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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到头来在黑土地上,只会留下一地的尸骸。”
这是我在前往乌克兰之前,一次我在伦敦打车时,遇到的乌克兰裔摩尔多瓦司机对这场战争的看法。
01 “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在今年三月,我借着人道主义援助和田野调查的机会终于踏上了乌克兰的土地,我抵达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在经过长时间四周如死一般的寂静后,一瞬间车里变得灯火通明——这里就是敖德萨的市中心了。
从车上下来之后一瞬间的情形惊呆了我:剧院前,一群年轻人围成一圈,在圆圈中心一个同样年轻的吉他手正在吟唱,周围所有人跟着他的弹奏高声跟唱着。
街对面的一个在啤酒亭喝酒的大哥看到了我这个外国人,热情地招呼我过去,并为我点了一大杯啤酒。在短暂的寒暄过后,我还是问了他这样的问题:
“这里每晚上都是这么热闹吗?”
“是的,好几年了。”
“他们早上没有正事做吗?”
大哥顿了顿,又朝嘴里灌入了一口啤酒:
“很难说有,现在是战争嘛。
再说了,都这个时候了,醉死总比死在前线强。”
我将目光看向了另一边,警察和宪兵立在警车旁,牵着军犬,静静地看着这些醉生梦死的年轻人。倘若你仔细观察面罩之下的面容,透过那一双双清澈的蓝眼睛,就能发现军警也都是英气十足的青年人。
在年初寒冷的夜色下,高饱和的灯光与欢呼的青年人一同组成了相当热络的迷幻氛围。我的大脑在一瞬间迷失了方向,陷入深深的不真实感:
这真的是一个战争中的国家吗?
在东欧,绝对不能错过的就是“物美价廉”的艺术表演。毕竟对普通民众而言,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再怎么华丽精致的演出都显得奢侈了。
于是,初到乌克兰的次日下午,我就订购了敖德萨大剧院的歌剧门票。观赏完歌剧表演后,我提起外套朝剧院外走去,预备散步回酒店,大脑中仍然回响着片刻前的乐曲和唱调。
但这种惬意和放松,在刚走出剧院大门的一刹那,被彻底打破了。我的鼻腔和耳道中还残留着哼唱歌剧的震动,旋即自天而降一声震耳的急啸,在我还没有意识到那巨响来自何处时,一种密不透风的压迫感朝我俯冲而来,紧接着便是铺天盖地的爆炸声……
当我反应过来这是导弹袭击的时候,我已经趴在地上了,全身上下的每个器官都在发颤,后背硬生生的疼。我想爬起来,但浑身根本发不出一丝力气。
伏在地上的我用脑子使劲回忆自己刚刚遭遇了什么。最合理的解释是,我在出门的一刹那,导弹已然落到了地面,这个毫不知情的歌剧观众像猴皮筋一样被冲击波弹到了剧院的墙上,又在重力作用下狠狠地摔到了地上。
等我从断片中恢复意识,挣扎着环顾四周,却发现旁边的路人们早在天上传来巨响的时候,就飞快地原地蹲下,伏下头迎接爆炸冲击波的到来。而比我自己经历了这一切更难忘的是,等导弹落地后,发现没有进一步炮击的他们就若无其事地起身继续行走。整个过程流畅地如同肌肉记忆一般,或者更准确地说,这就是他们的肌肉记忆。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乌克兰的民众好像“打地鼠”游戏里的地鼠。只有你躲得够快,只有你敏捷地躲过每次凶猛的捶打,你才不会迎接生活的“game over(游戏结束)”。
等我的内脏器官的颤抖结束后,我终于颤颤巍巍地爬了起来,天空中飘起了小雪。眼泪不受控制地随着擦过脸颊的雪花夺眶而出。
我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一种出于人类本能的恐惧与绝望感在胸中油然而生。在钢铁组成的导弹面前,人类的血肉之躯显得如此不堪一击,在那时我心里只回荡着一句话:
“我想妈妈,我想回家。”
02 “我们爱乌克兰,但我们得先活下去”
之后我辗转到了乌克兰首都基辅,在此地稍作休整后,我便会动身前往哈尔科夫的前线。在动身的前一晚,我在独立广场旁边的肯德基打包了一份套餐准备带回酒店当宵夜,在这时我被一对拿着摄像机和补光灯的情侣拦了下来。
其中的男生怯生生地用生疏的英语问我:“您应该不是乌克兰人吧。”
“对的,我是中国人,来乌克兰做人道主义援助的。”
“太好了,我们是基辅国立大学记者系的学生,我们能采访您一下吗,不会花太久的。”
“那就来吧。”
他们向我提问了对乌克兰的印象,以及对战争的看法。采访时间虽然简短,交谈的心情却很厚重:“希望我下次是从伦敦坐三个小时的飞机来基辅,而不用坐十六个小时的汽车从摩尔多瓦过来。”
采访结束后,我问他们:“你们对自己的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我们打算离开乌克兰了。我们在学德语,毕业后打算去德国,想办法在那里定居。”
“所以,你们不打算回乌克兰了,是吧?”
