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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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近日,由芒格书院策划、中信出版集团与复旦大学出版社联合推出的《凯恩斯文集》全新面世。全书共十一卷,首次完整收录凯恩斯生前正式出版的全部著作。


作为这套文集的出版方之一,中信出版集团董事长陈炜在浙大参加首发活动时,再次回到当年听《通论》却“始终没搞明白”的心情,由此提笔写下这篇有感而发的文章。


在文中,他从“既懂理论又会赚钱”的凯恩斯写起,穿过其投资成败与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引出“凯恩斯陷阱”的核心逻辑:当预期彻底悲观时,利率再低也唤不回投资和消费。文章择取大萧条时期的美国、日本“失去的二十年”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关键案例,具体而鲜明地展示货币政策何以失灵、财政政策为何必要,也勾勒出“企业不投资、家庭不消费、政府若再紧缩只会雪上加霜”的恶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陈炜并不把凯恩斯简单理解为“政府兜底”的代名词,而是回到其真正关切:在市场失灵时,用政策修补缺口、稳定预期,而不是否定市场本身。他在结尾提醒读者,百年经济史一再证明,经济问题背后首先是人的问题——是信心的问题;也因此,每当危机来临,我们总会在不自觉间重新走近凯恩斯,这正是今天重读《凯恩斯文集》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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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重读凯恩斯


今天想说的这一位绝对是经济学界最狠的狠人——他不仅能在“巴黎和会”跟各国政要掰手腕,还能靠炒股赚出一辈子花不完的钱;一个可以躺平的人生,却偏偏要跟当时的学界权威对着干,硬生生地颠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市场万能论”。这个人就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一个既懂理论又懂赚钱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数学家,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而他留下的“凯恩斯陷阱”理论,至今仍像一面镜子,照出全球经济一次次吊诡。

其实,我们每一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生,距离凯恩斯都不远,但读懂凯恩斯又很难。周末,在浙江大学参加了李井奎教授翻译的11卷《凯恩斯文集》的发布会。期间大咖云集,时隔二十多年,我回到浙大求是园的会场,仿佛如同当年第一次在“老杭大”的课堂听老师讲《通论》。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没有怎么搞明白《通论》,也便绝了自己在经济学领域腾挪的念头。但是,和我同龄的李井奎教授便不同。十年如一日,硬生生翻译出了《凯恩斯文集》。单单这一件事,我觉得就是国内经济学界了不起的大事。所以,现场史晋川、梁小民等大师都来了。现场的大佬们都很谦虚,纷纷说没有读懂凯恩斯;但是现场的大佬们也很自信,因为一千个人,会读出一千个“凯恩斯”。这就是学术的魅力,是一个真的可以争论的理论的魅力。

李井奎教授的文中,写了一个段子:2005年,一个据说由保守派学者组成的评委会,评出了19世纪和20世纪最“危险”的书籍,其中就有凯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也就是我们惯常说的《通论》)。如果,用凯恩斯自己的话来回应——这段话也在《通论》中——“当权的狂人,听信的是无稽之谈,他们的那种狂暴行为,其根源往往出自几年以前某一个不入流的作家的蹩脚之作。……但是,无论早晚,不管好坏,危险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那么,今天,在外部形势扑朔迷离的时代,重读凯恩斯,似乎就变得有些意思。即便,读完我们有不同的认知,但是都会让我们距离这个世界的真相,更近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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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


如果看凯恩斯的成长之路,那么就是“别人家孩子”的天花板。老爸是剑桥教授,还是马歇尔的学生,老妈是剑桥市长。他7岁进名校,18岁以数学、历史、英语三项第一的成绩拿下伊顿公学毕业证,顺理成章考入剑桥国王学院。毕业后,凯恩斯当了公务员,后来又回去当老师,同时他还“跨界”跑去做投机交易,赚了天量的财富。所以,这么一位学霸,可以被定义成实践中的经济学家、编辑、成功的投资人、专栏作家、公务员。

