卜宪群
我们要注意到一个历史现象，就是虽然中国古代王朝更迭比较频繁，但是文明没有因此而中断，而是表现出高度的同质性。也就是说王朝易代频繁与文明传承并行不悖，与治理体系保持高度的统一，这是中国历史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看待中华文明，仅仅从国家形态看，而不从文明形态看，是看不清楚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丰富内涵和历史底蕴的。也就是说只有把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放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而不是放在某一个具体朝代，这样才能够作出准确的判断。因此这就需要重视价值体系。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并非单纯的文化符号，而是文明形态的核心内核，深刻引导着国家治理、民族发展与个体行为。这套价值体系的深厚底蕴，集中体现在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追求理想政治的观念等三大维度，既支撑了“满天星斗”的多元发展，又保障了“向内凝聚”的文明统一。
首先，构建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体系，是中华文明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中华民族重视主流意识形态构建，注重以统一的主流意识形态同制度与治理体系相配合，有效维护了中华文明的长期延续。价值体系与治理实践的深度结合是中华文明的独特智慧。从先秦时期“宗法等级分封制与礼乐文明”奠定伦理基础，到秦代法家思想因功利主义导向而短暂兴衰，再到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大一统”“天人感应”重构儒家理论，使其成为此后2000年的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当然，儒家思想并非唯一且一成不变的，在各个历史时期都有新的发展。既传承先秦礼乐文明，又吸收理学等新思想，更注重与国家治理实践结合，贴合古代农业社会特征，为文明“向内凝聚”提供了思想锚点。
其次，提倡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体系，是中华五千多年文明的丰厚积淀。中华思想文化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和演进，形成了以人为本、和而不同、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价值体系。在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而不同的核心理念指引下，中华传统文化具有多元文化并存、官方信仰与民间信仰互存、善于融合外来文化的突出特征。中华文化多元并存又多元一体，无论从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学意义上的文明探源，都表明中华文化从早期开始就蕴含着“满天星斗”的多元性，但又有着“向内凝聚”的特点。历经夏商周三代不断发展，多元发展格局初步形成。秦汉大一统政治实践推动着文化上的一统，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体，但道家文化、法家文化等其他文化依然存在。随着佛教传入与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具有了儒释道融合的特色，并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的特征，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华文化历来就有兼收并蓄的传统。一种文化体系有没有活力，有没有发展潜力，关键是看它有没有开放性和包容性。中华文化既然是多元一体的，那就说明它具有吸纳外来文化的能力与胸怀。汉唐以来，不管在宗教文化，还是在科技文化、物质文化上，都有中外文化交流的丰富内涵。中华文化吸收了外来养分，多元文明汇合的特征越来越丰富，同时也显示出中国本土文化的自信心和包容精神。观念上的“和而不同”与实践中的“会通融合”，塑造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深厚特点。
最后，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是文明“向内凝聚”的重要纽带。中华文化自先秦时期开始就形成了追求理想政治的治理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国家治理的根本原则与价值导向的确立上要追求崇高目标。先秦时期强调“顺应常理”的治国理念，春秋战国时期则深入探讨“治与乱”的关系，“治理”概念逐渐形成。所以我最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古代的国家形态是属于“治理型”国家，而不是过去所说的完全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思想体系的价值追求，还突出表现在重视道统与政统的关系处理上。道统强调坚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以仁义忠信作为立身准则，以中庸之道作为处事方法。政统是指政治统治的连续性和继承性，秦汉以来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是被历代王朝普遍认同的政治形态。道统统领政统，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道统不仅贯穿对理想政治的追求，也成功塑造了我国历史上各个历史时期的血缘、文化、政治和历史认同。政统传承道统，历代政权要在政统上寻找到自身的地位，就必须首先认同自己是道统的继承者。道统塑造政统，政统传承道统，二者互动打造出数千年共同的国家治理价值体系，使之在共同历史文化认同的基础上，紧密地凝聚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整体，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精神文化传统，也让中华文化在“满天星斗”的多元中，始终保持“向内凝聚”的文明定力。
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核心生命力在于“历史传承与时代创新的辩证统一”。从秦汉“大一统”理念到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从“民为邦本”到“以人民为中心”，价值体系始终在回应时代问题中自我更新。正是这种扎根历史、面向现实的特性，让中华文明成为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