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告谢幕｜巴菲特2025年感恩节致股东信

芒格书院

2025-11-11 17:31发布于上海芒格书院官方账号

设置🌟星标

一起做终身学习受益人

■ 编者按

2025年11月10日，九十五岁的沃伦·巴菲特写下了他的感恩节致辞。他宣布将不再撰写年度报告，也不再在股东大会上长谈——只在每年的感恩节，以一封信的形式与世界保持联系。

没有宏大的告别，也没有英雄的自述，只有一场平静的谢幕。

在信中，他以一贯平和而不失幽默的语气回望了自己的一生，感慨命运的眷顾与人生的幸运。从和查理·芒格一生的友谊，到与奥马哈这座城市的深厚羁绊——那是他的原点，也是他一生的价值坐标：诚实、节制、信任与善意。

对于家族与慈善，巴菲特选择信任和放手。他决定加快生前捐赠，把几乎全部财富交给孩子们的慈善基金会去完成。他无意“从坟墓里发号施令”，而是相信子女的判断，相信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继续散播善意。

在企业层面，他正式将伯克希尔的接力棒交给格雷格·阿贝尔，并坦言——“没有人比他更适合管理我们的财富。”他告诫董事会警惕权力的膨胀与贪婪，也提醒股东：市场波动会来，但美国会回来，伯克希尔也会。

到了信的尾声，他收起商业口吻，留下几句简短而真诚的箴言——巴菲特始终如此，他教会我们，真正的财富不只在于积累，而更在于被善用与传承。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以谦逊面对成功，以感恩回望命运，以长远的眼光思考人生与事业，这种精神比任何投资策略都更珍贵。

沃伦·巴菲特

股东信全文翻译如下：

平静的谢幕

致我的股东同仁们：

今后，我将不再撰写伯克希尔的年度报告，也不会再在股东大会上滔滔不绝。用英国人的话说，我将“安静退场”（going quiet）——算是吧。

格雷格·阿贝尔（Greg Abel）将在年底接任CEO一职。他是一位出色的管理者、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也是一个诚实的沟通者。祝他任期长久。

我仍会通过每年的感恩节信，跟大家以及我的孩子们谈谈伯克希尔。我们的股东是一群非常特别的人，乐于慷慨地同那些不如他们幸运的人分享自己的所得。我珍惜与大家保持联系的机会。请容我今年先回忆一些往事，然后再谈我关于伯克希尔股份分配的计划，最后分享几点商业与人生感想。

奥马哈：回望与原点

感恩节将至，我感激并惊讶于自己能活到95岁。年轻时，我可不敢想象有这么长寿——我差点早早就死了。

那是1938年，当时奥马哈的医院在当地人看来，要么是天主教医院，要么是新教医院——这种分类在当时是很自然的。

我们的家庭医⽣哈雷·霍茨（Harley Hotz）是个友善的天主教徒，上门看病时总是提着⼀个⿊⾊的医药包。他叫我“小船长”，从不多收钱。1938年，我肚⼦疼得厉害，霍茨医⽣来了，检查一番后告诉我，第⼆天早上就会好的。

然后他回家吃了晚饭，打了几圈桥牌，却始终放心不下我的病情。深夜，他将我送到了圣凯瑟琳医院做紧急阑尾切除手术。那次手术救了我的命。接下来的三周，我感觉自己仿佛住在修道院里，还开始享受我的“新讲坛”。我喜欢讲话——是的，那时候就这样——而修女们都很喜欢我。

锦上添花的是，我的三年级老师玛德森小姐让全班30个同学都给我写信。我大概把男孩们的信都扔了，但把女孩的信反复读了好多遍。住院也有好处嘛。

康复期间最有趣的事——事实上，第一周我情况相当危险——是我可爱的艾迪姨妈送了我一套看起来非常专业的指纹采集工具。我立刻为所有照顾我的修女都采了指纹。（我可能是圣凯瑟琳医院收治的第一个新教孩子，她们也不知该如何应付。）

