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主张政府应调节和限制贫富差距的“调均贫富”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发展史，其思想与实践中的闪光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调均贫富思想形成的认识基础，是反对贫富悬殊的贫富观。在古代，贫富差距悬殊导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既有害贫民生计，又浪费生产资源。基于对其危害性的认识，古代思想家以多重视角构建了反对贫富悬殊的贫富观。孔子从其民本思想出发，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认为财富分配是消除贫困的核心方式，相比财富匮乏，“不均”更值得政府关注。老子主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以天道为依据否定了导致贫富分化的财富分配方式。墨子认为，古代明君“上同乎天”以避免天灾时，需要顺应上天鬼神好恶，因此“分财不敢不均”，财富分配均匀是一种超越人类社会欲望的自然道德。商鞅强调“民贫则弱，国富则淫；淫则有虱，有虱则弱”，认为贫富差距危害国家，人民过于贫穷和富裕都会损害国力。荀子将理想社会描绘为“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认为财富均平与否是衡量社会治理成效的重要指标。
诸子百家对贫富悬殊的反对态度和批判立场，构成了中国古代贫富观的整体基调，抨击贫富悬殊成为此后两千余年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内容。不论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等诗歌名句，还是“贫民耕而不免于饥，富民坐而饱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废井田”等文章论述，再到“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等农民起义口号，都能说明反对贫富悬殊的贫富观在中国古代深入人心。
调均贫富思想的逻辑支撑，是对贫富差距的成因分析。中国古代主流经济思想中主要有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源于人与人的差别，尤其是智愚、勤惰之别。智愚之别的观点强调人的先天条件，如桑弘羊认为“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有不更本之事”“道悬于天，物布于地，智者以衍，愚者以困”。勤惰之别的观点则强调后天的劳动积极性差别，如韩非认为“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第二种观点认为贫富差距源于政府或社会强势群体如豪强权贵等对贫民的剥削，这反映了“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事实。董仲舒是持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集中论述了剥削的多样性：有土地兼并者，致使“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垄断专营者“人专川泽之利，营山林之饶，荒淫越制”；有苛征杂税者“一岁力役，四十倍于古。田税口赋，二十倍于古”；有贪赃枉法者“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行”。这些来自豪强和政府的剥削最终致使“民无所聊生，逃亡山林，并为盗贼”。
“夫富能夺，贫能予，乃可以为天下”，主张政府应主导调节贫富。这是调均贫富思想的核心。古代各学派中，儒家主张以民为本、天下为公，法家追求增强国力、抑制豪强，两家均主张政府应当主动干预和调节贫富差距。儒家方面，董仲舒认为古代圣人通过主动介入调节贫富差距，达到了“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的理想状态，并希望以“限民占田，塞兼并之路。盐铁皆归于民”“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的组合政策措施抑制当时的悬殊贫富差距。法家方面，商鞅主张“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将能否调均贫富作为评价政府职能的重要标准；桑弘羊强调“人君不调，民有相妨之富也”，主张政府调节是防止社会因贫富差距而混乱的唯一途径。此后历朝历代，凡是杰出政治家，大多以调均贫富为己任；凡是重要变法改革，调均贫富大多在目标之列。
（作者为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