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30日，卫报发表了长篇特稿《“Scamming became the new farming”: inside India’s cybercrime villages》。作者斯妮格达·普纳姆（Snigdha Poonam）深入印度贾坎德邦贾姆塔拉（Jamtara）地区，历时数周采访诈骗者、警察、社工与高种姓地主，揭开了这个“印度诈骗之都”的完整生态。
在印度东部贾坎德邦（Jharkhand）深处，贾姆塔拉镇（Jamtara）本是普通乡村：尘土飞扬的土路、稀疏的农田、偶尔几头牛。可走进去，你会发现村中央冒出一栋栋色彩鲜艳的豪宅——宽敞的欧式阳台、草莓粉与开心果绿的外墙、意大利进口大理石地面、空调卫生间，甚至艺术装饰拱门。
这些房子属于“网络小偷”（当地人叫cyber-chors），一群用手机从陌生人银行账户里“偷钱”的年轻人。过去15年，贾姆塔拉的部分村庄靠这个“产业”暴富，金额大得像银行抢劫。
Netflix拍了剧《Jamtara: Sabka Number Aayega》，专门讲述这个诈骗之都故事。在印度，“被贾姆塔拉了”成了动词，意思是钱没了。据印度国家犯罪记录局（NCRB）数据，2015-2020年间，贾姆塔拉占全国网络犯罪的50%以上，受害者超25万人，损失数十亿卢比。
诈骗军团的诞生
这一切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11年，一位名叫西塔拉姆·曼达尔（Sitaram Mandal）的年轻人。他是贾姆塔拉的传奇人物，几乎每个村民都听说过他。
西塔拉姆·曼达尔
曼达尔出生在贫困的达利特家庭，早年辍学，2010年坐火车去孟买（Mumbai）打工。在路边小吃摊、火车站零售店熬了几年后，他落脚一家手机充值店。正是在那里，他接触到诈骗的“入门课”：用谎言从陌生人那里套取银行信息，而非复杂的黑客技术。
曼达尔很快掌握了技巧——无需入侵手机或账户，受害者会自愿交出卡号、密码和OTP（一次性密码）。这让他着迷：门槛低、回报高，最重要的是，它不需要体力劳动，只需一部手机和一张嘴。
2012年，曼达尔返回贾姆塔拉。他的家乡是桑塔尔·帕尔加纳地区（Santhal Pargana），一个被拉杰马哈尔山脉（Rajmahal Hills）环绕的贫困地带。1080万人口中，超半数生活在贫困线以下，35%极度贫困，达利特占11%，世代受种姓歧视压迫。
贾姆塔拉火车站
曼达尔无法独自施展骗术，便开始训练亲友和邻居，组建“ATM小偷”军团。他把技巧简化成标准剧本：从电话开始，声音急促：“我是银行客服，您账户有问题！”
对不熟悉现代银行和KYC（了解你的客户）规定的受害者，这太可信了。“您的ATM卡即将失效！”接着诱导读出生日、地址、卡号、密码、CVV三码。同时，同伙用这些信息登录网银。最后一步：“为完成KYC，请读出手机收到的六位OTP。”受害者在焦虑中照做，资金瞬间转入诈骗者账户。
曼达尔的创新在于“培训体系”。他像老师一样，手把手教年轻人生成目标名单、使用假SIM卡、转移资金到电子钱包。短短几个月，他的“军团”扩展到数十人。
2016年，警方从曼达尔家搜出7部智能手机、15张SIM卡、冻结的12万卢比账户、两栋黄色混凝土房、一辆Mahindra Scorpio SUV。他的姐妹已嫁给富家子弟，他成了村里的“英雄”。