我那时的理论——当然完全是异想天开——是总有一天当有修女犯了罪时，而联邦调查局会发现他们从未采集过修女的指纹。在1930年代，联邦调查局及其局长埃德加·胡佛（Edgar Hoover）受到美国人的崇拜。我幻想胡佛本人会来到奥马哈，亲自检查我那宝贵的指纹收藏。我还想象着我们俩会迅速联手抓住那位迷途修女。全国闻名似乎指日可待。

显然，这个幻想从未成真。讽刺的是，后来我意识到我真正该采集的应是胡佛本人的指纹——他后来因滥用职权而身败名裂。那就是1930年代的奥马哈。那时我和我的伙伴们梦寐以求的，是一辆雪橇、一辆自行车、一只棒球手套和一列电动火车。接下来，让我们看看当时的其他几个孩子——他们就住在附近，后来深刻地影响了我的人生，而我当时却完全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得从查理·芒格说起，我相识64年的挚友。在1930年代，查理就住在离我现在的家只隔了一个街区的地方。

巴菲特和芒格

早些时候，我差点就和查理成为朋友了。查理比我大6岁半。1940年夏天，他在我祖⽗的杂货店打⼯，每天干10个小时挣2美元（节俭是巴菲特家族的传统）。第二年，我也在店里干过类似的⼯作，但直到1959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时他35岁，我28岁。

二战服役后，查理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后来永久定居加州。但他始终认为是奥马哈的早年生活塑造了他。六十多年来，他对我影响巨大，是我最好的老师，也是保护我的“大哥”。我们虽有分歧，但从不争吵。他从不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样的话。

1958年，我买了我的第⼀套也是唯⼀⼀套房⼦。当然，它在奥马哈，离我长大的地⽅大概两英⾥，离我岳父母家不到两个街区，离巴菲特杂货店约六个街区，开车到我⼯作了64年的办公楼只需6到7分钟。

让我们来谈谈另一位奥马哈人——斯坦·利普西（Stan Lipsey）。1968年，他把《奥马哈太阳报》（一份周刊）卖给了伯克希尔。十年后，应我的请求，他搬去了布法罗。那时伯克希尔旗下的《布法罗晚报》正与竞争对手的晨报进行生死较量——对方还出版全市唯一的周日版。而我们当时节节败退。

最终，斯坦打造出我们全新的周日版产品。此后数年，这家原本亏损严重的报纸竟然在我们3300万美元的投资额基础上实现了超过100%的税前年化收益率。这笔收入对1980年代初期的伯克希尔来说至关重要。

斯坦成长的地方距离我家大约五条街。他的邻居之一是沃尔特·斯科特（Walter Scott）。大家可能还记得，是他在1999年把中美能源公司带给了伯克希尔。他一直是伯克希尔备受尊敬的董事，直到2021年去世，同时也是我的挚友。几十年来，沃尔特一直是内布拉斯加州慈善事业的领袖，奥马哈与整个州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记。

沃尔特曾就读于本森高中——那原本也是我将要入学的学校。但在1942年，我的父亲意外击败一位连任四届的国会议员赢得选举，生活总是充满惊喜。

等等，还有更多。

1959年，唐·基欧（Don Keough）和他年轻的家人就住在我家对面的街上，离芒格以前的家大约90米。那时唐只是一个咖啡销售员，但命运注定他将成为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并成为伯克希尔忠实的董事。

我认识唐的时候，他一年挣12000美元，而他和妻子米基还要抚养五个孩子，并将他们全部送进天主教学校（需要学费）。

我们两家很快成为好友。唐来自爱荷华州西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奥马哈的克瑞顿大学。早年他娶了奥马哈的姑娘米基。加入可口可乐后，唐很快成为全球闻名的传奇人物。

