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属专栏·台海风云:两岸谍战中的热血孤勇者

东北药材富商潜伏台湾四年,牺牲后因离间计被误当叛徒三十年

大家好,我是记录真实战争故事的刘霞。2009年,电视剧《潜伏》霸屏荧幕。余则成和翠萍的命运,也让观众牵肠挂肚了十余年。2025年,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用真人真名真事,告诉了大家结局,而吴石头将军那句“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多少人听哭了。

我在2018年开始追寻这些孤勇者的故事,第一个记录的红色特工叫刘光典,他的真实经历或许比电影更加曲折千万倍。故事是烈士的儿子刘玉平向我讲述的,我将用他的视角来带大家进入这段波谲云诡的谍战风云。

口述人:刘玉平

爸爸去哪儿了?

这个问题从我记事起,就不停地在脑海中闪现。

父亲离开我时,我只有1岁4个月,对父亲完全没有印象。

看到别的孩子都有一位或严肃、或慈祥的爸爸,我家却没有,我很是好奇。有一次我问母亲:“爸爸在哪里?怎么总不见他回来?”

母亲回答:“要等全国解放,爸爸就回来了。”

那时我四五岁,其实并不明白母亲话中的含义。

不久,家里就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事让我至今刻骨铭心。

我不仅困惑父亲去哪儿了,更加困惑的是,父亲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到底干了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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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54年的春天,我们突然被搬家了。

从我记事起,我就住在北京钱粮胡同内一个整洁的四合院里,对面的邻居是刘伯承元帅。

那时家里有贴着美丽花纹、带穿衣镜的大衣柜。柜里挂着父亲的裘皮大衣、母亲的丝绸旗袍。

桌子上摆着手摇式留声机,抽屉里有德国造小孔成像照相机,还有一些小金块、鹿茸等珍贵物件。

家里那时虽然没有父亲,但一直很热闹,我不仅有保姆照顾,每个月都会有穿军装的叔叔、阿姨来家中探望,母亲也是热情又开朗。 

记得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叔叔们带我去北海划船游玩,晚上吃饭时我不仅吃到了松软可口的蛋糕,还喝了一杯很甜的饮料,现场醉得不省人事,后来才知道原来那是香槟。

这一切美好的生活,都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父亲。

父亲叫刘光典,1922年生于大连旅顺,大学毕业后做医药生意,收入颇丰。从父母的结婚照中能够看出,当时家里的富足。

图片刘光典结婚照

父亲做生意经常到处跑,在上海期间结识了东北老乡洪国式,他是中共的一名老情报员。

那时的父亲,是两党都想争抢的青年才俊。父亲最终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隐蔽战线队伍。

组织交给他的第一个任务,是和洪国式组建中共情报站“华石公司”,相关资料记载:父亲成为洪国式的助手后,不嫌弃共产党穷,拿出黄金10两、美元1000元支持革命工作。

如果按照当时的金价计算,30美元折合1两黄金,这1000美金相当于30两黄金。

“刘光典的贡献是不小的。”这是组织对父亲早期工作的评定。

父亲当时主要负责在上海收集情报,并购买战略物资运回东北解放区,那时要想把盘尼西林这样的战略物资运出上海,是非常困难的事。

当时负责物资空运的飞行员唐玉文对父亲印象极深,说父亲又高又瘦又帅还文质彬彬,大家都习惯叫他“大刘”。

俩人曾约定,等全国解放的那一天,要将家里的黄金当作特殊的党费,全部上交国家。

在上海工作一段时期后,父亲被调回沈阳,参加备战辽沈战役的情报工作。父亲开了一家“福生药房”为掩护,从事地下情报工作。

我就是在这个情报站出生的。几个月后,父亲接受任务转战北平建立情报站,此时情报站还是父亲出钱出力,保证同志们生活所需。

此时,组织上已认定父亲是一个合格的中共隐蔽战线战士。母亲带着我们三姐弟乘飞机来到北平,最后入住到北京钱粮胡同的四合院。

当时为了掩护身份,父亲常常带着姐姐去看电影,其实是和战友接头传递情报。平津战役结束后,新中国即将成立,本可以回家和妻儿团聚,但父亲却选择接受新任务,离开北平南下。