听到这个问题,这对情侣眼神晃动了一下,求救似的朝彼此看了一眼,然后转过头来对着我挤出了一个尴尬又无奈的笑容:
“……是这样,现在的乌克兰很难说有未来,
能否活下去说不定都是个问题。
我们爱乌克兰,但我们也要生活,得先活下去。”
第二天清晨,我的向导斯维特在酒店接我去前线。他身材高大且开朗,英语说得极其流利,自我介绍了一番才知道他是英语口译专业的优秀毕业生,还会说流利的法语和德语。
当我们在车上坐定后,他突然从钱包中掏出一张薄薄的纸:
“兄弟,这是我的征兵令,下个月我要去军营报到了。
很有可能你是我接的最后一个客人。”
我愣在座位上,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他反倒一副相当豁达的样子,笑着开始发动车辆,“没事的啦,要是准备好了咱们就出发”。
03 “他们没一个人活过48小时”
出了基辅后,我们第一站是去莫逊村,这个村子也是当年乌军在基辅组织起第一道防线的地方。
一出了基辅城,路上除了偶尔驶过的汽车声,周遭便了无生气。路边零星出现几栋建筑废墟,也都是杂草丛生,往里一看只有几条流浪狗在互相撕扯。一路无甚景致可言,我和斯维特明明行驶在东欧平原上,大脑却感到高原反应般的缺氧,不一会儿便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到了莫逊村后,斯维特把我叫下车来稍作休息,他从保温杯里给我倒了杯热咖啡。我本来想着进村了能稍微有点人气,但目之所及仍是荒凉一片。斯维特说:
“村子里的人已经跑光了,他们很可能永远不会回来了。”
于是在荒木、杂草与满世界的寂寥之间,只剩我俩一人捧着一杯咖啡,靠在蓝色废车旁边,听着彼此的声音。
“所以战争爆发的时候你就在基辅。”
“是的,当时有很多时候导弹就在我头顶不到十米的位置擦过去。你永远想不到这一切有多疯狂。”
“我看当时中国的媒体报道说,政府有发给你们武器用来抵抗俄军,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我当时也领了枪和子弹,要是他们(指俄军)还敢打进来,我会用我的武器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所以你现在被征兵了,是什么心情呢?”
他并没有急着回答,而是从他的手机相册里掏出了一张很旧的合照。
“这是我,这是我的前女友。这些是我的朋友们,他们都上了前线了,他们之中没有一个在前线活过48小时,俄军一发炮弹下来他们就没了。”他在说这一切的时候,露出了一种释然的表情:
“所以我没什么好说的,只不过轮到我了而已。
至少,我可以死在自由的乌克兰。”
我们该上车了,要不然来不及赶到哈尔科夫前线。上车后,我问了一个我最好奇的问题:“你当年投票给泽连斯基了吗?”
“并没有,我投给的是波罗申科(乌克兰前总统,当年在寻求连任)。我一直认为泽连斯基是个小丑,他的演讲和表演才能不错,但我一直不认为他有足够的能力抵抗俄军的入侵,何况他背后的金主是亲俄的寡头科洛莫伊斯基……我不否认他作为战时总统给乌克兰拉了不少援助,但在我心里,他不是一个称职的总统。尽管大家都同意乌克兰应该坚持保卫自己,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泽连斯基本人。”
“我觉得让战争结束很简单,我们不仅在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土,也在帮西方抵御俄罗斯的威胁。在我看来俄罗斯人压根没有信用,他们不值得相信,因此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西方给我们武器,我们彻底将俄罗斯人打回1991年的边境线。命由我们出,难道这还不够吗?”
“可特朗普……”
“对啊,他来了,西方也不团结。我们的‘爱国者’导弹要断了,我对乌克兰的未来充满悲观,尽管我深深爱着我的国家。”
斯维特说完这句话后,我们陷入了长久的沉默。因为谁都没有答案——关于和平从哪来、关于未来去哪里、关于希望在何处。
随后,斯维特带着我去到前线,我们给灾民发完了救援物资。路程中我们还去了不少战争遗迹,他一直念叨着“战争刚开始的那一年发生了不少疯狂的事情”。
赶在宵禁前,斯维特把我带回了基辅市中心的独立广场。临走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对我说:
“感谢你非凡的同情心,和对乌克兰人民所做的一切。
下次来基辅记得联系我,要是我活着就来找你,
要是我不在了,就来生再见。”
下车后,我望向独立广场如旗海一样的悼念区,这里的每一面旗帜都代表了一位(或同一番号下)牺牲的战士。一条条滚烫的生命,就这样被裹挟并碾碎在战争的巨轮下,成了一面面矗在国家中心的冰冷旗帜。
时隔数月,春季的料峭走远,冬季的寒冷又来到了北半球,战争还在“黄金纬度”附近进行。和平似作泡影,幸福或痛苦都无济于事,或许对普通人来说,这确实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战争。
Kevin|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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