可是,你知道吗?凯恩斯作为一名杰出的投资者,其投资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和我们一样自以为是,并且需要为自己的固执交一些“学费”。他始终认为,自己能够打败市场,而从投机中赚到更多的钱,所以骄傲的经济学家的投资路是从投机开始的。1919年,他赚钱了。1920年,他和朋友成立的对冲基金刚开始还不错,后来突然就搞砸了,基金濒临倒闭。后来出版商为他写的《和平的经济后果》预付了一笔版税,才得以扛下来。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几次市场波动的打击,凯恩斯慢慢形成自己的投资理念,后来投资圈把他称为价值投资的先驱,与上述经历不无相关。凯恩斯逝世时留下了大量财富,同时还有很多珍贵书籍和艺术收藏。因为他,剑桥大学至今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大学之一。



凯恩斯的投资经历,跨越了两次世界大战,走过了世界经济的大周期。除了留给后人的财富,他还有一句名言:“市场保持非理性的时间,比你保持偿付能力的时间更长。”这是经历过失败的投资人多么深刻的领悟啊!大约这也引发他的思考:市场真的能自我调节吗? 

在八九十年代的政治课教材中,曾经有一个段子,描写资本主义社会的景象,我至今印象很深:银行倒闭潮让老百姓排队取款时能闻到钞票发霉的味道;农场主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愿低价卖给穷人……这就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盘拉开序幕的大萧条时代。这个时代不仅使得普通人陷入财务漩涡,也彻底给古典经济学致命一击。依靠市场自己好起来,就仿佛看着病人发烧却不让吃药,人们对此莫衷一是。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横空出世,直接掀了古典经济学界的桌子。凯恩斯在书中第一次提出:经济不是永动机,当人们对未来彻底悲观时,就算央行把利率降到零,大家也会把钱藏起来,企业也不愿投资。这种“货币政策失灵”的状态,后来被称为“凯恩斯陷阱”,也叫“流动性陷阱”。尽管那个时代的经济学家骂它是“异端邪说”,可罗斯福新政却证明了其有效性:修公路、建水坝、搞公共工程,本质上就是凯恩斯主张的“政府花钱刺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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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政府不持续支撑需求,经济将陷入长期低迷


1930年的美国,就是一个经济泡沫被戳破的灾难现场。其实很多人还是不理解什么叫做泡沫。对比这几十年,无论是早年的互联网泡沫还是后来的房地产泡沫,既然被称为“泡沫”,那它就一定会破,无非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那个年代的美国人,突然发现自己的银行账户空了,工厂大门关了,无数曾经风光的企业家都销声匿迹了。当时的美联储连续降息10次,把贴现率降到底部,可经济不仅没起色,反而跌得更狠。这是凯恩斯陷阱最鲜活的样本——利率降了,钱却在市场中消失了。

于是,普通人患上了严重的“存钱强迫症”,不仅节衣缩食,还有强烈的意愿持有现金。为什么?因为谁也不知道明天会不会失业,银行会不会倒闭。这种对未来的恐惧,使得“现金为王”成了共识。就算银行把存款利率降到零,甚至倒贴利息,人们也不愿把钱拿出来花——预期恶化,消费低迷,对于普通人来说,手里攥着现金,心里才踏实。

消费低迷的传导效应是极强的。企业的日子一天比一天更难过。当时底特律汽车城的仓库里,车辆的库存堆积如山。企业根本就没有新建生产线的动力。这就是凯恩斯陷阱的核心逻辑:投资不是看利率高低,而是看未来能不能赚钱。当消费者都捂着钱包过日子,企业就算能零成本借钱,也不会傻到扩大生产。

令人讽刺的是,政府不仅没像凯恩斯建议的那样增加开支,反而搞起了财政紧缩。
1932年,胡佛政府还在提高税收,削减开支,美其名曰“平衡预算”。结果呢?花的钱少了,市场需求更不足,商店倒闭得更快,失业率一路飙升。这就像给一个饿肚子的人节食,只会让情况越来越糟。

如前所说,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才开始践行凯恩斯的理念,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社会保障改革、金融监管等一系列扩张性政策,逐步推动美国经济走出萧条,也彻底改变了传统 “自由放任”的经济治理模式。这些看似“浪费钱”的举措,不仅仅是政府投资那么简单,其实是给老百姓发工资。居民有钱了,就会买面包、买衣服,企业有了订单才愿意重新开工,经济才能慢慢缓过来。

