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吴一凡
编辑 | 吴洋洋
提到蔚来汽车，很多人首先想到的会是合肥。2020年4月，蔚来汽车宣布中国总部落户合肥经开区，合肥国资联合战略投资者向蔚来中国注资70亿元。凭借这笔投资，合肥政府实现了超5倍的财务回报，让“合肥模式”一举成名，也带动了合肥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
事实上，蔚来汽车与武汉结缘更早。2017年前后，成立仅3年的蔚来汽车有意将总部和生产基地落户武汉，但没有成功。直至今日，与蔚来汽车擦肩而过的遗憾仍然会不时出现在武汉当地国资创投人士口中。
2000年后的十多年中，汽车制造业都是武汉市的第一大支柱产业，贡献了武汉市约1/5的GDP。但这种繁荣并没有一直持续下去。盖世汽车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17年，也就是武汉与蔚来汽车擦肩而过的那一年，武汉乘用车产量创下186.6万辆的历史峰值，位列全国第五，仅次于广州、重庆、上海和柳州。然而，2018年开始，武汉乘用车产量就逐年下滑，到2023年仅为117.4万辆，降幅达37%。同期，全国乘用车总产量增长4.7%。与此同时，武汉也在2022年跌出中国城市汽车产量排名前五，2024年，它的位置是第10名。
在新能源浪潮中被成都、北京、杭州、深圳、郑州和苏州等其他城市赶超，不能完全归咎于错失蔚来这一单一项目。但蔚来落地合肥而非武汉后，武汉各个以产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经济特区——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经开区”）和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武汉东湖高新区”），以及武汉市级投资平台，展开了一系列投资模式变革和产业转型。
进入转型阶段以来，“向合肥学习”的口号没有在武汉的政府文件中被明确提出过，但2019年以后的5年中，你能在武汉的国资投资平台看到不少“向合肥学习”的迹象，比如从基金出资人（LP）到基金管理人（GP）的角色转变，以及从私募股权投资（PE）到风险投资（VC）的投资阶段前 移。
“没想成为硅谷，但绝不会成为底特律”
在拥有“车谷”之称的武汉经开区，有一条长达13公里的主干道，名为“东风大道”，它是全球汽车工业密集度最高的轴线之一，也是武汉最早实现千亿元工业产值的产业大道，附近聚集了东风汽车、东风本田、神龙汽车、东风雷诺等7家整车厂以及500多家汽车零部件公司。
东风大道的名字已经点明了它的来源。1990年代初期，东风汽车集团（原第二汽车制造厂）要将与Stellantis集团（原标致雪铁龙）的30万辆轿车制造项目落地武汉，于是，武汉在汉阳区划了一片地给这个项目。以这个项目为起点，武汉设立了经开区。2003年，东风汽车集团进一步把总部从湖北十堰搬到了这个经济开发区。
不过2021年以来，这个区的另一条大道——纱帽大道变得比东风大道更为热闹。在它的沿线，小鹏汽车、莲花跑车（原路特斯）、中创新航等与新能源车相关的工厂开始动工建设。
武汉经开产投集团副总经理侯海涛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说，小鹏汽车目前已在武汉经开区建设零部件厂。接下来，小鹏汽车还打算进一步把整车厂落在武汉经开区。
在距离武汉经开产投集团——侯海涛上班的地点——5公里的地方，是百度的萝卜快跑在武汉的业务基地，它早在2021年就开始在武汉经开区测试无人驾驶出租车，这些车被当地人直接叫作“萝卜”。截至2024年年底，“萝卜快跑”在武汉已投放1000辆自动驾驶车辆，这个数字至今仍是百度在国内各城市中投放车辆规模最大的。
新能源车、车载电池、车规芯片、智能辅助驾驶……这些与新式汽车相关的整车厂和供应链项目是武汉早就想要的转型方向。早在2009年，武汉就喊出过成为“新能源汽车之都”的口号，但兑现这个口号的路途没有那么平坦。
“当传统产业还存在较大的发展惯性时候，你有时候很难去变革。”侯海涛说，难以变革的原因之一是很难真正及时地识别出机会。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2017年左右武汉经开区产的燃油车卖得最好的时候，东风本田一车难求，消费者要加价才能买到。这种时候，很少有人能意识到燃油车的风险。