1985年，唐担任可口可乐总裁，公司推出一款“新可乐”却惨败。唐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向公众道歉，并宣布恢复“经典可乐”。他幽默地解释说，寄给“头号白痴”（Supreme Idiot）的信件都会直接送到他桌上。他那场“撤回”演讲如今已成经典，可以在YouTube上看到，他坦率地承认可口可乐这一产品属于公众而非公司。销售额随后猛增。

你可以在网站CharlieRose.com上看到唐的精彩访谈。汤姆·墨菲（Tom Murphy）和凯·格雷厄姆（Kay Graham）也各有一段绝佳的采访。和查理·芒格一样，唐永远保留着中西部男孩的热情、友善与纯正的美国气质。

最后，说说阿吉特·贾因（Ajit Jain）和格雷格·阿贝尔。阿吉特出生并成长于印度，而我们的准CEO格雷格来自加拿大。20世纪末，他们都在奥马哈住过几年。事实上，1990年代时，格雷格就住在离我家仅几个街区外的法南街（Farnam Street）上，虽然当时我们并不认识。

难道奥马哈的水里真有什么神奇的成分？

十几岁时，我在华盛顿特区度过了几年（那时我父亲在国会）。1954年，我在曼哈顿找到了一份当时以为会做一辈子的工作。在那里，本·格雷厄姆（Ben Graham）和杰里·纽曼（Jerry Newman）对我照顾有加，我也结识了许多终生挚友。纽约有着独特的魅力——至今依旧如此。然而1956年，仅仅一年半后，我就回到了奥马哈，从此再也没有离开。

此后，我的三个孩子以及几个孙辈都在奥马哈长大。我的孩子们一直上公立学校，从同一所高中毕业，这所学校曾培养过我的父亲（1921届）、我第一任妻子苏西（1950届）、以及查理·芒格、斯坦·利普西、布鲁姆金兄弟（内布拉斯加家具商城的功臣）、还有杰克·林沃尔特（1923届），他是国民赔偿保险公司的创始人，并于1967年将其卖给伯克希尔，成为我们庞大的财产与意外保险业务的基石。

我们国家有许多伟大的公司、学校、医院，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优势，也聚集了人才。但我感到非常幸运，能有幸结识一生的朋友，遇见我的两任妻子，在公立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从年幼的时候就能结识许多有趣且友善的奥马哈人，还能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国民警卫队结识各种各样的朋友。总之，内布拉斯加是我的家。

回首往事，我觉得伯克希尔和我之所以能够更加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扎根于奥马哈。如果我出生在其他任何地方，结果都不会如此。美国的中心地带是成长与创业的绝佳之地，这一切纯属运气——我一出生就抽中了最长的那根“幸运签”。

老去与幸运：时间的账本

现在来说说我的高龄。我的基因并没有帮上什么——我家族的长寿纪录（当然，追溯得越久远，家族记录就越模糊）一直是92岁，直到我打破了这个纪录。但我有幸遇到睿智、友善且尽职尽责的奥马哈医生：从霍茨开始，一直到现在。他们救了我的命——至少有三次。（不过，我现在已经不再给护士采指纹了。95岁的人可以古怪一点，但也得有分寸。）

活到这把年纪，得有极大的运气——每天都要躲过香蕉皮、自然灾害、醉酒或分心的司机、雷击等等诸如此类的危险。

但幸运女神反复无常，而且极其不公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和富人得到的幸运远远超过他们应得的份额——而这些幸运儿往往不愿承认这一点。有些豪门子弟一出生就获得了终身的经济保障，而其他人则在幼年时期就面临地狱般的困境。甚至更糟的是，身患残疾——失去我习以为常的一切。如果在世界上人口稠密的地区，我很可能会过着悲惨的生活，而我的姐妹们则会过上更糟糕的日子。

我出生于1930年——健康、头脑清晰、白人、男性，而且在美国。哇！感谢你，幸运女神。我的两位姐姐同样很聪明，性格比我更好，但她们的人生大不相同。幸运女神在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眷顾着我，但她可没空去照顾那些90多岁的人。幸运也是有限的。

