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3日，美国最高法院迎来一场关乎贸易体系根基的辩论：数百家中小企业诉特朗普政府关税非法案开审。
芝加哥玩具商里克·沃尔登伯格的遭遇成为这场诉讼最鲜活的注脚——从中国紧急迁厂至印度，却仍难逃关税突袭，晚到6小时多缴5万美元罚款的经历，道出了无数中小企业“怎么猜都是错”的无奈，也揭开了美国关税政策背后的经济阵痛与宪政争议。
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早已偏离“保护本土产业”的初衷，沦为搅动市场的“震荡源”。2025年4月，特朗普突然将对华关税提至三位数，迫使沃尔登伯格的公司紧急调整供应链，投入巨资在印度重建生产线。然而政策转瞬即变，白宫下调对华关税的同时对印度加征50%新税，让企业的仓促迁移沦为徒劳。
这种朝令夕改的操作并非个例，据耶鲁大学数据，美国进口产品有效关税税率已升至19%，为大萧条以来最高，推升美国家庭年均花销增加2400美元，近六成民众不认可现行贸易政策。
中小企业成为这场关税博弈中最脆弱的牺牲品。与沃尔玛等大企业可通过提前囤货、游说豁免应对冲击不同，沃尔登伯格们既无资金储备缓冲成本，也无渠道争取特殊待遇。他的两家公司今年关税支出预计达两三千万美元，较去年激增十倍，而500名美国本土员工的薪资与4000万美元自动化仓储中心的投入，更让关税压力雪上加霜。
数百家企业组成的“我们为关税买单”联盟，以及12个州联合提起的诉讼，印证了政策对美国本土经济的反噬——所谓“保护美国工人”的宣称，在中小企业的倒闭潮与成本飙升面前不堪一击。
这场诉讼的核心，是总统行政权与国会立法权的宪政边界之争。特朗普政府援引1977年《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将贸易逆差、芬太尼问题定义为“国家紧急状态”，以此攫取关税征收权。但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此前已裁定，征税权属国会专属，“贸易逆差”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紧急情况”。
斯坦福大学教授迈克尔·麦康奈尔更直指要害：“关税本质是对美国进口商征税，总统无权未经国会授权擅自开征。”若最高法院支持特朗普，将开创行政权扩张的危险先例；若裁定关税无效，则可能引发超1000亿美元退税，削弱总统贸易工具的效力。
面对败诉风险，特朗普政府早已备好“退路”。财政部长贝森特明确表示，将启用《1974年贸易法》《1930年关税法》等其他条款继续征税，宣称“关税将长期存在”。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打算，暴露了其将关税视为“万能工具”的执念，也让中小企业的抗争更显艰难。
而政府一边威胁对中国稀土重启高关税，一边标榜“达成多项贸易协议”的矛盾表态，更凸显政策的功利性与短视性。
沃尔登伯格的诉讼，本质是中小企业对政策公平性的渴求。他那句“我在为每个美国人都重要的问题辩护”，道出了这场争议的核心：当关税沦为总统单方面施压的工具，受损的不仅是企业利润，更是市场信心与宪政平衡。
最高法院的裁决终将落地，但美国贸易政策的困境早已清晰——脱离多边规则、无视国内民生的单边主义，注定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中四处碰壁。这场“美国起诉美国”的闹剧，终将以代价证明：贸易战没有赢家，尊重市场规律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