而反过来，新能源车的风险却是每个人都看得到的。“当时新能源汽车还处于补贴阶段，谁也看不准。”侯海涛说，直到2019年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破土动工，并于次年开始大规模交付Model 3，包括武汉在内的很多地方政府才真正意识到新能源汽车是个“确定性方向”。
武汉成为看到这个确定性机会后行动最为迅速和激进的城市之一。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为例，“你必须被列入试点城市，才能有机会制定相应的地方政策文件”。武汉经开产投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孙智波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为了争取成为国家首批“智慧城市基础设施与智能网联汽车协同发展（双智）试点城市”，武汉经开区设立了一个部门“专门搞这个”。
2021年，武汉成为第一批无人驾驶出租车业务试点城市之一，另外5个城市是北京、上海、广州、长沙和无锡。与这些同样拿到试点资质的城市相比，武汉给了萝卜快跑最大的运营权限，包括允许它进入城市核心区域运营，而不是只能在市郊的试验区测试。
不过，在一个确定性机会中学会如何有效抓住机会难以一蹴而就。单是在决定将新能源车放在何种重要位置的产业策略中，武汉经开区就经历了一些权衡后才真正聚焦。在其2022年提出的“十四五”规划中，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还仅属于“3335”产业政策中的第二个“3”，第一个“3”中的核心产业是汽车制造。直到2024年，“3335”的说法才变成“135”——1指的是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
“汽车制造”与“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的位置变化背后，是武汉经开区看待新能源车的视角变化。“汽车产业原来整车厂是甲方，零部件公司是乙方，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是软件定义汽车、零部件定义汽车。一款新车如果不上华为的最新智驾系统、英伟达的最新芯片或者某个激光雷达公司的最新雷达，车可能就卖不出去。”孙智波说，新能源车改变了汽车供应链中的甲乙方关系，这也会改变招商模式。
过去，有了整车厂，零部件公司就会自然跟着过去，现在武汉经开区发现这么做不大行得通了。因此，武汉经开区如今非常看重的一个指标是“零整比”，即零部件公司与整车厂的产值比。目前，武汉经开区这一指标的数字是0.5到0.7，孙智波说这个数字不是越高越好，但他们希望这个数字再高一点。为此，武汉经开区还和厦门等东南部区域的公司建立了一个“武汉智能汽车零部件平台”，以进一步汇聚新能源产业链上的零部件公司。近两年持续围绕大宗商品、汽车、纺织、医药等重点领域，先后组建多家供应链平台，“物流化地网”湖北国控、湖北楚象、长江汽车供应链平台、“数字化天网”长江车百链平台均落户“中国车谷”武汉经开区。
目前，武汉经开区的新能源车产能已达到120万辆。引入小鹏后若能再落地小米汽车的第二工厂，侯海涛认为武汉经开区有望在2026年或2027年将燃油车与新能源车的产能结构扭转过来。“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属于阵痛期”，侯海涛说，虽然没能抓住新能源车工厂建设的第一次浪潮，武汉起码要抓住第二次浪潮——眼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不管出于产能扩张还是生产安全备份的考虑，都在积极布局第二工厂。
孙智波称，武汉经开区转型的目标“不一定非得把底特律变成硅谷”，但“车谷（指武汉经开区）一定不会成为底特律”。底特律是美国著名的“汽车之城”，自20世纪初以来一直是全球汽车工业的心脏地带，美国汽车巨头通用的总部就设在那里。然而欧洲、日系车企崛起后，底特律就衰落了，特斯拉出现后，美国新的汽车之城变成硅谷。
直接下场干GP
错失蔚来不只是武汉经开区的遗憾，也是武汉东湖高新区——也就是“光谷”——的遗憾。