时间老人则恰恰相反，如今随着我年岁渐长，他觉得我更有趣了。他从未被打败过；对他而言，每个人最终都算作他的“胜利战绩”。当平衡感、视力、听力和记忆力都持续走下坡路的时候，你就知道时间老人在附近了。

我步入老年的时间较晚——衰老的开始因人而异——但一旦出现，就无法否认。令我惊讶的是，总体而言我感觉良好。尽管行动迟缓，阅读也愈发困难，但我每周仍会在办公室工作五天，与出色的人们共事。偶尔，我也会冒出一些新主意，或者碰到不错的收购提议。由于伯克希尔体量太大，好的想法不多，但也不是没有。

然而，我出人意料的长寿却为我的家庭以及我慈善事业的实现带来了重大且不可避免的影响。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它们。

家族和慈善事业的安排

我的孩子们都已超过正常退休年龄，分别是72岁、70岁和67岁。指望他们三人——在很多方面都已达到巅峰——能像我一样延缓衰老，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为了提高他们在我走后以及替代受托人接手之前，有时间妥善分配我几乎全部遗产的概率，我得加快向他们三个基金会进行生前赠予的步伐。此时此刻，他们正处在人生的最佳阶段——经验丰富、判断清晰、心智稳健。但他们还未步入老年。这段“蜜月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幸运的是，纠正节奏并不困难。不过，有一个额外因素需要考虑：我希望在伯克希尔的股东们像我和查理那样对格雷格充满信心之前，保留相当数量的A类股。建立起这种程度的信任应该不会太久。我的孩子们已经百分之百支持格雷格，伯克希尔的董事们也是如此。

如今这三个孩子都已成熟，头脑聪明，精力充沛，且具有良好的本能，足以支配一大笔财富。在我去世很久之后，他们仍能活跃于世，这将是他们的优势所在。如有必要，他们可以采取既具前瞻性又具反应性的策略来应对联邦税收政策或其他影响慈善事业的发展。他们将面对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而“从坟墓里发号施令”这种做法，从来没什么好结果。我从未有过那种冲动。

幸运的是，三个孩子都从母亲那里遗传了显性基因。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逐渐成为他们思考和行为的更好榜样。然而，我永远无法与他们的母亲相提并论。

我的孩子们有三位候补监护人，以防出现任何意外死亡或残疾的情况。这三位候补监护人不分先后顺序，也不与特定的孩子绑定。他们都是杰出的人，对世事洞明。他们没有任何相互冲突的动机。我已向孩子们保证，他们无需创造奇迹，也无需惧怕失败或失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我也经历过。他们只需在政府活动和/或私人慈善事业通常所取得的成就基础上有所进步即可，同时要认识到这些财富再分配的方式也存在不足之处。

早些时候，我曾构想过种种宏伟的慈善计划。尽管我性格执拗，但这些计划最终都未能实现。在我漫长的人生中，我也目睹了由政客和家族世袭者，当然还有那些无能或古怪的慈善家进行的不当的财富转移。

如果我的孩子们能干得不错，他们一定能想象我和他们的母亲都会感到高兴。他们的直觉很好，而且他们每个人都有多年的实践经历，起初只是很小的数目，后来逐渐增加到每年超过5亿美元。

这三个人都热衷于长时间工作来帮助他人，各尽所能。

交棒：伯克希尔的未来

我加快向子女基金会捐赠的步伐，这绝不是因为我对伯克希尔的前景有了任何不同的看法。格雷格·阿贝尔的表现远超我当初认为他应成为伯克希尔下一任CEO时对他的期望。他对我们的许多业务和人员的了解远胜于我，而且对于很多CEO都不曾考虑的问题，他也能很快掌握。无论您说的是一位CEO、一位管理顾问、一位学者，还是一位政府官员，我都想不出有谁能比格雷格更适合来管理您和我的财富。

