨论的问题是“战略支撑点”。中国是否真的有意在南太平洋岛国建立这样的支撑点？目前尚无定论。我也想谈一些个人的思考——中澳双方是否可以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探索建立某种合作机制？能否找到一些真正的利益交集？

例如，南太平洋岛国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全球气候变化。应对气候危机，需要一种“行星级思维”（planetary thinking）。中国与澳大利亚同为印太地区的重要沿海国家，也是全球气候体系中的关键行为体。正因为如此，双方完全有可能在气候治理、海洋保护以及可持续基础设施等领域，构建新的合作基础。这或许可以成为将“战略竞争”引向“建设性竞争”的一个起点。

此外，还可以考虑恢复南极地区的科研合作。过去，中国与澳大利亚在南极科学研究方面有着良好的合作传统，但因疫情影响一度中断。如今，重新启动这一合作，不仅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也可成为双方重建互信的契机。

在我看来，关键在于——从“战略拒止”走向“战略管理”。这不仅是一种政策层面的调整，更是一种思维方式的转变。因为“战略拒止”式的零和逻辑，在21世纪的全球化环境下已难以为继。我们需要倡导一种新的“战略管理”理念——在竞争中保持理性克制，在分歧中维持合作与沟通。

这里，我介绍了一个概念——“战略同理心”（strategic empathy）。[6]其核心思想是通过理解对方的安全焦虑与战略逻辑，去寻找共存与合作的可能性。我认为这种“战略同理性”的思维，同样可以应用于处理中澳在南太平洋岛国的竞争关系。

正如我此前所说，澳大利亚有“百年焦虑感”，而中国有“百年耻辱感”。两者虽然起源不同，却都深刻塑造了各自的国家心理结构。如果中澳双方能够在情感层面上理解彼此的历史记忆与安全心理，就有可能找到一种“相互靠近、有效沟通”的方式，从而为未来合作创造条件。

从这一角度看，未来完全有可能形成一种“竞争中的合作”新格局——中澳双方在局部领域保持竞争的同时，也能在全球性议题上寻求协作与共识。国内一些评论常常认为，澳大利亚一方面依赖中国的市场与贸易，另一方面又追随美国对中国施压，似乎自相矛盾、两面讨好。但这种看法其实过于简单化。面对高度复杂的国际环境，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往往是多维度、情境化的，绝不可能用“亲中”或“反中”这样的二元标签去概括。

事实上，这种政策的复杂性与层次性并非澳大利亚独有。回顾中国自身的外交经验，也能发现类似逻辑。以中美关系为例，当年中国积极推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深化与美国的经贸合作；但与此同时，在安全与意识形态领域，中国始终保持高度防范与自主。这同样是一种“战略拒止”的体现。

如果以这种框架来理解澳大利亚，就会发现它的行为并不矛盾。澳大利亚在经贸上愿意与中国合作，是出于经济利益与现实考量；而在安全领域采取防范措施，则是为了保障自身的战略安全。这一逻辑，与中国在处理中美关系时的策略，其实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迪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讲席教授何包钢以“从调适到战略竞争——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回应”为题开展专题讲座

原题为《从调适到战略竞争——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影响力的回应》，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减。

文稿整理：周浩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