与武汉经开区“没看懂”蔚来不同，多位武汉国资投资平台的人士对《第一财经》杂志称，武汉东湖高新区对蔚来的态度更为坚定。而且，双方当时已接近达成协议。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那时候光谷原本已经准备对外宣布和蔚来汽车的合作。《长江商报》当时已报道称“蔚来汽车还将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长江蔚来智能化新能源汽车产业园，总投入不少于人民币200亿至300亿元，产值目标为1000亿元”。另外一位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当时湖北省科技投资集团（以下简称“湖北科投”）的领导尽调了蔚来汽车，并试图推动蔚来汽车将总部和工厂落户光谷，但最终未能如愿。当时的武汉市委领导对蔚来项目的批复意见是希望它落地武汉经开区，因为那里是当地希望建设的车谷。但李斌认为蔚来是家技术公司——如果车谷是武汉的底特律，光谷就是武汉的硅谷，这里聚集的是与光电子相关的信息技术产业。
随后，蔚来选择了合肥。
光谷错失蔚来的遗憾感似乎比车谷来得更大。“（众多产业中）车的价值是相当大的。”光谷产投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林枫说，光谷过去扶持过光电子信息产业、生物医药和半导体，也希望发展整车业务。对于新能源汽车的产业价值，武汉经开区在“135”产业政策中给出的数字是5000亿元。
光谷产投是武汉东湖高新区管委会出资成立的国有投资平台，2016年从湖北科投独立出来，开始公司化运作，承担的角色是为武汉东湖高新区招商和投资战略性产业和项目。
林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他不知道错失蔚来后武汉政府内部是否有过一些讨论，他能看到的是，2019年后东湖高新区的国有投资平台开启了市场化改革，开始像合肥那样由国资平台直接下场干投资。“简单来说，2016年到2019年，我们主要充当LP的角色，当时国有资本更多是幕后支持、提供资金，不下场直接参与投资。2019年之后，我们转变为GP，开始直接投资规模较小的科创类企业。”林枫说，早在2005年，湖北科投就成立了，同时期甚至更早成立的武汉国资投资平台还有不少，但在2019年光谷产投第一个下场做GP之前，武汉国资平台都只是LP。
国资平台做GP的模式最早是合肥开拓的（详见本刊2020年7月刊《为什么是合肥？》）。在合肥这么做之前，国内绝大多数地方政府通过财政和国有企业出资为当地招商和产业发展提供支持的时候，都是以LP的角色出现的，它们并不直接下场找项目、判断哪个项目值得投哪个不值得、风险有多高以及能带来多少回报。后者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化的GP，也就是VC机构们的专业领域，国资LP们通常也不愿意直接干GP的事，因为没人可以承担“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在学习合肥的GP模式之前，武汉国资投资平台在利用国有资本招商时，更多采用的是与大企业合作发行基金的模式，政府和企业共同出资，投资环节则由企业方负责。2016年左右，武汉所在的湖北省发行过不少这样的“政府引导基金”。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例子是小米长江产业基金。这只基金在2017年成立，由光谷产投与小米科技共同成立，基金总规模达120亿元，GP是小米产投。这只基金成立后，小米围绕其自身相关业务重点投资了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智能硬件及新能源等领域，其中包括黑芝麻智能、中创新航、速腾聚创等与新能源车相关的项目。这只基金成立没多久，雷军就官宣了将小米第二总部落户光谷的消息。
“当时是政府和小米谈招商引资协议，成立产业链基金只是其中的一环。”林枫说，如果要说出武汉在招商与投资中有过什么特色模式的话，就是类似小米长江产业基金这样的“基金+基地”模式，即通过合作设立产业链基金，吸引产业龙头企业在武汉建设生产基地或落户总部。在小米之外，武汉还曾与中国信科（原烽火科技）、联想等公司合作发起过类似产业基金。