例如，格雷格对我们的财产和意外险业务的潜在收益和风险的了解，远胜于许多长期从事这一业务的高管。我希望他的健康状况能保持良好几十年。如果运气好，伯克希尔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里只需要五到六位CEO。尤其要避免那些一心想着65岁退休、一心想要炫富的或者想要建立家族王朝的人。

一个令人不快的事实是：现实中总会有CEO因痴呆或疾病而失能。

查理和我曾多次遇到这个问题，但都没有及时处理。这种失败可能会酿成大错。董事会必须在CEO层面保持警惕，CEO也必须对下属保持关注。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可以举出过去一些大公司发生过的例子。我所能建议的只有董事们要保持警觉并敢于发声。

在我有生之年，改革者试图要求披露CEO和普通员工的薪酬，并企图通过对比来让CEO们难堪。于是，委托书声明的篇幅迅速从20页左右变成100多页。

但这些善意的举措并未奏效，反而事与愿违。据我观察，多数情况下，A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看到竞争对手B公司的情况后，便向董事会暗示自己应该获得更高的薪酬。当然，他还提高了董事们的薪酬，并且在薪酬委员会的成员人选上也格外谨慎。新规定引发的是嫉妒，而非节制。这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让那些非常富有的CEO们感到烦恼的往往是，其他CEO们变得更富有了。嫉妒和贪婪总是相伴相随，又有哪位顾问会建议大幅削减首席执行官的薪酬或董事会的报酬呢?

总体而言，伯克希尔旗下企业的前景略好于平均水平，其中不乏几颗规模可观且相对独立的瑰宝。然而，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会有许多公司比伯克希尔表现得更好；我们的规模也带来了相应的负担。

不过，我敢说：伯克希尔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几率比任何我所了解的企业都要低。而且，伯克希尔的管理层和董事会比几乎所有我熟悉的公司都更注重股东利益（我见过的公司可不少）。最后，伯克希尔将始终以使其永续成为美国资产的方式来管理，并避免可能沦为国家负担的活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的经理们应该会变得相当富有——那是责任的回报。但他们不会追求显摆的财富，也不会想建立家族王朝。

我们的股价会反复无常，偶尔会下跌50%左右，就像在现有管理层的60年里已经发生过三次那样。别灰心，美国会复苏的，伯克希尔的股票也会。

最后的几点想法

也许这句话听起来有点自我安慰，但我得说，我对自己人生的下半场比上半场更满意。我的建议是：别为过去的错误自责——至少从中吸取一点教训，然后继续前行。改进永远都不晚。找到合适的榜样并效仿他们。你可以从汤姆·墨菲（Tom Murfuy）开始，他是最棒的。

想想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他因设立诺贝尔奖而闻名。据说他哥哥去世时，报刊误登了自己的讣告。他读到那篇讣告后大为震惊，决定改变自己的行为。

别等报刊出错。想清楚你希望自己的讣告怎么写，然后去努力活出配得上的人生。

伟大不是靠财富、名声或权力。当你以任何一种方式帮助他人时，你就在让世界变好。善良无价。无论你是否信仰宗教，都没有什么比“黄金法则”（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更好的行为准则。

我写下这些——作为一个曾无数次粗心大意、犯下许多错误的人，但也很幸运地从一些很棒的朋友那里学到了如何更好地为人处世（尽管离完美还差得很远）。请记住，清洁工和董事长一样，都是人。

祝所有读到这段话的人感恩节快乐。没错，包括那些讨厌鬼。改变永远都不晚。别忘了感谢美国为你提供了最大的机会。但不可避免的是，它在分配回报时有时会反复无常，甚至有些自私。

慎重选择你的榜样，然后向他们看齐。你永远无法做到完美，但你总能变得更好。

👇 延伸阅读：

🟡 《凯恩斯文集》全新翻译出版：重拾理性，重建信心

🟡 《大道》出版后，段永平又说了些什么？

🟡 巴菲特和芒格眼中的投资秘诀是什么？（下）

点击⬇️图片，进入芒格书房微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