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秋的韩国庆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微妙的气氛中落下帷幕。当《2025年APEC领导人庆州宣言》正式发布，敏锐的观察家立刻发现了一个关键变化：往年必提的“多边主义”四个字消失了，连世界贸易组织（WTO）都未获提及。这份看似常规的文件，实则成为了全球贸易体系变迁的晴雨表。
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贸易政策给这次APEC峰会打上了深刻烙印。这位美国前总统在会议期间的表现颇具象征意义——与中国谈完双边贸易问题后便提前离场，对需要共识的多边场合兴趣缺缺。特朗普向来将关税作为谈判武器，偏好“一对一”施压的谈判方式。
这种风格与APEC倡导的集体协商精神格格不入，也解释了为何“多边主义”会在宣言中消失。美国似乎更倾向于“亚太自由贸易区”这类框架，以便更灵活地向贸易伙伴提出市场准入要求，这与“美国优先”的政策逻辑一脉相承。
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在会议期间的一系列错误涉台言论，给本已复杂的会议增添了更多不确定性。她不仅与中国台湾地区人员进行会面，还在社交媒体上公然使用错误称谓，这是对“台独”势力发出的严重错误信号。
中国外交部随即提出严正交涉和强烈抗议，要求日方消除负面影响。考虑到中国是日本最大贸易伙伴，高市早苗的冒进言论若影响两国经贸关系，对正加大對美投资的日本经济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尽管消极因素扎堆，但《庆州宣言》并非没有亮点。这份文件首次将文化创意产业定位为区域发展新动力，同时强调了增强供应链韧性的重要性。在数字经济与人工智能领域，各经济体表现出深化合作的共同意愿。
《APEC人工智能倡议》提出了通过AI创新促进经济增长、加强应用效益、扩大基础设施投资三大支柱，这是美国和中国共同参与的首个首脑级别AI协议文件。而《APEC应对人口结构变化框架》则从社会韧性、人力资源现代化、技术医疗等五大领域构建了合作方案。
中国领导人在会议上的系列讲话为亚太合作指明了方向。他提出的“共建普惠包容的开放型亚太经济”五点建议，包括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营造开放型区域经济环境、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等，直指当前亚太地区面临的核心挑战。
中方强调“拉手”而不是“松手”、“延链”而不是“断链”，这些生动表述传递出中国坚定支持区域合作的明确信号。值得关注的是，中国宣布将于2026年在深圳举办下一届APEC会议，这将是继2001年和2014年后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
亚太地区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世界经济总量逾六成的现实，决定了APEC合作对全球经济的深远影响。今年前三季度，中国对APEC其他经济体进出口规模达19.41万亿元人民币，占中国进出口总值的57.8%。
从秘鲁钱凯港新航线到东南亚新能源整车工厂，中国与亚太伙伴的合作故事不断续写新篇。面对“脱钩断链”的杂音，中国正通过高质量实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推动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实际行动，成为维护自由贸易的中坚力量。
APEC作为亚太地区首要经济合作论坛，其灵活性在本次会议上得到充分体现。它既保持了贸易投资自由化的核心关注，又将可持续性、包容性、数字化和人口变化等新兴议题纳入议程。这种适应性区域合作机制为各经济体提供了公开对话平台，有助于建立可预测的贸易投资框架。正如APEC政策支持小组主任卡洛斯·栗山所言：“有适应性的区域合作至关重要。”
明年的APEC“中国年”备受期待。中方已明确表示将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随着中国正式签署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有望获得新动能。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以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这为亚太和世界带来了新机遇。
庆州峰会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亚太合作的现实图景：一边是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寒流，另一边是供应链协同、创新合作的暖流。在大国博弈加剧的背景下，APEC机制既面临被地缘政治裹挟的风险，也蕴含着深化务实合作的机遇。
宣言中“多边主义”的消失并不意味着合作的终结，而是标志着合作形式正在发生深刻演变。当各国领导人明年相聚深圳时，亚太共同体建设将迎来新的考验，也为所有经济体提出了必须共同思考的命题：在风高浪急的国际环境中，如何才能真正做到同舟共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