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的上海，思想的光芒与学术的热忱在此交汇。10月22日，上海图书馆（东馆），一场承载着三十年学术深耕与二十五年修订沉淀的文化盛事——《中国思想史·修订本》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此拉开帷幕。
这部被誉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程碑式”的巨著，出自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葛兆光之手。从初萌构思到反复打磨，从深耕探索到沉淀修订，葛兆光教授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深邃的学术视野，为这部著作注入思想的厚度。
当日，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的数十位知名学者，以及出版界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部中国思想史研究领域里程碑著作的“焕新时刻”，围绕“知识、思想与信仰”的核心命题，展开一场跨越学术边界的深度对话。
一部思想史的传承
回溯1998年，葛兆光所著的《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即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这部著作以“新资料激活新思考、新观念撬动旧传统”的魄力，将出土文献、域外史料、民间善书等“边缘材料”纳入研究视野，首次明确提出将“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从历史背景推向前台，重构了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框架。
2000年第二卷出版后，该书迅速成为高校相关专业核心教材，更被翻译成英文、韩文等语种，成为国际汉学界了解中国传统思想的重要参考。
25年后，《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推出并非简单的内容增补，而是葛兆光对自身学术思考的全面深化与回应。据商务印书馆介绍，此次修订删减了原书20余万字冗余内容，使文本更显凝练晓畅；同时吸纳了21世纪以来思想史研究的新成果，新增数百条补注，涉及域外汉学新论、本土考古发现解读等；更特别推出“典藏本”，以典雅装帧致敬经典，满足读者收藏与研读需求。商务印书馆总编辑叶军评价：“修订本褪去了语词的华彩，回归思想的本质，既保留了原书的学术定力，又注入了时代生命力，让这部畅销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著作，成为连接过去与当下的思想桥梁。”
思想史需要“接地气”
在首发式发言中，葛兆光以“学术马拉松”比喻自己与《中国思想史》的渊源。“人文学术不像百米冲刺，拼的是长期的坚守与沉淀。”他回忆，写作之初便希望打破“哲学史与思想史不分家”的困境，通过“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视角，让思想史从“悬浮的概念”落地到真实的社会语境中——“过去我们总讲孔子、朱熹的思想，但普通人如何生活、如何理解世界？那些没被写入经典的常识、习俗、信仰，才是支撑社会运行的思想根基。”
谈及修订过程，葛兆光坦言“吹毛求疵”是常态：“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团队陪我打磨了一年多，小到一个词的修改，大到一段史料的补充，都反复推敲。比如原书中‘通例’‘通则’混用，这次统一为‘通则’，就是为了让读者更清晰地把握清代学者对‘学问本质’的思考。”他特别感谢国际学界的反馈，提及英文译者杜迈可、丘慧芬耗时20年翻译全书，让这部著作得以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后，成为第二部完整进入西方学界的中国思想史著作。“我75岁了，亲历过太多时代变化，这些经历让我明白，研究传统思想史不能脱离现实关怀——只有理解当下，才能更深刻地读懂过去。”
对于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命题，葛兆光提出，思想史应当“拒绝空白”，关注那些被传统研究忽略的“平庸时代”：“隋至唐初、明初到王阳明之前，常被认为是‘没有思想的时代’，但通过《法苑珠林》《六典》等类书，我们能看到当时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方式，这恰恰是思想史最鲜活的部分。”他强调，思想史不是“直线向上的进步史”，不能只崇拜“新思想”，更要正视传统中的“背阴面”：“如果只讲光明的、进步的观念，就失去了学术应有的反省意识。那些野蛮的、落后的、逐渐被淘汰的思想，更值得我们研究，因为它们藏着文化传统的‘幽暗之处’。”
25年后依然熠熠生辉
此次研讨会上，多位学界大咖从不同维度解读了《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学术意义，勾勒出这部著作对人文学科的深远影响。
上海市社联主席徐炯指出，修订本的出版是“上海社科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要举措”。他认为该书“以独特视角重构中国古代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宏大图景，为理解中华文明精神脉络提供了关键参照”，其“突破传统范式、关注‘一般思想’的研究路径，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的生动实践”。
商务印书馆党委书记、执行董事顾青的发言充满情感。他透露，自己二十年前便羡慕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首版的魄力，20年后为争取修订本出版权“志在必得”：“拿到葛老师签字的出版合同时，我手都在抖，字写得特别难看。”他承诺，商务印书馆将推动著作进一步“经典化、国际化、学术体系化”——除已有的中英文、韩文版本外，正与荷兰博睿出版社洽谈英文修订本出版，计划拓展法语、西班牙语等多语种版本。“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是活的生命体，出版的责任就是让它更茁壮、更长寿，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一部分。”
复旦大学副校长汪源源从学术传承角度评价，这部著作“以一己之力贯通先秦至1895年的思想脉络”，延续了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的深厚传统。“从周予同先生开启思想文化史研究，到朱维铮、姜义华先生的传承，葛兆光先生2006年加盟复旦后，进一步拓展了‘从周边看中国’等新领域，而《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出版，更在复旦历史学科百年之际，为年轻学者树立了‘求真不辍、求新不止’的治学典范。”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王东杰则聚焦著作对“不思之思”的关注。“我们生活中充满无需刻意反思的本能式思维，比如古人用‘阴阳五行’解释世界，这就是‘不思之思’。葛老师的书让我们意识到，这些‘日用而不知’的观念，才是思想史最该关注的内容——它能帮我们看清思维的边界是如何形成、如何移动的。”
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教授白谦慎从跨学科视角补充，著作中引用良渚玉器、马王堆帛画、宋代壁画等图像资料，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思想史支撑。“葛老师像西方学者鲍默那样，不局限于精英文本，而是从器物、图像中解读思想，这让思想史与艺术史的对话成为可能。比如他提到陶弘景既是道教大家，也是书法史重要人物，这种‘文史哲艺互通’的视野，对我们研究传统艺术极具启发。”
资深出版人、商务印书馆学术顾问贺圣遂作为首版《中国思想史》的出版参与者，感慨这部著作“25年后依然熠熠生辉”。“葛老师花三年时间逐字逐句修订，这种对学术的敬畏与认真，值得所有出版人与学者学习。我相信，修订本不仅会影响未来25年的思想史研究，更会成为传之后世的经典。”
思想史的薪火与未来
当日的活动在热烈的学术交流中落下帷幕，而《中国思想史·修订本》的意义远不止于一部著作的出版。它既是对中国思想史研究范式的一次再梳理，也是人文学者以学术回应时代命题的一次实践。葛兆光始终在探索：如何让思想史更贴近历史真实，如何让传统思想为当下提供启示。
正如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王为松所言：“葛兆光先生的著作，为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思想史搭建了框架。未来，我们期待更多学者沿着这个方向探索，让中国思想的智慧在对话中焕发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