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独家发布于腾讯新闻
苏丹，非洲心脏地带那片饱经风霜的土地，正再一次被战火撕裂。它曾是非洲国土面积最大的国家，也一度是非洲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
然而，自1956年独立以来，苏丹饱受政变与内战困扰。尤其是2019年4月，统治长达30年的巴希尔被迫下台后，苏丹政权历经更迭、纷争不断，始终未能建立有效的文官政府和中央权威，反而陷入持续动荡之中。
两个军事集团对权力的贪婪与渴求，将苏丹国家主权撕扯为私利战场，而外部势力则通过武器输送和地缘博弈持续煽风点火。
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已经造成了超过全球其他地区总和的饥民人数，以及当前最大规模的流离失所，妇女儿童成为主要的受害者。然而，国际社会的反应却仍停留在口头谴责与协调磋商的阶段，似乎是有意无意地在忽视这场地狱级地灾难，间接为这场悲惨的内战提供了酝酿的土壤。（相关阅读：人类文明的退步：当饥荒武器卷土重来，加沙与苏丹的灾难为何诞生？ ）
一、此轮苏丹内战的前后始末
苏丹现有约570个部落，分为57个民族，使用114种语言。殖民时期，英国将苏丹部落政治化，通过授予头衔与特权笼络部落首领，赋予部落法律权力，推行间接统治。
苏丹武装部落视战争为生活常态与经济手段，既可从中获利，也能提升社会地位。尽管教育普及削弱了部落的部分权威，但以民族、出身和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部落认同至今仍主导苏丹人的心态。
苏丹一直以首都喀土穆为中心、由尼罗河沿岸少数精英掌权，西部达尔富尔等边缘地区缺少政治代表权和资源掌控，因而引发两次南北内战、达尔富尔冲突等。此番从2023年4月起爆发的苏丹内战，就是自2003年达尔富尔危机升级以来两派主要势力因权力分配矛盾而引起的猛烈冲突。
早在2003年，巴希尔政府调动以阿拉伯裔为主的政府军和亲政府民兵武装，进攻达尔富尔当地的黑人反政府武装。
期间，布尔汉（Abdel Fattah Abdelrahman Burhan）崛起成为政府军苏丹武装部队（SAF）的最高指挥官。众多亲政府的阿拉伯裔民兵武装中，势力最大的“金戈威德”（Janjawīd，指由穆斯林黑人牧民及牧牛人所组成的部落民兵武装）的首领达加洛（Mohamed Hamdan Dogolo），则以“赫梅蒂”（Hemeti）的化名成为名噪一时的强人。
这两人在整个达尔富尔内战中紧密结盟，也共同被控在内战中犯下反人类罪。由于“金戈威德”声名狼藉，2013年，赫梅蒂为其更名为“快速支援部队”（RSF）。在此后的也门内战和叙利亚内战中，快速支援部队因通过与阿联酋的密切关系而大发横财，兵马壮大。这使得赫梅蒂在苏丹政治舞台上的地位更加显赫，也显然进一步激化了他的权力欲。
2019年，布尔汉与赫梅蒂联手推翻了巴希尔政权，布尔汉领导的临时政府“主权委员会”任命赫梅蒂为副主席。双方达成一系列协议，包括在一定期限内让RSF并入SAF，并着手建立一个文官政府。
但两个军事强人和两股武装势力的野心膨胀，很快导致双方矛盾激化，布尔汉力主迅速将各部队整合到陆军指挥之下，担心丧失自主权的赫梅蒂则持反对意见，双方最终撕破脸皮。
苏丹前总统奥马尔·巴希尔
2023年4月，布尔汉领导的SAF将赫梅蒂领导的RSF定性为叛军，试图将RSF拆散分配至全国各地的兵营。赫梅蒂拒绝接受安排，新一轮的苏丹内战由此爆发，至今愈演愈烈。
最初，RSF攻势猛烈，首都喀土穆岌岌可危。但布尔汉领导的SAF在埃及等邻国的支持下逐渐稳住阵脚。2023年年底，SAF收复大量领土。2025年3月，SAF基本击退了在喀土穆及周边的RSF武装，并逐渐控制了苏丹东部和东南部大部分地盘。
不甘心受挫的RSF随即对SAF大本营所在地——苏丹最大港口苏丹港——发动无差别的无人机大规模袭击。并转变战术，暂时避免远征喀土穆等SAF势力巩固的地区，变外线作战为内线作战，集中力量拔除孤悬本方地盘内部以及附近的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地区内残存的SAF据点。
在达尔富尔，最后一座由SAF控制的主要城市法希尔，被RSF长围久困，直至2025年10月被攻陷前勉强维持了18个月。
由于RSF修建了56公里长的屏障，阻止食物和药品的进入，并封锁了逃生路线，法希尔市内被围困的120万人被迫靠动物饲料度日。包括“苏丹医生网络（Sudan Doctors Network）”在内的苏丹医疗和人权组织表示，RSF在围城期间实施了大规模屠杀、拘留民众和袭击医院的行为，对逃亡者进行即决处决，并且有迹象表明“杀戮具有种族动机”。
