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佳玉（西安工业大学）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一篇《人工智能运用于文学创作的局限 》文章指出，“人工智能的写作水准到底如何可以暂且不论，需要思考的是，文学艺术一旦从人的主观精神和审美世界中分裂出来，变成一种由科学技术引领的方程式，它是否还具有文学原本的意义？”
随着AI快速发展，文学创作领域受到冲击，运用AI创作现象屡见不鲜。当一行行由算法生成的诗歌出现，当一部部AI小说以惊人的速度问世，我们仿佛目睹了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然而，在这片看似繁花似锦的技术奇观背后，是文学的困境与危机。如果我们将AI文学视为一面多维度的镜子，它照见的不仅是技术的可能性，更是人类创作本质的不可替代性。
AI的文学之路，是一条始于模仿又终于模仿的不归路。当下的AI创作模型，通过对海量文本数据的吞噬、消化与重组来生成内容。当文学创作被简化为数据输入与输出模型，当审美价值被量化为可计算的指标，人的精神与文学价值被普遍物化。
AI能娴熟地调用数千年文学史积累的修辞、句式与结构，却永远无法理解这些文字背后沸腾的情感与思想。它们可以模仿海子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却永远无法理解海子写下这首诗时内心的希望与绝望交织的复杂情感，更无法体会他写完后选择卧轨时那份决绝的生命态度。这种模仿，使得AI文学始终在形式的迷宫中打转，无法触及文学真正的灵魂。
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人类创作过程远非单纯的信息处理，而是情感、记忆、潜意识与意识系统复杂互动的结果。弗洛伊德将创作视为作家“白日梦”的升华，是未被满足的欲望在想象领域的实现。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那些在道德深渊挣扎的角色，源于他自身面对死刑的恐惧、流放西伯利亚的创伤以及终生与癫痫共处的体验。这些深埋于潜意识中的生命印记，通过创作过程转化为文学史上不朽的形象。
AI没有童年创伤，没有被压抑的欲望，更没有面对死亡的存在焦虑，它的“创作”缺乏这种从个人历史深处涌现的心理动力。当我们阅读《哈利·波特》系列时，吸引我们的不仅是奇幻情节，更是透过文字感受到的J.K.罗琳作为单亲母亲时的挣扎与希望。这种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情感共鸣，建立在共享的人类情感体验基础上，正是AI文学根本的缺失。
转向社会学视角，文学创作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对话，是作者与时代、与传统的持续协商。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处于与历史中其他文本的不断交流中。鲁迅的《狂人日记》不仅是对中国社会的诊断，更是与果戈理同名小说的跨时空对话，是中西文化碰撞下的创造性回应。AI虽然能够分析海量文本数据，识别出各种文学传统与风格特征，但它无法真正“参与”这种充满张力与意图的文化对话——因为它没有在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位置，没有需要回应的文化诉求，更没有通过创作改变社会现实的动力。
值得深思的是，AI文学现象本身已成为一面社会镜像，反映出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焦虑与认知偏好。在一个追求效率、速度与产出的社会中，AI文学创作迎合了我们对即时满足的需求，却也暴露了我们对创作本质的简化理解。心理分析学家温尼科特曾提出“过渡性空间”理论，认为文化体验存在于既非纯粹主观也非纯粹客观的中间领域。AI生成的文学作品，或许能够占据这个空间的边缘，但难以成为真正的过渡性对象，它缺乏那种来自另一主体性的真实回应。
当我们站在技术与人文的十字路口，需要的不是对AI文学的简单拒斥或盲目追捧，而是通过这一现象深化对自身理解。AI文学创作的局限，恰恰揭示了人类之于创作的不可替代性：那些根植于生命体验的情感，那些源于社会互动的意义，那些在文化对话中形成的独特视角。
文学创作的价值不止在于语言技巧，更在于创作者通过文字，将个体生命体验升华为普遍人类情感的象征。这种将有限生命转化为无限意义的努力，这种在词语中寻找灵魂栖居之地的执着，是AI永远无法参透的。当AI能够写出合乎格律的诗歌，却无法真正理解为什么“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时，我们应当庆幸：文学的最后尊严，依然掌握在能够哭泣、能够爱恋、能够为真理献身的人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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