但据说罗斯福本人从没承认过自己是“凯恩斯信徒”,甚至他还私下吐槽:“这个人的理论太复杂,我听不懂。”有趣的是,凯恩斯本人对新政还不太满意。他给罗斯福写信说:“你做的方向是对的,但力度太小了,就像给高烧病人吃退烧药只吃半片。”后来的历史证明他没说错——真正让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是二战期间的巨额军费开支,那才是不折不扣的“超级财政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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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不是看利率高低,而是看未来能不能赚钱


在“失去的二十年”里,我们的近邻日本真实地体会到了“凯恩斯陷阱”的滋味。1990年的日本,是全球经济的“优等生”,GDP约占世界14%,坊间传言当时东京房价都能买下整个美国。可谁也没想到,神话一夜破灭,陷入经济危机的日本,一困就是二十年。

日本经济二十年的悲剧始于房地产泡沫破裂。80年代末,日本央行担心经济过热,连续5次加息,把贴现率从2.5%提到6%,直接戳破了房价泡沫。1992年开始,东京房价每年跌15%,银行坏账堆成山,曾经风光的房地产企业成片倒闭。为了救市,日本央行又急着降息,到1999年干脆把利率降到零,可经济还是一摊烂泥——这就是凯恩斯陷阱的典型症状:利率降到底,经济纹丝不动。

同样,当时的日本家庭,比大萧条时的美国人更爱存钱。1995年日本家庭储蓄率高企。设想一下:工资不涨,身边天天有人被裁员,谁敢乱花钱?这种悲观预期像病毒一样蔓延,就算商家把彩电价格降一半,把汽车贷款利率降到负数,消费者还是不为所动。

当市场变成这样的局面,企业经营者只能变成“守财奴”,管好负债,管住现金,就变得极其重要。当时,日本大企业手里攥着几万亿美元现金,却不愿投资扩产,反而把钱借给政府买国债。这种“企业不投资,家庭不消费”的死循环,就是凯恩斯陷阱最可怕的地方——大家都在为未来存钱,却一起把现在的经济拖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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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日本政府努力过吗?他们把凯恩斯的财政政策用到了极致。从1992年到2000年,日本推出10轮经济刺激计划,修了无数公路、桥梁,甚至把偏远山村的小路都铺成了柏油路。可这些钱砸下去,就像掉进了无底洞,GDP增长率还是在0附近徘徊。为什么?因为政府花钱创造的岗位,根本填不上企业裁员的窟窿,老百姓还是没安全感,该存钱还是存钱。

更要命的是,日本还碰上了“老龄化”问题。90年代日本65岁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2%,劳动力越来越少,消费市场越来越小。就算企业想投资,也找不到足够的工人,更看不到市场增长的希望。这让凯恩斯陷阱的影响雪上加霜——本来货币政策就失灵了,财政政策又被人口问题削弱,经济自然爬不出来。

直到2000年后,日本央行搞起了“量化宽松”,直接印钱买股票、买国债,才算稍微有点起色,但也只是治标不治本。到2010年,日本GDP比1995年只增长了15%,被中国超过,彻底失去了“世界第二”的宝座。日本经济学家后来承认:“我们花了二十年才明白,凯恩斯陷阱里,光靠花钱没用,还得改变大家的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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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预期悲观时,就算利率是零,企业也不会投资


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倒闭。我们很多人都亲身经历了这一轮周期。短短一个月,美股暴跌30%,全球蒸发10万亿美元财富,比日本全年GDP还多。各国央行纷纷祭出降息大招,可发现又掉进了凯恩斯挖的“陷阱”里。

从2007年到2008年,美联储连续10次降息,把联邦基金利率从5.25%砍到0%~0.25%,创下历史最低。可美国老百姓根本不买账:2008年消费支出下降1.2%,GDP下跌0.3%,银行里的钱堆成山,却没人愿意借。其实,逻辑还是那个逻辑:不敢借钱,不敢花钱。

欧洲的情况更糟。希腊2008年消费支出暴跌3.5%,GDP跟着下滑0.3%,政府想靠紧缩开支救市,结果越缩越糟——公务员降薪、养老金削减,老百姓更不敢花钱了,消费支出一年比一年低,经济彻底陷入停滞。这完美印证了凯恩斯的警告:经济衰退时搞紧缩,就是自杀行为。