耶鲁大学人道主义研究实验室在一份报告中指出，RSF“似乎正在有系统地、蓄意地通过强迫流离失所和直接处决的方式，对富尔族、扎加瓦族和贝尔蒂族等非阿拉伯土著社区进行种族清洗”。一个国家，两派势力，共享一片天空，却渴望独占权力，致使国家分裂、内战延宕。
二、大国博弈下的内战困局
苏丹位于红海、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交汇处，地缘战略位置重要，矿产资源丰富，也成为大国争夺的焦点。苏丹冲突爆发后，交战双方均指责对方有外国势力撑腰。
其中，沙特与阿联酋与这两派势力的关系最为微妙。
沙特凭借其在中东的外交和地缘政治影响力，在吉达（位于红海东岸的沙特城市）组织了多轮调停，试图扮演区域稳定的“定海神针”。而其主要诉求就是确保苏丹内战不会危及红海航道正常通行。
然而，一直被视作是沙特“小弟”的阿联酋却在苏丹内战上与沙特的立场有明显分歧，其战略逻辑更多是为了确保其在苏丹金矿和非洲之角港口的影响力，甚至不惜被公开指控通过利比亚、乍得等通道向RSF提供关键的后勤和军事支持。
长期以来，苏丹政府在不同场合多次指责阿联酋支持苏丹快速支援部队，阿联酋均予以否认：
● 2023年12月，两国曾相互驱逐外交人员。
● 2025年3月，苏丹向国际法院起诉阿联酋，指控其参与“种族灭绝”。
● 2025年5月，苏丹安全和国防委员会发表声明，宣布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并撤回其驻阿外交使团。
● 2025年8月，苏丹外交部发表声明，指责阿联酋招募哥伦比亚籍雇佣兵为苏丹快速支援部队作战，阿联酋否认这一指责。
除这两国外，还有其它大国也介入了苏丹内战，使得苏丹不幸沦为了大国博弈的棋盘。
俄罗斯对苏丹的黄金储备和红海军事基地的渴望，使其传统上与SAF保持联系，但其瓦格纳集团又被指控与RSF有深度合作。俄罗斯在地缘上的目标更多是“制造混乱”，以获取其在红海的立足点。
伊朗则利用其无人机技术，向SAF提供关键军事援助，成功地在红海地区打入了一个楔子，深化了其对中东与非洲之角的影响力。
土耳其与卡塔尔则以更柔性的方式渗透。土耳其着眼于苏丹的农业和军事合作，寻求在非洲之角站稳脚跟；卡塔尔则以其巨大的金融实力，专注于人道主义和外交调解，维持其在阿拉伯世界的“斡旋者”角色。（相关阅读：苏丹内战，正在海湾三巨头的暗斗中升温）
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苏丹内战中也有各自支持的对象。RSF与埃塞俄比亚关系密切，埃塞俄比亚于2023年10月主办了苏丹政治和民间力量会议，促成了“进步”协调委员会的形成，该委员会次年1月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与RSF签署了《解决苏丹危机的亚的斯亚贝巴宣言》。埃及与苏丹在“复兴大坝”（2011年，埃塞俄比亚宣布在与苏丹接壤的青尼罗河源头兴建“复兴大坝”，于2025年9月竣工）争端中有共同立场，反对埃塞俄比亚，因而埃及相较更为支持布尔汗领导的SAF。
在这场权力角逐的烈火中，最无辜的苏丹民众正遭受着严峻的人道主义危机。首都喀土穆已成一片废墟之城，数千万人口被迫逃离家园，涌向邻国。苏丹正经历着全球最大规模的内部流离失所危机，儿童和妇女尤其成为性暴力和饥荒的受害者。当医疗系统和学校被轰炸摧毁，这个国家的未来也被无情地掐灭。
更值得关注的是，苏丹的战火，如同萨赫勒沙漠上的龙卷风，正以惊人的速度席卷周边国家，使其成为动荡的直接受害者。
乍得与中非共和国这两个邻国首当其冲。不仅接收了大量难民，更面临着RSF武装人员的跨境渗透。他们的边境已成为RSF的关键后勤补给线，使得乍得和中非共和国的内部安全局势岌岌可危。
利比亚的派系斗争与武器走私链条，为RSF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补给通道，使得利比亚的混乱成为苏丹冲突的燃料。
南苏丹本就脆弱的和平和经济完全无法承受巨大的难民涌入，加剧了内部矛盾，原本有望恢复的阿卜耶伊争议地区的谈判也因苏丹内战陷入停滞。南北苏丹的石油资源多分布在南苏丹和南北交界地带，而阿卜耶伊这片约1万平方公里的石油富产区更是两国争夺焦点。该地区主要居住的两个民族：与南苏丹关系密切的恩哥克-丁卡族和与苏丹关系密切米塞里亚族，长期在土地使用和资源分配上存在冲突，现在苏丹内战大有引爆跨境争端的风险。
