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信息：
汪昌云，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国家金融研究院学术委员，博士生导师。
王晨宇，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
摘 要
作为数字金融“大文章”的主要内涵，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本文构建了包含数字化技术、数字化应用及数字化支撑的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实证检验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本文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信贷渠道推动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激励借款企业增加数字创新尝试、提高风险承担和降低代理成本是溢出效应的作用渠道。异质性分析表明，溢出效应会受到企业借款集中度、还贷压力以及高科技属性的加强，但会被企业议价能力与国有股权属性削弱。进一步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提升企业数字化技术，且会被企业数字化支撑所强化。最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借款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本文为数字金融服务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微观证据，对加快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政策启示。
以下为正文内容：
一、
背景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做好包括“数字金融”在内的五篇大文章。现阶段，商业银行仍然占据中国金融体系的主体地位，加快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是数字金融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受国家政策指引，商业银行大幅增加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资金投入，中国银行业IT投入规模从2019年的1609亿元逐年上升至2022年的3068亿元，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已有文献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商业银行提高运营效率、强化风险管控、改善绩效表现、提高人力资本质量并优化信贷配置。
相较于提升自身发展质效，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更应服务好实体经济。当前，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债务融资依然是中国实体企业的主要融资方式，商业银行可以通过信贷渠道影响借款企业的行为与投资决策。已有研究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通过信贷渠道推动企业结构性去杠杆、促进企业“脱虚返实”并抑制企业短债长用，但鲜有文献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展开相关讨论。厘清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的关系，既有助于深化对数字金融发展经济内涵的理解，又能为如何进一步推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本文的主要贡献如下：第一，丰富了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本文发现，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具有显著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为数字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第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研究，为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提供了新视角。已有文献主要从企业自身特征、外部经济政策与环境以及供应链与行业溢出效应等视角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本文则是分析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第三，为支持信贷联系作为商业银行对企业形成外部治理的有效渠道提供新证据。本文表明，信贷联系是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形成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有效渠道，丰富了相关研究。
二、
理论分析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微观层面能显著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在宏观层面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鉴于其对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因此如何驱动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当前亟待回答的关键问题。本文认为，商业银行将通过信贷渠道对借款企业产生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从而驱动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
首先，数字化转型能促使商业银行提升面向企业的信贷服务质效。通过线上化、去中心化等技术，银行能优化经营模式，降低信息处理与风险评估成本，从而提升审批效率与企业信贷可得性，缓解企业因转型成本高而“不敢转、不能转”的困境。信贷支持的增强进一步激励企业加大数字创新投入，提升风险承担水平。研究表明，增加数字专利与研发投入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前提，而风险承担则是实现转型的关键路径。
其次，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技术赋能客户企业，助其重构或完善业务生态。例如，运用大数据定制供应链金融产品，降低企业获客成本，实现从支付结算到用户运营的全链条赋能。此类赋能效应有助于企业提升资产周转效率，并有效降低代理成本。
再次，商业银行可以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进行信贷管理。在贷款合约中设定披露转型进展、增加相关投资等要求，可激励企业落实转型。同时，经营失败导致的破产威胁会使管理层面临失业与声誉风险，从而促使其更积极履行转型承诺，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代理问题。贷后阶段，银行可依托信息优势监测企业资金动向，并对转型不力、隐瞒信息或挪用资金等行为采取惩罚措施，以督促企业持续推动数字化转型。
三、
实证结果
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银行贷款数据，获得“借款企业-商业银行-年度”层面的数据集，最终得到38321个有效观测值，实证分析商业银行能否通过信贷渠道对借款企业产生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
研究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数变异系数要显著大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代理变量的变异系数，说明企业间的数字化转型差异比商业银行之间更明显。样本企业第一大股东平均占有近三分之一股份；约有31%的样本企业董事长兼任了CEO一职；一家上市公司在同一年度平均向同一家商业银行获取信贷资金约2.1639亿元。
实证结果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信贷渠道显著提升企业数字化转型。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每提升1%，将推动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提高约0.0132%。进一步地，样本上市公司在2013-2022年间平均每年在2.8260家商业银行获取贷款，本文通过乘数效应可得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在企业个体层面将达到0.0373%。
机制检验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数字专利申请数量，且主要提升数字发明专利申请数量，以数字专利申请与企业研发投入为代表的数字创新尝试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必要前置步骤。其次，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升借款企业研发投入。此外，已有证据表明，提升风险承担是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影响机制，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通过信贷渠道显著提升借款企业风险承担。与此同时，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银行提升信息处理能力和信息获取效率，便于商业银行贷后管理与监督，促使企业代理成本下降，并通过降低代理成本推动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
研究还发现，借款集中度越高时，商业银行对借款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更为明显。其次，本文考察还贷压力的影响，还贷压力增加能显著提高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此外，基于企业特征视角发现，提高企业议价能力会显著削弱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与国有企业相比，民营企业基于信贷渠道受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更明显；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相比，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高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产生更显著的推动作用。
进一步分析发现，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信贷渠道主要提升借款企业数字化技术。有效的数字化支撑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功的必要条件。数字化内外部支撑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与借款企业数字化技术之间关系均能起到正向调节作用，支持数字化支撑的赋能效应。此外，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推动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并提升借款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
四、
结论与启示
本文基于2013-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逐笔商业银行贷款数据，通过信贷关系将企业与商业银行进行匹配，实证检验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结果发现，商业银行能够通过信贷渠道对借款企业产生显著的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每提升1%，借款企业数字化转型将平均提升约0.0373%。机制检验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企业数字创新尝试、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以及降低代理成本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溢出效应在企业借款集中度越高、还贷压力越大、属于高科技行业时更为显著，但会被借款企业的议价能力与国有企业属性削弱。进一步分析表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主要提升企业数字化技术，且该驱动效应会随着企业数字化支撑的加强而得到提高。最后，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提升了借款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具有如下政策启示：第一，应当加快推进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发展的溢出效应支持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实体经济发展。这既对做好数字金融大文章、加快金融强国建设大有裨益，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已受到学界和业界的共同关注，各行业实践案例也在不断涌现，但目前仍未形成较为权威的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下一步，可以考虑通过政企合作、产学研合作的方式，共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评价体系建设，为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提供方向性参考。第三，各级政府应对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溢出效应的异质性特征予以重视，在商业银行通过配置信贷资源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适时介入或退出，尽可能地缓解异质性特征的潜在负面影响，以更好发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作用。
（整理：任文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