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评论
作者：邵逸飞，民智国际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2025年10月24日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的纪念日。
八十年前，人类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为“使后世免遭战祸”立下制度性的承诺。
八十年后的今天，为纪念这一历史性时刻，联合国纽约总部举办了 “共栖生命，共享未来（Shared Lives, Shared Future）”主题展览。
来自近200个国家的真实影像与故事在此汇聚，无声地诉说着联合国如何深刻地改变着全球普通人的命运。
这不仅是一场展览，更是联合国与时俱进、永不停歇的使命与承诺的生动写照。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启动仪式上致辞时说，此次展览“讲述了一个始于八十年前的非凡故事——一个关于雄心、合作与坚韧的传奇”。
▲ 联合国大会纪念《联合国宪章》签署80周年
他强调，从战火中诞生的联合国，其故事至今仍在被全球工作人员续写：“从支持发展到人道救援，从维护和平到捍卫人权——我们的工作，就是未来的基石。
然而，现实的压力却不断涌来。
2025年8月，联合国支持的“综合粮食安全阶段分类”（IPC）报告确认，加沙城及周边地区已出现“饥荒”，且范围可能进一步扩大。
世卫组织与人道机构将其定性为“人为饥荒”，呼吁全面开放人道准入并实现停火。
与此同时，苏丹战火未熄，法希尔“围城记”与大规模流离失所使其成为全球最严重的人道危机之一。
同样，美国的“退群”，使得即将在巴西贝伦举行的，“十年来最重要的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也蒙上了一层阴影。
▲ 苏丹战火，准军事快速支援部队和军队发生冲突
显然，“全球性挑战”是以分秒为单位，以生命为代价的现实抉择。
因此，在这个重要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回望多边主义的初心，同时回应一个更为紧迫的问题：
在地缘冲突回潮、技术剧变汹涌、发展赤字扩大的今天，我们究竟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联合国？它还能做什么，又应当做什么？
十九世纪中叶的克里米亚战争，媒体和早期胶片相机首次被大规模的应用到了战地新闻报道。
看着每日报纸上报道战事的文字和战场的黑白相片，普罗大众才开始意识到，工业革命将人类文明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的同时，也将人类之间有组织残杀的残酷程度提升到了新的高度。
进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更是不断的刷新着人们对战争的认知。
媒体和照片或许不够直观——当炸弹真正地落到了自己居住的城镇、曾经熟悉的街坊邻居、家人朋友被征召入伍，有些再也没能回来。
没有什么比战争更能引发人们的反思。
1919年巴黎和会，国际联盟的成立代表着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试图以国际组织的形式维护世界和平的努力；
同样在1919年，英国亚伯大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国际关系学院，旨在研究国家间爆发战争的原因，以防止类似的浩劫再次降临。
1945年，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联合国成为了人类又一次阻止国家间战争的努力。
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
“许多人曾质疑，50个在种族、宗教信仰、语言和文化方面有巨大差异的国家是否能达成一致。但这些差异都被抛在脑后，在一个坚定不移的、统一的决心中，找到方法结束战争......历史将会为此向你们致意。如果我们没能够好好利用它（指《联合国宪章》，下称《宪章》），我们便是背叛了所有那些为之牺牲，以让我们能自由、安全相聚于此并创造出这部宪章的人们。”
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在今年6月《宪章》签署八十周年纪念仪式上所警示的：部分成员国对国际法与义务的选择性履行，正侵蚀多边秩序的根基。
在联合国日，我们重新确认这部宪章的意义：它既是国家间权力竞争的“护栏”，也是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底线”。
联合国成立后，安全、发展、人权三大支柱逐渐交织成一张全球治理的网络。
2000年，在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上，联合国提出千年发展目标，体现了对二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可持续问题的反思。
在此基础上，2015年通过的《变革我们的世界：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以更全面的视角对全球发展议题做出了反思和期望。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2030年议程》与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其背后逻辑始终如一：以规则与合作修复创伤、矫正失衡、面向未来。