为啥利率降到零还没用?因为大家都在“现金为王”。2008年美国企业持有的现金达到1.8万亿美元,比2007年增加了20%,却很少用来投资。通用汽车把工厂关了一半,福特汽车推迟了新车研发,不是因为借不到钱,而是因为卖不动车。就像凯恩斯说的:“当预期悲观时,就算利率是零,企业也不会投资,因为他们怕血本无归。”这时各国才想起凯恩斯的“药方”——财政刺激。美国推出《复苏法案》,修高铁、搞医保改革;欧洲也跟着砸钱救市。到了2009年底,美国GDP止跌回升,全球经济开始复苏。时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任期贯穿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及后续经济复苏阶段,其推行的低利率、量化宽松等政策,直接影响了美国乃至全球的货币政策走向,也让他因应对危机的表现当选2009年《时代》周刊 “年度人物”。作为凯恩斯主义的拥护者,他以“行动的勇气”承担美联储最后贷款人义务,缩短了危机时间和影响面。202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最终颁给了伯南克。

说了这么多,我们确实需要重新思考凯恩斯陷阱:因为它不是偶尔出现的“意外”,而是现代经济绕不开的命题。只要人们对未来失去信心,不管利率多低,钱都会被藏起来,经济就会陷入停滞。就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格曼说的:“对凯恩斯理论的真正检验不在金融动荡时期,而在危机后长期的高失业与需求疲软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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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的遗产:陷阱之外,还有多少真相?


我觉得需要再次提一下凯恩斯的那句名言:“不论早晚,不论好坏,危险的东西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作为实用主义者的凯恩斯,从来没说过自己的理论是“万能药”。或者说,我们也可以把《通论》视为是经济衰退时期的理论,繁荣的时候还是要让市场发挥作用。后来的一些经济学家往往走极端,要么把政府干预奉若神明,要么把市场自由吹上天,反而忘了凯恩斯的初衷。

总的来说,凯恩斯的理论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生产理论,不能把凯恩斯简单地视为主张政府干预、财政赤字、基建狂魔以及货币超发,尽管危机时期很多的举措被视为是“凯恩斯主义”做法。就像韦森教授在发布会上说,宏观经济调节不是像孩童玩积木一样的简单事!

凯恩斯理论并非主张“政府全面替代市场”,而是强调“市场失灵时的补位”,这一底层逻辑自然推导出“繁荣期应回归市场主导”的结论,尽管《通论》中未直接明说。樊纲教授说,在大萧条的腥风血雨下产生的凯恩斯理论想要解决的,是千百万人的生存问题。其基本逻辑是,企业家推动供给扩张,并最终导致经济过热;市场泡沫“崩盘”,发生产能过剩时,需要政府采取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调整,保持供求的平衡,熨平波动。这里的基本观点是,原始状态的市场是有缺陷的,但不需要消灭市场经济的所有制结构和供求决定价格的市场定价机制,而是要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增加一个政府(或公共机构)职能,进行宏观经济调节,以应对市场机制本身可能产生的“失灵”。所以,凯恩斯主义的核心贡献是“解决市场失灵”,而非“否定市场价值”。

回看这百年经济史,凯恩斯陷阱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人类的贪婪与恐惧:大萧条时的恐慌,日本泡沫破裂后的悲观,2008年危机后的迷茫,本质上都是信心的崩塌。而走出陷阱的方法,从来都不是简单的降息或花钱,而是重建信心——让老百姓相信未来会更好,让企业相信投资能赚钱。

这位经济学界的天才叛逆者,用一生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经济繁荣,也没有无解的经济陷阱。关键是在迷茫时,别忘记看看凯恩斯留下的忠告——与其迷信市场万能,不如直面人性的复杂;与其等待自动复苏,不如主动创造希望。毕竟,经济的本质是人,而人的信心,才是走出陷阱的唯一钥匙。

凯恩斯死后,他的老对手,经济学家哈耶克写来一封感情真挚的悼念信,说凯恩斯是“我认识的一位真正的伟人,令我无限仰慕。这个世界没有他,将变得更糟糕。”而研究经济危机的大师克鲁格曼留给我们的一句话同样值得我们品味:“当经济陷入困境时,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的洞见在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证明了其永恒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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