在武汉汉口期间,父亲曾往家里寄过一封家书:

为了今后的生计,我要到遥远的地方去做生意,从此不能再写信。此次外出,要一年多后才能回来,望你们能等我归来。我回来时,若万一失去联系,我会在报纸上用刘芳这个名字刊登寻人启事寻找你们。

具体父亲去哪儿了?当时全家人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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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晃六年多过去,父亲还是没有回家,我们却突然被要求搬家。

新家在北新桥的王大人胡同,是一间破旧的屋子,只有10平方米左右的东屋。

搬家后,开朗的母亲变得愁眉不展,本来身体就不好的她,情况也急剧恶化,还几次被送进医院救治。

母亲出院后,哥姐要去上学,我一人在家照顾母亲,给母亲做饭的任务就落在我身上。

我当时哪里会做饭,记得做的是面糊糊,里面放个鸡蛋和一些菜叶。母亲得的是心脏病,饭里不能放盐,可见这种饭是多么难吃。

母亲身体进一步恶化,不得不住进北京同仁医院。一天姐姐去看望母亲,问她想吃点什么?

母亲很艰难地回答:“这几天一直不想吃东西,浑身没力气。我最想吃点鸭广梨,又甜又软,水还多。”

姐姐立刻出去给母亲买了两个熟透了的鸭广梨,然后一口一口地喂母亲,但母亲只勉强吃了几口,就无力地躺在床上了,她让姐姐把剩下的梨带回家给我和哥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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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我们姐弟三人去医院看母亲。医生已不让我们进病房,我们三个孩子手牵手依次从玻璃窗前走过。我看见母亲无力地躺在床上,黑头发散乱地落在枕头上,脸色煞白,嘴唇黑紫,身上扎着输液的针头。

我们静静地走过,心中升起惧怕的感觉。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母亲,我似乎看见了母亲微闭的眼角滚下了几滴泪珠。她此时在想什么?

母亲当时才32岁,但她再也坚持不下去了。1955年10月18日,母亲去世了。

母亲一走,家里只剩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人们开始商议怎么安排。

有人提出要送我们去孤儿院。按照当时的情形,说孤儿也不为过,但家里的亲戚认为不合适,一是父亲不知生死,二来家里还有其他亲戚。

最后商议,各亲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把我们凑合养大。

于是,我们姐弟三人继续住在北新桥。此时家中已是四壁空空,屋中放着几张四腿长条凳,凳子上并排摆放几块长条木板,这就是睡觉用的床。

木板上铺着薄褥子,床上两条被子,姐姐哥哥和我便睡在这样的床上。那时姐姐12岁,哥哥10岁,我7岁。

屋子里不生取暖的炉子,下雪时,西北风夹着雪花,透过破烂的窗户纸飞进屋内。我们姐弟三人缩在一起,常常冻得无法入睡。

母亲去世没多久,家里就来了一个老太太,说是给我们请的保姆。当时她已56岁,姓南,我们称她为大姥姥,以示与亲姥姥的区别。

她是一个老北京人,满族。南老太太是一个非常爱干净,又十分利落的人。她曾经在著名评剧演员小白玉霜家当保姆,后来离开小白玉霜那里,来到我们家。

那一段时间,我刚上小学二年级,由于有她的照顾,总算过了一段像样的生活。对于她的关照,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

我总忘不了她过年给我做的猪肉炖白菜粉丝,尽管吃的是玉米面窝头、发糕之类,只有过年时有些肉及米饭、馒头。那时吃着这些美味佳肴,真好像做了一回神仙。

南龚氏保姆在我们家待了一年多,我们总忘不了她那勤俭持家的风格、干净利落的形象,及对我们几个孩子的疼爱关心。

大约一两年时间,大姥姥便突然离家而去。我们不知道其中原因,也没太在意这件事。

直到2008年,我才知道保姆的真实身份,以及她为何突然来,又为何突然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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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风云:两岸谍战中的热血孤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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