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卫彬，青年评论家，文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在《当代作家评论》《人民文学》《诗刊》等发表作品多篇，著有随笔集《浮影》、评论集《忘言集》，曾获江苏省紫金文艺评论奖、首届刘熙载文学评论奖等。现居江苏泰州。
唯有虚构可以抵达现实
中篇小说《修改成功》让人印象深刻的首先是它有意思的形式。八个人物因为朋友圈里某个共同的人，形成某种复调效果，他们活在自身的欲念里，又不断引发出当下各种困境。柏蓝巧妙地用了甲乙丙丁的排序，既是顺序又指向不同的人物，每个章节也意味着某个具体事件——它们从不同的现实出发，最终抵达虚构之真。
在这篇小说中，柏蓝将叙事空间分割成不同的生存状态，让人物在已经溃散的生活中苦苦摸索并时时反顾。这种姿态，有种面对无物之阵时的悲壮感，就像在一座黑暗的剧场里，没有观众，或者说观众只有自己，让存在失去了依据和方向，最终汇聚到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他们在现实和记忆中只剩下挣扎的虚影时，在朋友圈里却获得了某种真实，尤其是面对“当额发的边际成为真理，你会怎样安排虚构？”这样让人产生幻觉的时刻。由此，他们获得了一种形而上的安慰，在这样的片刻停顿中，自身的生活短暂缺席，而从他人的生活中获得一种内心真实的声音。
小说的叙事极为扎实，关涉的现实空间就像一个个迷人的漩涡，里面容纳了生活中所有必须要面对的事物。但漩涡同时也是黑洞，如何克服引力，或被其驯服，都是小说叙事的腾挪之地。就像人物虔一，他对王主任百般讨好与小心翼翼，其背后的努力与追求不言而喻，但这种功利主义，也把他带向麻木的边缘，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卑躬屈膝，就像柏拉图所谓的被困在洞穴中的人。不同的是，虔一并非完全不知道洞穴之外的世界，而是甘于这种自我消耗，而辜负了真正走出洞穴的机会。这个过程充满了作者叙事的自信，使得承载信息的部分，站在了次要的位置。
于是虔一屈从于这种俗世价值，让尊严变成了工具，就像逐渐沉沦为一个酗酒者，而一个酗酒者是看不到自己的。这篇小说提到了拉康，他给我们的启示是，自我与主体性通过外在于人本身的事物确定，而人在这种凝视中确立了自身。这篇小说中，人物个体的不自知弥散于各个角落，那是在世俗烈日的照耀下导致的盲目。所以虔一忘记了反观自己，只有真正把凝视的目光投向自身，才能看到理性之外的无用之用，正如罗兰·巴特在论及埃菲尔塔时说的“首要条件是：铁塔需要是一个完全无用的纪念塔”。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人物白逢亮的尊严问题，也许可以给出一个镜像式的答案。他与虔一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意识到了赵钧的荒唐可笑，进而看到自己为他人做嫁衣的现实处境，他的骄傲与鄙夷，在对赵钧的描绘中显露无疑，但是，“他转念一想，还不能和赵钧搞僵，自己还给他做书呢，人情也得让他承一下吧。这家伙又和领导走得近，也没必要在面儿上得罪他”。此时，在描绘白逢亮的内心文本中，他似乎寻找到了自我，但他不能与这个“自我”共处，而是处于一种分离之中。他虚弱地撑起了自我，却发现依然是一个“跪姿”，指向的是来自内心深处的世故，让他不能放任自我，“我腰椎老毛病又犯了，疼得厉害。等稍好一些，立马改”。我想到尼采著名的格言：“‘我已经做了这件事’，我的记忆这么说。‘我不可能做过这样的事’，我的自尊这么说，并始终坚定不移。最终——记忆屈服了。”在白逢亮那里，自尊无法僭越记忆，简而言之，就是意图与行动分离，而一个没有体现为行动的意志，从根本上来说就不是意志，也就不可能真正形成“自我创造”。