肯尼亚在东非国家中表现积极，试图在地区调解中发挥主导作用，但其努力往往被其他域外大国的干预所抵消，凸显了非洲国家在解决自身危机时面临的无奈与局限。（相关阅读：外交冒险主义：在苏丹危机中，肯尼亚选择下了一步险棋）
苏丹的内战，已然变成了一场多层次、多方位的大国博弈角力场，而苏丹人民的命运，正被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隐形之手所操控。
难民潮冲击着乍得、中非等本已脆弱的邻国；武器和武装组织的自由流动，使得萨赫勒和中非地区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苏丹的持续动荡，使得非洲之角和平进程蒙上阴影，严重威胁红海航运的安全。一个不稳定的苏丹，将长期成为周边国家的安全黑洞。
三、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路在何方？
自独立以来，苏丹屡经政治动荡与冲突，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国家治理存在结构性危机。
军政府领导的制度建设没能为政治的制度化运行奠定稳固基础。政党制度弱化，难以发挥利益代表、利益表达和政治整合的制度性作用。政治制度衰败，各种社会力量以非制度化的方式直接参与政治。执政精英也未能平衡好国内各族群、地域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苏丹内战反映了许多非洲国家求民主、谋发展的曲折道路上相似又令人惋惜的困境。以刚果（金）政府与反政府武装“M23运动”、埃塞俄比亚政府与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等冲突为例，当代非洲国家成长进程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国家主权日趋弱化甚至消解，一些国家的政府管辖与统一能力严重不足，国家体系与政府功能日益陷入瓦解与退化的状态中。
时至今日，在非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政府能力严重缺失，基层政权形同虚设，看不到条块分明、上下联通的功能化的政权网络与管理系统，在政府机构和行政体制瓦解、“有社会而无政府”的状态下。千千万万的百姓苍生在广阔无边的大草原和大荒漠中陷入一种无助的、自生自灭般的艰难处境。
权力、资源分配不平衡导致族群、文化身份被政治化，加剧社会对立与冲突。部分精英将宗教信仰政治化，造成国家治理目标严重错位。经济发展的结构性失衡导致民众的基本生活水平无法得到保障，进而冲击政治稳定。军事强人垮台后，国家政治失序进一步加剧，直至将国家拖入内战深渊。
苏丹困局只是全球治理失序的一个悲惨缩影。就非洲安全问题而言，各分区面临的多重安全挑战成因复杂、表现形式各异。诚然，联合国、非盟和非洲次地区组织及非洲域内外大国在地区安全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非洲问题非洲解决”，支持非洲国家加强政府治理能力，真正让本国和地区走上从乱到治的道路。
没有有效治理，就不会有稳定发展；没有稳定发展，就不会有和平安全；没有和平安全，人类文明就会被暴力与罪恶吞噬。历史不断告诫我们，仅靠军事手段整肃不了内战乱局，必须要通过对话凝聚共识、稳定社会谋求发展，才能从根本上使国家走上民主化、现代化的正路。
参考文献：
[1] 刘鸿武：《非洲治理与发展难题之破解：中国的视角》，载《非洲研究》2016年第1卷。
[2] 张璡：《苏丹政治失序的根源——国家治理结构性危机》，载《中国非洲学刊》2024年第1期。
[3] 赵雅婷：《南北分立后苏丹的治理危机与政治变局——一种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载《中东研究》2021年第2期。
[4] 蒋恒昆、周军：《苏丹南北关系中的阿卜耶伊问题》，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7期。
[5] 陶短房，“缺乏关注的苏丹内战，正在发生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南方人物周刊，2025-11-05，https://www.nfnews.com/content/A6EBV72JoK.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