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羽昕丨中国的工业化与现代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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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邓小平时代》、《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从不同视角,诠释了中国近代到现代的社会变革与发展,工业化道路的艰辛探索以及从救国道路的探索到坚持道路自信的历程。

一、从近代转型到现代发展

四部著作共同构建了从近代到当代的完整历史链条。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所描绘的晚清民初社会转型,为中国当代发展埋下了历史伏笔—— 洋务运动开启的工业化尝试、维新变法倡导的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推动的社会觉醒,虽未能使中国彻底摆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命运,却为后续的革命与建设积累了经验、孕育了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则承接这一历史脉络,展现了新中国如何在近代中国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彻底改变国家面貌;《邓小平时代》与《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进一步聚焦当代,揭示了改革开放如何破解近代以来中国发展的难题,实现了从传统工业化道路向中国特色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跨越。这种历史连续性表明,中国当代的发展成就并非偶然,而是近代以来无数仁人志士探索抗争的必然结果。

近代的社会变革可以归结于“变与不变的辩论”,归根到底无非两个问题,怎样看待孔子;怎样看待学习西方。前者说的是传统,后者说的是革新。但是革新分改良和革命但都是在破除传统中实现自身的。

“重理义、轻艺事”的传统观念下,读书人从来不以技术为正业,但在西方器物的刺激下,虽然不能动摇科举考试的地位,但是它们的存在又会动摇和瓦解科举考试。洋务运动、戊戌变法都提出要改变传统的教育体系,甚至到“清末新政”时期,提出要改革科举考试,但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不敢彻底否定儒学,三纲五常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进而束缚社会进步。

人民群众的顽固思想是阻碍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新中国建立初期也伴随着类似问题,比如:“两个凡是”的出现,对领导人盲目的个人崇拜,导致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让新中国陷入止步不前的窘境;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界限分不清楚,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甚至出现了倒退的情况。

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历史意义就凸显出来,邓小平同志,诠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发展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市场经济只是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两种社会都可以有市场经济,从而完成了思想上的拨乱反正,打破了人民群众的迷思,有力的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二、工业化是贯穿近现代史的重要命题

工业化是四部著作相互呼应的关键线索。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洋务派"师夷长技以自强" 的实践,开启了中国近代工业化的艰难起步,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工业化始终未能形成完整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记载了新中国成立后,通过计划经济体制集中力量推进工业化,初步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为后续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

《邓小平时代》展现了改革开放如何为工业化注入新的活力,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对外开放的扩大,推动工业化从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则专门就此展开深入分析,阐释了工业化如何成为中国当代史发展的核心动力,以及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如何协调速度与质量、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百年工业化历程的记述,清晰展现了中国如何摆脱对西方的依附,走出一条独立自主的工业化道路。

中国决定走工业化道路并不是自发的而是被迫的,中国是一个历史底蕴深厚的大国,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骄傲,不愿意承认西方小国强于自己。即使当西方国家通过工业革命,进入到资本主义阶段,旧中国也不重视西方国家,也意识不到自己的落后。最终被西方列强以暴力的方式打开国门,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商品经济打击了自然经济,西方的器物流入中国,国人才逐渐意识到西方工业的先进。洋务运动提出的“中体西用”就可以看出,统治阶级虽然没有意识到政治制度的差距,但是能意识到器物上的差距,可以说近代中国人率先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是在器物以及工业上面的。

新中国建立后,也是积极推动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但不同于苏联注重重工业,中国是按照“农轻重”的原则建设,这样的优势在于,使国家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保障社会的稳定。前期建设,依靠苏联的帮扶,但是随着中苏关系的破裂,苏联单方面撕毁条约,撤回苏联专家,中国人意识到国家建设还是需要依靠自己。虽然中日两国有着民族仇恨但是不可否认,在邓小平执政时期,日本对中国的工业建设是帮助最大的。由此也能看出,即使是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敌国也会在某个时期互相帮助。

三、道路选择与制度创新

四部著作共同印证了中国道路选择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中,从洋务派的"取新卫旧" 到维新派的 "除旧布新",再到革命派的 "激变" 尝试,各种制度方案的轮番登场与失败,表明照搬西方模式无法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展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如何为国家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尽管经历了曲折探索,但制度优势逐步显现。

《邓小平时代》深刻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过程 —— 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突破传统体制束缚,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则从学科研究角度,论证了中国制度选择与工业化道路的内在契合性。这些论述共同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正确道路。

人民指推动社会进步的阶级,中国近代史上的人民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其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因为工人阶级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但是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也具有历史的局限性。

我们常常注意到中国工人与农民阶级有着天然的联系,大多数工人都来自于农民,这一点为工农联盟提供了基础。但是工人阶级可以影响农民,农民同样也可以影响工人阶级,这一特点,又使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容易染上小生产意识。所以,在近代中国的工人阶级非常容易被帮会势力所吸引。工人阶级的这一弱点,反映了旧社会对新阶级的影响,这一影响并不是工人阶级的内在弱点,随着工人阶级的主体意识的提升可以解决这一弱点。

四、总结

中国近代社会的革新,充满着“变与不变”的辩证思考,是向社会主义的变、向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变、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历史证明,每一次改变都是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改变;每一次的社会进步,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思想的进步;每一次生产力的解放,也是人们思想的解放。

阅读书目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朱佳木《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

[美]傅高义著,冯克利译《邓小平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行业研习社




本期作者:郑羽昕,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

本期编辑:竹蜻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