这篇小说写出了作为可读之物的生命意识，以静物写生的方式，画下了瞬息万变中的不同面孔，投射了作家深切的悲悯。作者柏蓝并没有像很多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在人物异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而是一个外冷内热的讲述者，将当下的林林总总，一齐抛入尘世的荒原。那么，小说如何勾勒人生轨迹，进而捕捉人物真实的自我？当我们用某些固定的词汇来形容人物的时候，也许就落入了对号入座的窠臼。首先要做的是“呈现”，这其实涉及一个作家对现实的看法。和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叙事不同，小说叙事大部分呈现出的是日常中的平缓状态，尽管日常看上去像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但这个网络没有中心，只有浮在水面上的一些耀眼的光斑。
《修改成功》还采用了彼此映照的方式，突显人物命运。比如同为舞文弄墨之人，相较于白逢亮与赵钧，作为诗人的唐焰似乎更为纯粹，这个天真而感伤的人，被公司裁员失业了，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得租花圃养花卖花。现实主义在唐焰这里，从诗歌走进了现实。此时，柏蓝用了一个客观远距离视角，描绘了他不堪的生存处境，在他与赵钧两相对照之下，我们读到了现实的废墟，以及建立其上的价值失落感。
柏蓝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呈现出一种冷静、克制的叙事腔调。我们似乎发现，在生活失去依托的地方，文学得以开始：比如那种被现实包裹的坚实的逻辑关系，一直在生活的边缘试探的情节发展，以及从生活表象中浮现心灵图景的犀利感。正因如此，小说中的麻平与大金，以高于叙述者的姿态，从生活的困境走向了文学。虽然她们似乎因现实所迫失去了精神的探索，但正是她们对自我处境缺乏必要的清醒和敏感，她们的生命之感才真正进入了叙事。麻平要在窘迫的处境中承担起家庭的重担，繁重的家务、孩子的学区房、考试的分数……她没有冲出困境的能力，只有惶惑。如果留心，这种惶惑其实也是我们的浮生心绪。与麻平相比，做吃播的大金，则是一个失去理性的人，一边以吞食大量的生鸡蛋博取眼球，另一边又要承担无边的谩骂，她活着的唯一理由就是活下去。柏蓝在叙写人物的生活困境时，自觉和她们站到了一起，并将她们的生命感触，最终归结为如何获得生命的尊严。
九个人物，九个故事，与其说小说采取了某种透视法，不如说是一首变奏曲，它由对现实处境的精准描摹构成。那些习焉不察的生活细节，因为注入了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让现实的符号重新成为现实本身。比如对秩序的考察，让我们看到生活真实的变化，麻平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可以封闭在家庭的秩序中自我牺牲，但是她并未打破芸芸众生中作为“我”的心理平衡。这个平衡似乎在她看到朋友圈里大学同学赵钧的时候，稍稍产生了波动，但是孩子的哭声，很快将她拽入了生活旧有的平衡之中。白逢亮也是如此，他不得不服务于一个讨厌的人，其尴尬处境令人同情，然而他最终以“一片光明！”的回复，掩饰了内心的倔强。“关机，痛痛快快睡个午觉”，这种以自我麻醉的方式回到现实之中，似乎超出了我们的预想，却是他继续生活下去的理由，因为没有人能够随随便便从生活的秩序中退出来。而赵钧这个带有自恋意味的成功人士，似乎在女儿踩碎他的眼镜之后，终于理解了生活的某种不可预见性。每个人的留言都带着自身的困境与无奈，对他人的想象不过是对自己的安慰。赵钧内心深处的那个人——“可可”并没有出现，而她才是唯一值得期待的。在复杂的网络空间里，热闹与孤独犹如硬币的两面。当赵钧点开“修改可见范围”，将这条微信设置为“仅自己可见”的时候，某种悲悯意味油然而生，其空虚的心灵似乎在此刻得到了拯救。由此我们发现，当所谓的“理解”与事实分离时，我们反而在小说这一虚构文本中，获得了某种真相。因为每一次成功的虚构，都意味着现实的无限和敞开，叙事中人物的每一次呼吸，都成为不可替代的必要事件并带着风尘仆仆的余温。
责任编辑：徐远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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