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来，形而上学一直用康德和黑格尔的术语掩盖了对现实世界的理解，英国知识分子突然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激动人心的解放阶段……新兴的 “社会学” 成为一个时髦词汇，它提出了带有社会民主色彩的建议，承认社会机体中个人的相互依存关系，以更深刻的方式重新界定了 “个人” 与 “社会” 等词汇的确切含义。布尔战争期间的征兵揭示了工人阶级男性糟糕的身体状况，证实了朗特里对约克郡的初步研究（1901）的结论：28%的城市人口生活在 “贫困线” 之下。同样，1901年和1911年的人口普查表明，维多利亚早期的济贫法安排显然无法应对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急需改革现行体制，抛弃自相矛盾的流行假说，即贫困是源于懒惰，像洪水猛兽一样威胁到所有人。19 世纪，因泰晤士河码头和工业区扩张，穷人区 “伦敦东区”形成，那里的住房被称为 “住人的牛棚”，穷人的生活在狄更斯小说《雾都孤儿》中可见一斑。
改革呼声不仅来自政府部门的报告，如阿尔梅里克・菲茨罗伊爵士的 “体质下降调查委员会” 报告以及济贫法委员会的报告，还来自报纸杂志、“大学推广运动” 以及韦伯夫妇创办的新伦敦经济学院，要求国家采取有力措施，缓和阶级分化，提高民众生活水平。显然，只有认清这些事态发展，才能更好地理解1905—1915年自由党政府为什么要实施福利计划，包括引入养老金（1908）、职业介绍所（1909）和国民保险（1911）等立法。另一方面，不同的实验室会得出不同的结果。1890年代中叶开始，德国生物学家奥古斯特・魏茨曼的观点影响了英国关于达尔文主义与社会理论关系的讨论。达尔文在著作中暗示了一种模糊的希望，即人类的获得性特征（那些 “后天” 形成而非 “先天” 具备的特征）有望作为遗传印记的一部分遗传给后代，从而通过简单遗传提供一种社会改良机制，为 “进步” 观念提供了依据……本杰明・基德的《社会进化论》（1894）出版后的20年里，“极端达尔文主义” 风靡一时，其出发点就是全盘否认这种 “功能遗传”；正如进步依赖于之前的学说，“退化” 也依赖于后继的学说。科学的这种应用强调实证主义，其程度不亚于社会民主主义者对实证主义的重视。达尔文主义是由英国博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等人提出的生物演化理论，认为所有物种都是透过微小的遗传变异天择而发展。
然而，它并没有指向自由主义，而是提出必须采取激进行动遏止社会变质，那些将 “种族”“帝国” 和 “贵族” 融合为一种为善力量的人注意到这种社会变质。这样一来，人们关注的焦点不再是议会制度的平庸、腐败和狭隘。未来寄托在卡尔・皮尔逊和弗朗西斯・高尔顿的优生学计划，寄托在 “种族” 理论的无数奇葩应用，更寄托在被视为未来帝国文化守护者的青年身上。巴登・鲍威尔的童子军肩负着同样重要的责任：一旦德国入侵，他们理应发挥第五纵队的军事功能；但在米斯伯爵看来，童子军仍然着眼于教育，他主持的几家社团和协会成为爱德华时代爱国主义政治的典型代表。“它来得正是时候…… 让少年成为坚韧、阳刚、讲真话和恪尽职守的英国人，能够肩负起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强大帝国一员的艰巨而光荣的责任。”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陆军中将、作家、童军运动创始者。
