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一向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罗永浩罗老师又“开炮”了，他在社交媒体上的一番言论，将 BBA 推向舆论风口。他用 “血盆大口、猪鼻子、下巴脱臼” 等辛辣词汇形容德系三大豪华品牌的设计，将其合称为 “德国三傻”，直言这标志着 “欧洲工业设计礼崩乐坏”，并赠予 “晶” 字评价。
这番评价迅速引发两极反响：支持者认为其道出了过度设计的弊病，反对者则指责其以外行眼光否定专业设计，而这场争论的本质，实则是公众对传统豪华品牌设计转型的集体审视。
燃油车时代：刻入骨髓的设计基因
在电动化浪潮来临前，BBA 已形成各自辨识度极强的设计语言，成为德国工业美学的代名词。
300SL,1954年
W123旅行版，1977年
W220，1998年
奔驰以 “庄严豪华” 为核心，标志性的 “钻石星辰” 格栅延续着古典贵族气质，配合修长的车身线条与内敛的镀铬装饰，构建出 “开宝马，坐奔驰” 的豪华认知。从早期的 300 SEL 到后来的 S 级，奔驰的设计始终遵循 “渐进改良” 原则，每一处细节都透着对经典的敬畏，这种和谐美学使其成为政商人士的首选。
007明日帝国中的E38，1994年
天使眼大灯的E39，2001年
E86代的Z4 M Coupe，2006年
宝马则将 “运动激情” 融入设计灵魂，“双肾” 进气格栅从诞生之初便成为核心标识。在燃油车黄金时代，这一格栅尺寸与车身比例保持精妙平衡，配合短前悬、长轴距的运动化布局，直观传递出 “纯粹驾驶乐趣” 的品牌主张。彼时的双肾格栅不仅是设计符号，更与发动机进气需求完美匹配，实现了美学与功能的统一。而C柱附近经典的“霍氏拐角”又让车身后部收尾极快，打造出了传承至今的德式运动感。
Quattro，1980年
“草原狼”C5代A6 allroad,1997年
TT，1998年
奥迪以 “科技简约” 确立差异化优势，“Singleframe” 大嘴格栅是其最鲜明的标签。这一设计摒弃冗余装饰，配合标志性的 LED 矩阵大灯，营造出强烈的未来感，与奥迪在 quattro 四驱、灯光技术等领域的科技形象形成呼应。其内饰的对称式布局与金属饰板的运用，也成为 “科技豪华” 的经典范本。
电动化转型：符号放大与风格迷失
如今 BBA 的设计争议，源于电动化时代对传统设计逻辑的颠覆，三大品牌在 “守成” 与 “革新” 间陷入拉扯。
奔驰的设计逐渐走向 “符号极致化”，部分车型将格栅尺寸放大到夸张比例，密集的三叉星辉装饰被海外网友吐槽像 “古驰裤子的 logo 墙”，罗永浩口中的 “血盆大口” 便指向这种过度张扬的设计。在 EQ 系列电动车型上，这种焦虑更为明显 —— 既想通过发光格栅等元素彰显电动属性，又执着于放大经典符号，最终陷入 “用力过猛” 的尴尬。
宝马则在双肾格栅的演变中迷失方向。为与电动化转型匹配，宝马先是不断放大格栅尺寸，导致比例失衡被嘲 “猪鼻子”；近期发布的新世代 iX3 又突然将其收窄，试图通过复古元素寻找突破，这种摇摆暴露了设计方向的迷茫。这种变化看似大胆，实则是对品牌核心基因的割裂，难以形成稳定认知。
罗永浩的微博配图，解释奥迪一步一步“下巴脱臼”
奥迪的设计争议集中在 “保守与突变的矛盾”。其燃油车继任者如 Q6L e-tron 仍延续旧框架，而 Concept C 概念车却突然转向方正造型，被罗永浩形容为 “下巴脱臼”。这种前后不一的设计语言，既未能像新势力那样传递清晰的电动化标签，又丢失了原有科技简约的优势，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境地。
争议核心：超前探索还是审美脱节？
BBA 的设计争议并非简单的 “超前” 或 “落后”，而是转型期的必然阵痛。一方面，电动化剥离了传统设计的功能基础 —— 无需为发动机预留进气空间的格栅，沦为纯粹的符号，放大或变形都易引发违和感。另一方面，面对特斯拉、蔚来等新势力的简洁设计冲击，BBA 试图通过夸张造型争夺注意力，陷入 “流量至上” 的误区。
更关键的是品牌自信的缺失：奔驰通过放大符号维系豪华感，宝马在经典元素上反复试探，奥迪在保守与突破间摇摆，本质都是对 “电动化时代何为豪华” 的迷茫。当新势力用极简设计定义 “未来感” 时，BBA 既不愿放弃百年积淀，又想追赶潮流，最终导致设计语言的混乱。
按照现在的主流审美标准，除了BBA，其他德国车的审美，也半斤八两吧?
写在最后
罗永浩的批评或许主观，但恰恰戳中了 BBA 设计转型的痛点。从燃油车时代的美学标杆到如今的争议不断，三大品牌的困境折射出传统豪华品牌在时代变革中的集体焦虑。设计的本质是对时代精神的回应，BBA 若想重拾话语权，既不必固守传统符号，也无需盲从流量逻辑，唯有在品牌基因与未来趋势间找到平衡，才能重新定义电动化时代的豪华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