据《印度今日》报道，曼达尔被捕时耸肩说：“全是谎言。”但他已点燃贾姆塔拉的“21世纪产业”。数字革命的光明与黑暗同时降临：ATM和手机信号塔让乡村连接世界，却也让诈骗如野火蔓延。曼达尔虽多次入狱（2020年德里警方又抓他一次，涉嫌骗阿米塔布·巴强昌5万卢比），但他的模式已根深蒂固，传遍周边村庄。
莫迪让骗术大行其道
曼达尔的技巧迅速在村里传播。年轻人，尤其是达利特和穆斯林社群，蜂拥而至。诈骗成了“新农业”：父亲种地，儿子拨电话。社工穆拉里·拉尔（Murari Lal）回忆：“2012年底，我们第一次听说有人因‘网络犯罪’被捕。警方说‘从ATM偷钱’，我们懵了。”但很快，村里冒出新房、摩托车。
诈骗网络以种姓为锚：达利特村出达利特头目，穆斯林村出穆斯林头目。上种姓（如婆罗门、拉其普特）极少参与，他们垄断传统财富——土地、政府工程、非法采煤采沙，不屑与下层为伍。诈骗让底层看到翻身希望：一部手机，就能挑战千年壁垒。
吉图（Jitu，化名）是曼达尔最出色的接班人。2012年，15岁的吉图还在上中学，父亲的小生意让他在达利特家庭中脱颖而出：他自付学费，口袋有零花钱，能请同学吃冰淇淋，在运动场称霸。
高年级生——他们刚从曼达尔那里学来技巧——“看中”了他，教会了他骗术。吉图的圆脸柔和、笑容亲切，看不出是“首席诈骗者”。但他有天赋：特别善于社交。
吉图很快加入曼达尔的“军团”。他每天拨数百电话，接通后可选身份：银行客服、信用卡公司、数字钱包、移动运营商。村民不叫他们“小偷”，只叫“网络”（cyber），淡化犯罪。
吉图训练了全村达利特青年，聚居一处，避开上种姓区的暴力。他的网络像家族企业：亲友分工，分享收益。2013年，吉图已成“主谋”，用诈骗钱建房、娶妻。曼达尔的遗产在他手中发扬光大：从ATM卡扩展到任何数字入口。吉图强调：“号码不会自己拨出去。”他的创新是“心理操控”：不只套信息，还制造信任和恐惧，让受害者自愿上钩。
2014年，吉图的诈骗迎来黄金时代。那年，印度人民党赢得大选，莫迪（Narendra Modi）出任总理。他推出“数字印度”（Digital India），旨在数字化经济：智能手机普及、UPI支付、银行App如雨后春笋。莫迪定位为“市场导向领袖”，吸引中产支持，他们视成功为“个人努力”，忽略种姓特权。福利政策带来混凝土房、煤气罐、免费粮食，但对有野心的年轻人，手机才是奇迹。
吉图笑着说：“莫迪想让城市中产生活便利，但是给了我们新猎场。”
2023年4月，德里网络犯罪警察逮捕了在贾姆塔拉地区活动的诈骗电话团伙成员。
“数字印度”让诈骗规模化。过去，ATM诈骗需受害者有卡、无知、限额高；如今，App和钱包让目标无限。吉图的团队每天数百通电话，针对专业人士、商人。诈骗从“ATM小偷”升级为“数字猎手”：假装客服，诱导下载App、分享OTP、授权转账。
2015年后，贾姆塔拉占全国网络犯罪80%，受害者包括议员和明星。吉图的网络扩展到周边区，收入暴增：一天5万卢比，远超月薪4万的普通工作。据《印度今日》调查，贾姆塔拉青年建起“呼叫中心”——村屋改造成操作间，用假SIM和克隆App洗钱。
吉图向《卫报》记者当场演示了骗术。
坐在车里摆出两部手机。一部打开模拟“三张牌”的赌博App，向另一部发送4999卢比充值请求。拨通后，他切换成专业客服腔：“先生，您收到钱包公司4999卢比现金返还！疫情用户福利。打开App，首页闪4999，下方‘拒绝’或‘继续’——领取请按‘继续’。”
