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我也是个ADHD（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俗称多动症）患者。”一篇有关成人多动症的稿件发布后，我收到许多“对号入座、自我诊断”的私信，其中不乏同为记者的朋友。
对万物充满好奇、爱拖稿、好打抱不平，这都是典型的媒体人特质。从另一角度看，这些就是ADHD的核心症状——“分心、拖延、易冲动”（详见南方周末报道《懒散、拖延、不自律？“我”在成年后确诊多动症》）。
有段时间，我经常看到同行转发“在互联网确诊ADHD”的帖子，但现实里，我很少见到有人真的去医院确诊、接受规范治疗，ADHD更像是自嘲、玩梗的存在。
采访报道时，我也体会到了这种错位感：确诊ADHD的那一刻，或许能让一部分人松一口气，但随之而来的病耻感，依然让他们处于痛苦之中。有采访对象说，自己宁愿把这一切理解为性格缺陷，也不愿承认自己是个病人。
我想，成为精神病人，对许多人来说意味着不幸，要过上长期服药、被人同情或误解、充满无力感的生活，而人们总以为性格可以改变。
最近半年，我操作了多篇和心身疾病、精神障碍有关的稿件，包括肠易激综合征、自闭症、成人ADHD、精神分裂症。它们的共性是，病因和发病机制至今无法被科学解释，诊断标准也在不断发展，这不仅导致误诊、漏诊现象频发，也让人们难以理性看待，甚至妖魔化相关症状。
“天才在左，疯子在右”，站在中间的大多数人却没有名字。
实际上，我们所熟知的“精神病”，全称大多数以“障碍”结尾。当采访对象倾诉着“该不该把自己当成病人”的烦恼，作为记录者，我也不由得反思，到底该不该把这些障碍书写为“疾病”？
近年来，一些医院开设学习困难门诊，深受家长追捧（详见南方周末报道《数学不好，可能是一种障碍？》）。许多确诊成人ADHD的采访对象，小时候就是班上学习困难的“多动儿童”，他们不是不爱读书，而是时常跳行漏字、难以专注阅读，为了考出好成绩，他们需要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
一位心理学专家对我感叹，我们总是强调要“补短板”，其实人最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长板，而不是执着于改变自己的弱点。
不擅长应试教育的人，可能颇具创造力。放在媒体行业，许多为拖稿痛苦不已的同行，其实也有着令人生羡的业务能力。
操作自闭症干预乱象稿件时（详见南方周末报道《体罚、走失、丧命，自闭症干预乱象亟待破解》），一位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告诉我，一些被诊断为轻度自闭症的患儿，只是被当前社会标准筛选出来的“不听话”的孩子，尽管他们孤僻内向、发育较晚，只要不影响生活自理，社会应该允许多样性存在。
自闭症领域乱象频发，患儿面临诊断、干预、康复、入学等多重难题。农健|图
我意识到，所谓的优缺点，只是不同人格特质在不同评价体系的表现，背后都可能伴随着某种“障碍”。症状较轻时，比起纠结这些障碍究竟是不是疾病，更重要的是接纳自己、理解他人。
尽管当前医学界还不清楚各种精神障碍从何而来，但我们有办法应对。除了药物治疗，调整生活方式、正念冥想、心理干预都被证实有效。
2025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约有十亿人有精神障碍，焦虑和抑郁等精神健康问题在所有国家和社区都非常普遍，各年龄段和收入水平的人深受影响。无论你是否做好准备，我们已经进入必须要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某种障碍共处的时代。
2020年，中国累计登记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643万人。对于出现幻觉、妄想、社会功能受影响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社会的偏见更难消除。
精神病人犯罪的新闻屡见不鲜，2025年8月，一男子强吻陌生女子，被鉴定为“急性而短暂的精神障碍”，免于刑事责罚。过去多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案件，也让严重精神障碍者被贴上了“暴力分子”的标签，探讨相关议题的书籍和影视作品也有不少。
和许多网友一样，我也担心精神障碍成为一块随意分发的免死金牌，危害社会的公平正义。但更多真正深受严重精神障碍困扰的人，不该为极端个案“背锅”，他们本是弱势群体，应该拥有来自政府、社区和家庭更精细的管理和康复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