这种帝国本能经久不衰，因为它们印证了对社会问题和政党的一系列判断。它们使得名副其实的大众政治成为可能，助长了爱德华时代英国的恐德症。坊间对 “入侵小说” 的热衷可以追溯到普法战争，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沙洲之谜》（1902）让这种体裁流行开来。哈姆斯沃思的《每日邮报》为W.E. 亨里和拉迪亚德・吉卜林诗歌中更为神秘的瞬间提供了丰富细节，该报连载的故事隐晦表达了英国人足以征服一切。但尴尬的是，宣扬种族退化危险的学说是来自那些似乎更喜欢以凯尔特人为媒介来传达日耳曼精神的煽动者和发言人。在精心选择的团体和社团里与志同道合的男性为伍，让人有亲如骨肉之感。妇女在政治进程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地位比较高；但是，当帝国的需要使得公民特权的先决条件是扛枪打仗，她们就很难成为公民了。不言而喻，妇女参政论者触犯了社会体统，但不言而喻的东西可能对塑造人们的态度发挥了更大的作用，一系列环环相扣的母权制观点让人联想到美国内战前南方的蓄奴社会。比起政治活动的肮脏，从少女到成年的过程严肃而神圣。即使是男人也并非没有短板。“英国大兵” 在后方被推崇为身心健全和勇气的象征，但不配考虑国家大事，这种事情轮不到H.G. 威尔斯笔下千人一面的武士来操心，应当留给那些有着完美履历和教养、血脉中流淌着政治才干的人。优生学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由于20世纪纳粹德国的滥用，二战后优生学走向衰落。一个观察家深信只有在土地贵族体制中才能找到 “充实、繁荣和幸运生活的小梗概和小摘要”，在1909年发现一家图书馆的馆藏目录中 “贵族” 条目仅有九条，而有关 “民主” 的图书有85本，这对他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国王爱德华在位期间，上层阶级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国王本人也难辞其咎，人们认为贵族阶层身陷宴会、桥牌会、赛艇会、酒会以及更可恶的事情的漩涡，丧失了统治意志，而国王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此风。1910—1911年，贵族负隅顽抗，阻挠阿斯奎斯政府通过削弱贵族权势的立法，自由党人对上议院的攻击也在此时达到顶峰。1907年，蒙克斯维尔夫人还能对前景表示乐观，但随后几年的一系列事件让她笑不出来了。遗产税已经开征；20世纪初，部分英国贵族为了适应时代变化，开始逐渐融入普通中产阶级生活。
1909年，阿斯奎斯的财政大臣劳合・乔治在 “人民预算案” 中提出评估地价，并向英国的土地所有者征税，未来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这个时期的政治和经济攻势让封建主义面临最后的危机。这场危机并未立刻到来：回过头看，“英国易手之年” 是1919年而非1909年，届时庄园纷纷被拍卖，乡间别墅变成医院和旅馆，穷困潦倒的主人不得不给 “故园” 的家具蒙上防尘罩。不过，1911年时不祥之兆已经初露端倪，萨克维尔夫人不禁感慨，那位不肯放过土地所有者的威尔士律师是否根本不知道维护356个房间、52座楼梯和545扇窗户的开销有多大。住别墅的人还不是最难的。事实上，中产阶级有了更大的晋升空间和流动性，成为身穿黑色制服的工薪阶层的主力，但他们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影响仍有待做出准确评估。他们的总部在郊区，尤其是日益膨胀的伦敦，那里的宿舍生活方式取代了工作和家庭的旧模式。中产阶级上层有钱添置居室家具（在那些无需如此的人眼里，到托特纳姆法院路买家具成为一个阶级标签），或是从大百货公司购买真空吸尘器等家用技术产品，甚至考虑买辆汽车。毕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英国道路上行驶的14万辆汽车不可能全都属于贵族和百万富翁。在妇女参政论者和罢工工人对财产的攻击主宰了大众心理的时期，中产阶级的阶级意识达到了新高度。他们骨子里市侩庸俗，使得第一次后印象派画展以及《春之祭》在伦敦的首演彻底失败。坊间出现了描绘中产阶级生活的文学作品，如高尔斯华绥的戏剧和福斯特的小说，面向文化修养不高的人的报纸刊载的文章和广告，不厌其烦地灌输说他们能够实现自身的愿望。这些愿望全都涉及国家的福祉和 “效率”，尤其强调在成百上千的方济各会修士和埃尔切斯特早期生涯中见到的那种道德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