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高市涉台言论，外交部、国防部接连发出严厉批评和警告，一再重申中方立场，奉劝日方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11月14日凌晨，外交部官网发布，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13日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华错误言行提出严正交涉，此举引发外界高度关注；15日，《解放军报》头版刊发“钧声”署名文章《日本胆敢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必遭迎头痛击》；16日，《解放军报》4版刊发署名文章《叫嚣武力介入台海局势只会把日本引向不归歧途》。
高市涉台言论在日本国内也引起轩然大波。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发文强调，台湾就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而日本不该干涉。另一位日本前首相野田佳彦，则一连两日严厉批评高市早苗，认为其“言辞过于越界，导致中日关系陷入非常严峻的局面，相当轻率”。此外，日本民众15日晚也自发进行抗议，对首相高市早苗近期错误言行表达强烈不满，甚至要求高市辞职。
高市早苗上台不久就乱打“台湾牌”，不顾一切地撕裂中日关系，简直迎来“天崩”开局。高市涉台言论所犯下的最根本性的错误究竟是什么？作为一位刚刚当选不久的新首相，高市在台湾问题上大放厥词的政治动机是什么？中方接下来还可能会采取哪些反制措施？直新闻高级主笔、特约评论员吴蔚采取“自问自答”的方式，以“三问”回馈广大直新闻读者观众。
直新闻：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妄言武力介入台海的错误言行依然在持续产生恶劣影响。您认为高市早苗最根本性的错误是什么？
特约评论员 吴蔚：政治人物，越是身居高位者越要谨言慎行，因为你的一言一行都有可能被外界视为政治信号、政策基点与认知偏好，代表的是政府决策、国家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要问高市早苗此番错在哪，还是要回到她的原话与语境中寻找线索。
11月7日，在日本众议院预算委员会的一场质询会上高市早苗被问及：如果出现军事危机，台湾岛与菲律宾之间的巴士海峡遭到封锁，到什么程度能够被判定为符合《新安保法》定义的所谓“存立危机事态”，进而允许日本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
高市早苗是这样回答的：如果在封锁海峡之外同时出现动用战舰、伴随使用武力的状况，我认为就有可能构成“存立危机事态”。所谓“台湾有事”可能代表很多种情形，届时政府将依具体情况与情报进行判断。
要研判高市早苗的言行，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以及它的法理定义。
2015年9月，在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力推下，日本参议院通过了《和平安全法制》也称《新安保法》。这则立法有三大主要特征，一是为日本对外用兵“松绑”解禁集体自卫权，二是扩大日本自卫队海外行动范围，三是加入了一个“存立危机事态”的新概念。
简而言之，日本首相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援引《新安保法》调集日本自卫队？分为三层条件：一是发生“重要影响事态”，自卫队应向盟国提供后勤协助；二是发生“存立危机事态”，即“与日本关系密切的外国”遭到军事攻击时，日本当行使集体自卫权予以武力协助；三是“武力攻击事态”，即日本本身遭致军事攻击时，自卫队应予以武力反击。
回到高市那句话，言下之意若中国使用武力封锁台海周边并实际使用武力，则构成“日本的‘存立危机事态’”。请注意，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叙事语境里已经将中国的台湾省视为日本所谓“关系密切的外国”。这不仅仅是对《新安保法》的过度扩张解释，也是对中国台湾省主权归属的颠覆性重构。这就是高市早苗此番犯下的最根本性错误，是颠覆性的，也是极具挑衅的。
于是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外交部副部长孙卫东在11月13日奉示召见日本驻华大使金杉宪治时，会使用“五个严重”这种外交界罕见的强硬措辞对日本方面提出严正交涉了。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以来，所谓“台湾有事”一直是日本涉台政策的重要决策基点，即在日本政客眼中，台湾问题与海峡两岸关系关乎日本的国家安全利益。但是随着中日邦交正常化，一些日本政客给这种认知披上了一层伪装，以“台湾有事为里，台湾无事为表”构建双重叙事结构。可以粗略地理解为：若中日关系融洽时，日本政府会以“台湾无事”为旗号与北京大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若中日关系紧张时，日本政府会以“台湾有事”为引子与台湾岛内的“台独”分子眉来眼去，大搞所谓“以台制华”。
确切地说，将“台湾有事”与“日本有事”进行某种政策勾连并进行公开论述，是安倍晋三在2021年12月提出的。请注意，此时的安倍早已不是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他的这番言论仅能代表他个人以及他引领的某股政治势力。在他之后的三任日本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与石破茂，都在执政时期尽可能避免公开谈论这句话。可是，高市早苗作为现任首相恰恰就胆敢在公开场合援引这套逻辑，并进一步扩张解释了日本政府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实际场景与地缘范围。我认为，从此之后我们可以不必再说什么“高市早苗走的是安倍路线”这种话了，她现如今走的分明是一条更加危险的“搞事路线”，极有可能引发一场地缘性的灾难，这源于她可笑的无知与可悲的自负。