受害者若慌乱误按，授权转出而非转入，钱就没了。吉图立刻假装崩溃：“天哪！我按错键，您账户扣了4999！别投诉，我会被开除，流落街头，家人会饿死……让我弥补，发起9999退款+补偿！首页显示9999，按‘继续’……”骗局可反复，直到对方醒悟或账户清零。
他强调两点：
1. 金额必须现场编——“2458、6978、11250都行，我固定用4999，简单好记”。
2. 绝不犹豫，毫无畏惧——“我主动说‘请录音、去警局、找银行核实’，疑虑瞬间消失。”
记者问他是否内疚？
吉图答：“诈骗者哪有安宁？打电话时，我脑子里已在想SIM卡扔哪、手机藏哪。”
低种姓的翻身
吉图把诈骗变成达利特“翻身运动”。他用收入在村里开了一家杂货店，妻子在家做裁缝。两个儿子不再去破旧的公立学校，而是就读当地最好的私立学校，还请了一位高种姓退休女教师上门家教——“她非同寻常，儿子是飞行员，女儿是医生”，吉图骄傲地说。
Netflix剧集《Jamtara: Sabka Number Ayega》
暴富高峰期，他像城市中产一样消费：买最新款手机、名牌衣服、进口鞋子，给全家。但这些奢侈品从不敢在家过夜。他会悄悄塞给村里的婆罗门邻居保管。“互利合作，”吉图解释，“警察见我这个达利特用5万卢比的旗舰手机，立刻起疑；但如果婆罗门穿丝绸、用高档手机，谁也不会问一句‘钱从哪来’。”
种姓双标无处不在：达利特财富只要来源可疑，就被视为威胁；高种姓的挥霍，则被默认“合理”。
村里也衍生出来“保诈经济”。
- 学童守在村口放风，警察一来就吹哨，赚几百卢比零花钱。
- 掮客收保护费，承诺把名字从线人名单上抹掉。
- 警察收贿赂，故意“错过”突袭时间。
- 律师放弃凶杀、强奸案，专接诈骗保释——一件2.5万卢比，现款到手。
吉图的诈骗网络彻底颠覆了村庄秩序。昔日为婆罗门邦蒂·辛格（Bunty Singh，化名）扛活的雇工，如今骑着闪亮摩托车，孩子背名牌书包，公开拒绝再下田干活。
邦蒂·辛格坐在自家老宅，望着对面新盖的彩色豪宅叹息：“他们的日交易额，连政客都比不上！”他常向警察举报“可疑青年”，但大多数人几天后就保释回家——因为上种姓精英也在暗中获利：有人卖建材给“网络”家庭，有人收保护费当掮客。
婆罗门建材商私下承认：“他们建的豪宅有高门、空调浴室、意大利大理石。即使警察抄家，房子还在，钱早洗白了。”
诈骗让达利特第一次尝到“权力”。吉图说：“独立七十多年，我们仍为高种姓清牛粪、处理死牛。如今我们觉醒了，他们愤怒，跑去警察局告密，但他们拿我们无可奈何”。
2019年，吉图当选村达利特社群主席。他用诈骗资金大办宴会，款待来自外地的低种姓政治领袖，数百人赴宴，高种姓只能远远观望。诈骗钱还流入地方选举：资助候选人，换取保护伞。
“我们会赚钱，却不懂怎么用。”吉图对记者说，“普通上班族月入4万，有计划：房租、学费、节日送父母礼物、攒女儿嫁妆。我们一天赚5万，就坐在田里数钱，比例完全失调。妻子沉迷奢侈——买金首饰、名牌包，不敬婆婆，不让老人用我的钱买东西。若我明天死在监狱，母亲流落街头，妻子带着孩子改嫁，钱一分不剩。”
吉图最后说：“业报迟早找上。但我必须继续——妻子要新手机，儿子要补习班，或许下次选举还得买选票。号码不会自己拨出去。”他望向田野尽头那间简陋小屋，眼神空洞，并无“首席诈骗者”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