2024年“未来峰会”通过的《未来契约》，更是被视为近几十年来最具包容性的多边政治协议。
这份协议在可持续发展、国际和平与安全、科技与数字合作、青年与未来世代、全球治理改革五大领域提出行动框架，并在核裁军与安理会改革等议题上使用了更为明确的表述，强调提升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代表性与发言权。
▲ 2024年“未来峰会”
显然，这些努力是具有两面性的：气候危机、地区冲突与债务压力叠加，使“进展虽真实却脆弱且不均衡”——仅有约35%的可量化目标处于正轨或取得中度进展，亟待加速推进。
同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日前指出，联合国当前的财政前景“极度脆弱”。高额拖欠、缴费延迟和退还贷项等问题正在威胁联合国的现金流。
联合国的核心运作能力，正在被显著削弱。
国际关系理论常将国际体系概括为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式的敌我对立、洛克式的竞争共存、康德式的友好合作。
过去一个多世纪，战争形态的演变、全球价值链的相互依存，与国际规则网络的扩展，不断推动国际体系从“全面敌对”逐渐走向“竞合并存”。
然而，当下地缘政治的再极化与信任流失，令部分地区再度陷入霍布斯式的安全焦虑。
这其中，国际组织与制度的“黏合作用”至关重要：当它们能将国家的短期利益转化为可预期的长期收益，体系便有望向“康德式和平”演进；反之，则可能出现制度失效与对抗回潮。
联合国八十年历程，正是一部在三种文化之间“拉锯前行”的制度进化史。而现在，我们见证了巨大的割裂——战事将国际法治残酷现实暴露无遗。
法律规则似乎并未缺席，但司法进程的错位、强制执行对成员国配合的依赖，以及政治否认与法律管辖争议，使得多边机制难以转化为改变现实的力量。
八十周年的联合国正面临一场空前的“生存危机”。要让联合国“发声有力”，必先令其“生存无忧”。
这也正是《未来契约》与“UN80倡议”将“提升体系代表性与执行力”作为改革核心的原因所在：在决策中增强全球南方代表性，在资金上重构发展与人道资源的可持续性，从而在执行中形成闭环。
否则，再完善的规则、再宏大的目标，也可能沦为“纸上蓝图”。
回首过去的八十年，我们已经想象不出一个没有联合国的世界。
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所言，和平不仅是结果，也是过程——它蕴藏在社会保障与绿色转型等“看似日常”的公共政策中。
▲ 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
在技术治理这一关键赛道上，联合国的行动正从共识走向落实。
2024年的AI决议奠定了合作基础，而2025年相继成立的AI科学小组与全球对话机制，则标志着工作重心从纸面走向实践。
贯穿这一进程的“全球数字契约”，意味着需要明确以人权框架护航技术发展，通过推动普惠连接、数据共享与伦理治理，竭力防止“数字鸿沟”最终固化为永久性的发展鸿沟。
毕竟，技术从不是中立的，规则会决定它最终成为“普惠工具”还是“失衡的加速器”。
▲联合国人工智能决议通过投票
加沙与苏丹的教训表明：证据、裁决与道义若不能迅速转化为畅通的救援通道、可执行的安排与可核查的执行机制，就难以阻止悲剧的累积。
诸多承诺，必须配以更紧密的政治及实操层面的联动，弥合“战场节奏”与“司法节奏”之间的鸿沟。
黑格尔用密涅瓦的猫头鹰形容反思在哲学中的重要性。联合国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中一直充当着“猫头鹰”的角色。
联合国在其八十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停止过对现代文明的反思。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可贵的实践：它将分歧纳入程序，将情绪转化为规则，将长远利益植入短期政治的考量空间。
它当然不完美，甚至屡屡令人失望；但正如秘书长所言，《宪章》不是可选项，而是底线。
在八十周年的今天，我们更需要以务实的想象力去“共建我们的未来”——在加沙的饥饿线前、在法希尔的围城外、在热浪与洪水的边缘、在算法与数据的夹缝中，将承诺转化为可触摸的改变。
若要以一句话作答：联合国是什么？它是一个持续的动作，是人类在不确定的时代里，以制度与合作对抗失序的努力本身。
只要这种努力仍在继续，未来，或许就依然值得期待。
当我们重新浏览《联合国宪章》，读到“我联合国人民同兹决心”时，我们不难感受到那一种跨越八十年的国际主义的热忱和令人振奋的精神。
在联合国成立80周年之际，联合国官方推出了系列知识问答活动，通过一份问卷的形式向世界重申过去80年来指导我们的《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并进一步阐释《我们的共同议程》。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即可参与问卷填写。
撰稿：邵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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