直新闻：作为一位刚刚当选不久的新首相，高市早苗为何要在台湾问题这种极其敏感，又涉及日本主要邻国中国的内政与主权领土的高危话题上大放厥词？这又折射出她怎样的政治动机？
特约评论员 吴蔚：这个问题很关键，政客首先是“政治的动物”，一言一行都折射其认知，一举一动都伴随着思考，抽丝剥茧找到“政治动机”十分关键。请注意，我的以下分析不是对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进行某种合理化开脱，而是为中方的后续反制动作与危机管理寻找决策基点与反击着力点。
首先，高市早苗对日本“右转”的意识形态偏转产生了过高期待。高市是日本政坛典型的极右翼政客，日本国内客观上存在让这类政客成长的土壤。同时，高市在对待日本侵略历史、屡次参拜靖国神社等一系列大是大非问题上犯下的错误甚少受到“选票的惩罚”与国外的清算。这让她对极右翼的意识形态与政策路线产生了不切实际的期待与形成了一定的路径依赖。
其次，高市早苗对本届日本政府组阁的过程心有余悸。随着日本政党政治的格局演变，自民党“一党独大”的态势已经一去不复返。高市之所以能够险胜，源于日本在野政党的路线分化。单凭自民党自身已经无法在日本众议院取得过半数，这种政党能量的式微既让高市看到了危机，也让她看到了转机。我合理推测，高市以及她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正在推动自民党内部的重塑，推动日本政党舞台的新一轮力量整合。长期执政，将是这股政治势力最直接的动机。时机合适时，日本政坛甚至有可能诞生出一个新的政党，而这个政党的意识形态是泛右翼的。
再者，高市早苗对上台以来的民调数据产生了根本性误判。一个现象不容忽视，日本《读卖新闻》前不久进行了民调，高市内阁上台之初的支持率高达71%，是石破茂内阁辞职前的两倍以上，在历届日本内阁成立之初的民调中排行第5。若剔除《读卖新闻》的机构效应与民调问题设置的偏向性，高市内阁的诞生确实一度代表了日本国内的某种民意。但是请注意，这股支持率的背后逻辑也是值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比如说，在支持理由里又进一步细分为：“政策可期”占41%、“没有更合适人选”占20%、“领导力突出”占15%、“值得信赖”占12%、“阁僚构成合理”占4%等等。也就是说，日本民众对高市早苗的期待首先是经济民生性的刚需，而在对外政策上采取激进路线，让中日关系乃至日韩关系急剧走低，进而引发经济动荡、外贸萎缩，绝对不会是日本民众的期待与选择。如果高市早苗只看到了支持率，却没有看到支持率背后的民众期待，那她将永生不忘一句中国谚语：民可载舟，亦可覆舟。
此外，高市早苗对处理特朗普2.0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有着激进的盘算。总体上看，特朗普执政时期的美日同盟关系展现出两大特征，一是进一步强调日本作为“下位盟友”对美国盟主的责任义务，要在防卫开支与对美军购上展现更多诚意；二是进一步加大美国作为盟主对日本的经济掠夺，关税也好，产业转移也罢都是具体的抓手。如何解决这两个迫在眉睫的问题是高市早苗执政面临的重大困境。眼下，高市很可能正在采取激进的“自选动作”，以台湾问题为抓手进一步恶化所谓“印太”的地缘安全格局，一方面迟滞美国战略收缩的步伐，另一方面妄图以“盟友的自觉”换取“盟主的宽仁”。这或许是一种逻辑上的自洽，却也是高市在政治上的幼稚。
直新闻：您认为中方将如何对日本方面进行反制？
特约评论员 吴蔚：《孙子兵法》有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我个人认为，这场由高市早苗率先挑起的外交风波，对中国来说既是危机也是转机，我们必须首先在谋略上战胜对方，迎头挫败日本极右翼势力的危险试探。
对日反制，计将安出？今日之中国，大国之姿，气象万千。于政府而言，无论是法律的武器库，还是政策的工具箱，反制区区东瀛蕞尔小国，绰绰有余。
于我个人而言，建议这场对日斗争应稳慎把握一个背景、两个原则、三个突破口。
一个背景尤为明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于国内而言，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十四五”决胜在即，“十五五”来年可期；于国际而言，中国领袖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黄钟大吕世所期盼，中美经贸“休兵”约定一年为期。日方首相此刻跳脱妄言，居心图谋已现。
两个原则于我有利。一是国际公理在我，国力优势在我，人心向背在我，历史大势在我，主权红线不容触碰，斗争思想不可滑坡；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之力量，对日本国内友华有识之士要拉，对日本极右翼反华势力要打，切忌将日本视为一个团结之整体。
三个突破口逐个击破。一是迎面痛击以高市为首的日本极右翼势力，以民调为突破口；二是逐个动摇新一届日本内阁执政同盟背后的献金来源，“经贸牌”、“稀土牌”、“市场准入牌”皆可引而待发，以财阀为突破口；三是总体把握美日同盟利益结构本质，分清主次矛盾，以美国为突破口。
综上所述，对于高市早苗来说，撤回相关言论，纠正错误行径，审慎把握中日关系方为危机管理之上策。必须让高市早苗深刻意识到，碰瓷中国是她此生最昏庸的政治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