林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2016年，光谷也和蔚来谈了类似的产业链基金。湖北省机关报《湖北日报》在2016年年底的一则报道中称：“蔚来汽车和湖北长江产业基金、武汉东湖高新区签署协议，共同发起设立总规模100亿元的湖北长江蔚来新能源产业发展基金。”可惜的是，这种合作方式没能留住蔚来。
光谷产投作为区级投资平台向GP转型两年后，2021年，武汉两个市级投资平台——武汉金控和武汉投控也转型开始做GP。
一位市场化投资人对《第一财经》YiMagazine称，他并不看好这种模式，他认为应该“让专业人干专业事”，政府不应该下场。但武汉投控投资管理部副部长曹宇飞称，之所以下场做GP，是因为他们在过去数年的“国资LP+市场化GP”的合作中发现，政府与市场化机构的投资目标并不完全一致：政府追求的是项目落地与产业扶持，而市场化机构更看重财务回报。这种矛盾在合肥模式的“（利用）资本（进行）招商”时代愈发明显。“我们逐渐意识到，必须将直投作为一项常态化工作来做。”曹宇飞说。
以黑芝麻智能为例，这家车规级智能汽车芯片及解决方案供应商在2021年将总部从上海迁至武汉，并于去年8月在联交所上市。曹宇飞称，黑芝麻智能在上市前曾向他们寻求股权投资支持。与黑芝麻智能刚迁至武汉时相比，2024年资本市场的环境要寒冷得多——市场化资金大幅减少、港股低迷、恒生指数持续下跌。侯海涛提到，当时黑芝麻智能也接触过武汉经开产投，但他们认为公司投资条件尚不够成熟，并未参与投资。而早在2020年经开产投已投资同类型企业芯擎科技,完成国产车规级高端芯片的产业布局。
“我们（指武汉投控）的支持，对黑芝麻的上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助推作用。”曹宇飞说。在给《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回复中，黑芝麻智能提到，“为支持黑芝麻智能上市，武创投（武汉投控下属子公司）联合武汉基金、东湖风景区设立专项基金，简化审批流程、高效灵活地开通资金通道，从决策到资金到位仅用1.5个月，直击企业上市前资金需求的时效痛点。”
在曹宇飞看来，对黑芝麻智能的投资不仅是为了招商稳商——它在武汉投控投资前已经把总部搬到了武汉——也不是为了获取短期投资回报，更多是作为耐心资本、长期资本，培育壮大当地半导体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这种投资方式是市场化GP很难做到，却是留住产业链中的重要公司所需要 的。
错失蔚来整车厂多少让武汉东湖高新区有了一点害怕错过的fomo（fear of missing out）心态。此后光谷产投投资了蔚来能源，后者2017年5月在光谷注册成立，主要从事换电站的建设与运营。去年，李斌表示，蔚来能源总部二期项目也将落在光谷。另外，光谷产投还投资了蔚来经营电池租赁业务的蔚能电池——它同样位于武汉。
这么做，“一是信任李斌，二是对蔚来品牌影响力的判断，三是认同蔚来的换电模式。其实你要说大胆，我们也大胆。别人都没上，没人跟他玩，我们投了。”林枫说。
这种冒险光谷产投还要经历很多。从LP转型GP后，光谷产投的投资标的类型也发生了变化。林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之前，光谷产投及其前身湖北科投的主要投资对象是像长江存储、华星光电那样动辄几十上百亿元规模的大企业，现在，他们想要更多出手的是科创类的中小企业，以构建产业链生态。也就是投资阶段从并购、扩大生产相关的PE阶段进入更上游的VC阶段，寻找那些刚刚出现的新idea——某种意义上，2016年的蔚来也是个VC的生意，而不是PE的生意。
2023年，光谷产投设立了公司成立以来的第一只天使基金，专门投特别早期的项目。
投早、投小
蔚来不是武汉唯一错过的早期项目。
一位市场化投资机构人士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早在2017年，不少市场化投资机构就看好武汉的机会。在他看来，尽管当时北上广深仍是互联网项目聚集地，但“硬科技”已开始成为更具潜力的赛道。经过一番调研，他们最终锁定了武汉、西安和成都作为硬科技投资的重点城市——之所以选择武汉，看中的是它在硬科技生态和高校资源方面的优势。
