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繁花》剧照。
我对上海很有感情，毕竟我家在这里待了上百年——我曾祖家在八仙桥，我外曾祖家先在淮海中路（当时叫霞飞路），新中国成立搬到了汉口路——但我对市面上流行的上海文化，却有些不适。实话实说，我觉得当下的上海文化太“端”着了，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仿佛都是做给人看的。打开短视频，看到穿着白衬衣背带裤的老伯伯跟你讲契约精神、讲上海人有边界感、讲一个微小的越界就会让上海人看轻你——其实这只会让全国的朋友感到和上海人打交道很累。就我的理解，契约精神也好，边界感也好，都是服务于实际的，如果苛刻到让人动辄得咎，那就只是一种体现优越感的矫情——而这种优越感多半也是虚妄的。
近年流行的海派文艺作品，从《小时代》到电视剧版《繁花》，总有些“装”的意味挥之不去。前者近于魔幻，不必多说；后者评价颇高，服化道、声光影确实不错，但剧情本质上也是魔幻的——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泥沙俱下的下海大潮中，崛起于底层的主角西装笔挺穿梭于衣香鬓影之间，挥一挥衣袖就做成了生意，谈笑间友商丢盔弃甲，比007还要潇洒。有一说一，要求文艺作品完全符合现实是不现实的，但电视剧版《繁花》不是《仙剑奇侠传》，也不是《琅琊榜》，它的故事不是发生在虚无缥缈的魔幻世界，而是在很多上海人包括笔者都熟悉的黄河路；时代背景不是古代，也不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而是很多上海人包括笔者都已经有记忆的九十年代。“画鬼易，画犬马难。”反映现实难就难在观众熟悉现实，容易进行比较，什么地方荒腔走板，一眼可辨。打个比方，万一哪天我出名了，有人要给我拍部电视剧，请胡歌老师来演我，熟悉我的朋友看了肯定要绷不住的。
诸如此类的作品塑造了上海文化的整体形象——上海是现代的，洋气的，小资的，讲究边界感的，讲究仪式感的，讲究契约精神的，是喝咖啡的，是讲英语的——关键中的关键，是和你们不一样的。有一说一，这些都是很不错的品质和习惯，也是很多人羡慕上海的地方，但“雅好莫过于诗文，矜之便成俗态”——人人都可以这么夸上海人，唯独上海人不能这么标榜自己，一标榜就没意思了，不但显得傲慢，而且暴露出自己没见过世面。说实话，这些要素放在世界上，毫无特点可言，只是现代生活的基础——以基础为文化，好比拿快餐当美食，上海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不该只有这点品位。
用句学术黑话，文化有“自反性”——文化形象反过来会影响塑造它的人们；用人话讲，文化形象是个榜样，很多人是会有样学样的。我在广东待了六年，感到两地文化确有明显的差异。套用《孙子兵法》的话，广东人（主要是广州和深圳）是“有而示之以无，能而示之以不能”，家底殷实也很少“晒命”（粤语，意为高调炫耀）。上海近年相当一部分人的风气则是“无而示之以有”，所谓“豁胖”（沪语，意为吹嘘自己），功夫花在表面上，而且这种表面功夫，不是为了拉近和他人的距离，而是为了展现优越感，说明“我和你们不一样”——不是“求同”，而是“立异”，而如果一个人在现实中不具备优越之处还要“豁胖”，那么他往往会去怀旧，通过并不存在的乡愁，建立一种没落贵族的自我幻象。流行的上海文化正可投其所好。
这样一种给人以虚荣之感的文化形象，应该有所改变。我认为，上海文化的精髓恰恰是虚荣的反义词——实惠。这是上海人的底色，但在近年的文化塑造中反而被虚荣的部分掩盖了，就像旗袍，明明低开衩的朴实风格是主流，但影视作品热衷表现高开衩的妖艳风格，其实在民国时期，后者是月份牌上的广告女郎穿的——有句讲句，即便是月份牌女郎也不会开这么高的衩。我觉得需要有人揭示上海文化中更加值得普通人取法的一面。
《上海尘事》，李大伟著，上海文化出版社，2025。
这本《上海尘事》正是我期望的作品。首先书名就很有意思：“尘事”对我们这些前后鼻音不分的上海人来说，是“城市”的谐音词，也是种意味深长的巧喻——许许多多带着烟火味的“尘事”，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作者的态度也讨人喜欢，他在序言中给自己立了规矩：“不写‘巨富长’（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周末的晚上，那里是时髦怀旧的年轻人酒吧街。不写武康路、华山路、常熟路、瑞金二路，那里已经没有上海先辈自强不息的精神。”我觉得作者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些地方不值得写，而是指它们已成为当下流行的上海文化的象征——“时髦怀旧”这一对相反相成的形容词很好地点出了这种文化的本质——作者正是要用另一种上海文化替代之。
作者接着写道：“我喜欢努力、节俭、实惠过日子的群体，这才是真正的上海人：曾经的老上海人，有出息的新上海人。”“夜深人静，坐在窗前。俯瞰上海，断断续续写些身边事、身边人，写劳动着、努力着、挣扎着的上海人，写流动着、变化着、呼啸着的上海市，写出海纳百川的上海滩，我喜欢上世纪三十年代发奋的上海，工作的上海，七十二家房客的上海，那是生机勃勃的上海，上海的原生态。”读完全书，可知此言不虚。他写的是一个不虚荣、不标榜、不带优越感的上海，是面向现实而非沉溺怀旧的上海，是力求真实而非纵容幻想的上海。千千万万个上海人，不论你何时来到上海，是一百年前还是一星期前，上海带给你的是凭本事立身的希望，而非凭身份骄人的虚妄。我想这正是作者想要恢复的上海本相。
作者的文字非常口语化，常常省略主语，读来感觉不像阅读，而更近乎听他讲话——就我的感觉，和作者谈话很有意思，所以这种写法最大程度地保留了他的优点。也正因这种写法，作者可以尽量减少书面语言为维持长线叙事产生的赘语浮词，不需要起头结尾的排面话，文章显得爽快利落。比起一般散文，该书的特色是记录了大量作者在生活、创业、教育等方面的经验之谈，可以说非常实惠。其实这是中国传统笔记的特点，可惜也被“纯文学”之类的教条遮掩了。在AI使“出口成章”一词失去夸张意义的当代，作者这种“具身”取向——用人话讲，就是写个人、身体、生活经验——更显优势，而热衷于在纸面上玩弄技巧的某种“文学性”则像流行的上海文化一样越发可疑。无论文字还是内容，本书在AI时代都有值得参考之处。
最后一个问题，作者是什么样的人？我不想多讲，因为我觉得对一本当代人的著作来说，关注作者反而会影响读者的体验，但作者对流行文化的批判态度，很容易招来一种流行的身份质问：你有什么资格这么讲？我只说一句，作者比所有质问者更有虚荣的本钱，但他选择了实惠，且其仗义有口皆碑。中学时候听过复旦大学姚大力教授的讲座，其中有句话印象深刻：“你想否定一件事，先超越它。”作者无疑做到了。不过，我还是引作者自己的话吧：“我依旧是个劳动者。”没错，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