2022年，高瓴资本也进入了武汉市场，与江夏区政府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设立了一只规模达4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
不过，与此同时，也有不少市场化GP带着其他地方政府LP的钱来到武汉，投资武汉的早期项目，然后说服它们把总部搬去出钱的那个城市。
“武汉早期项目流失太多了。”这位投资人说，不少外地的投资机构投资了武汉的早期项目后，就会想办法动员这些项目搬离武汉。
一个典型例子是锐世医疗。这是一家生产高端医疗设备的公司，技术源自华中科技大学的一间实验室，创始人谢庆国是全数字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技术的发明人。2015年，谢庆国的创业故事引起了湖北鄂州市政府的注意，他的团队作为“一号科技工程”被引入鄂州。但在从0到1的市场化阶段，锐世医疗接触了上百家投资机构都没有获得资金支持。2021年，合肥产投向它抛出了橄榄枝。最终，锐世医疗选择落地合肥。根据新华社的报道，2024年锐世医疗的销售额已超过亿元。合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曾在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对于关键产业、重点项目、创新型企业，合肥“宁愿错投，绝不错过”。
还有一个例子是一家经开区的汽车零部件项目，这家公司成立于2019年，位于武汉经开区，成立第二年，这家公司先拿到了同创伟业的天使轮投资，而这天使机构背后的资金主要来自于长三角地区的县级引导基金。“像长三角的这种县级市，当地没有足够的创新资源和项目，就会让市场化GP拿他们的资金去外地找项目，然后想办法让企业落在当地。很多三四线城市都有这种诉求。”上述投资人说。
上述投资人同时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关于项目流失，武汉和湖北省政府的领导都知道，甚至省领导还曾批示，提出要成立专门投资这种早期项目的天使基金。
东湖高新区的光谷产投算动作最快的了，2023年它设立首只天使基金后，2024年武汉市层面才设立了第一个名为江城产业投资基金（简称“江城基金”）的市级天使基金，明确要“投早、投小”。
创投模式改革不够快，使得武汉在新能源浪潮之后的人工智能浪潮中目前也处于并不从容的状态。“从体量上来看，在全国众多高新区中，光谷的人工智能企业数量不算多。”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助理刘昊说。
他告诉《第一财经》YiMagazine，光谷系统性地为人工智能产业谋划布局是在2021年左右。上一轮由深度学习驱动的人工智能浪潮中，武汉没有在其中找到足够好的角色。这一次由大模型驱动的人工智能浪潮下，刘昊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最先看到机会，并率先在北京训练出了第一代“紫东太初”大模型。
不过，刘昊所在的团队最终决定将模型首先落地到武汉。他们认为和上一代人工智能只能解决少数场景的图像识别问题并且还解决得不够好不同，这一代人工智能的通用性更强，可以在B端场景中寻找到更多产业化机会。“武汉产业门类齐全且信息化基础扎实，为大模型的产业落地提供了理想的条件。”刘昊说。
2022年，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联合东湖高新区在武汉光谷成立了武汉人工智能研究院，推动大模型结合当地优势产业形成规模化落地应用，并借助光谷产投的资金孵化基于人工智能的早期项目。今年，刘昊团队进一步在研究院的基础上成立了武汉紫东太初科技有限公司，开始像上一轮人工智能浪潮中的AI四小龙那样进行公司化运作。
在人工智能领域，光谷留住了紫东太初，不过，它错失的也不少。一个公开的例子是Manus，这个如今在人工智能领域广为人知的“通用Agent”的创始人肖弘毕业于武汉的华中科技大学，2015年他还在光谷创立过武汉夜莺科技，开发基于微信生态的插件。不过夜莺科技没有在武汉当地拿到过什么融资，大模型浪潮起来后，肖弘和其他合伙人共同创立了蝴蝶效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设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