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新闻客户端 记者 宋浩
十月，敦煌的胡杨林被秋色染上温暖的色调，正值旅游佳季。今年7月1日，杭州至敦煌直飞航线开通，仅需4小时便可跨越3000公里。
而在四十年前，从东部沿海前往敦煌要遥远得多。那时绿皮火车无法直达，需在百余公里外的酒泉市柳园站下车。1984年秋，一位20岁的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生，就这样从北京奔赴敦煌工作。
摄影 王翰琳
10月20日，敦煌研究院前院长、敦煌学专家赵声良教授做客杭州“遇见大家”文化讲坛，于“西湖遇见敦煌”书香艺术空间与读者分享了他与敦煌学的故事。活动由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刘进宝主持。
赵声良是敦煌学领域的著名学者，研究方向涵盖中国美术史与佛教美术，尤精于敦煌壁画。他著有《敦煌壁画风景研究》《敦煌艺术十讲》《敦煌石窟美术史》等，积极推动敦煌文化在全球的传播。
一篇报道，改变人生：北京高材生的西行选择
赵声良出生于云南昭通，198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受书法家父亲的影响，他从小喜爱书画，也读过不少与敦煌相关的书籍，包括同乡前辈、敦煌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所著的《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
赵声良年轻时在敦煌。资料图
大三时，《中国青年报》刊登了对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所长段文杰的专访。段文杰提到，敦煌研究亟需年轻人才。赵声良心想：我为何不去敦煌？他随即写信给段院长，不久便收到热情洋溢的回信：“我们这里正缺人才，大学生来当然欢迎！”
一年后，赵声良大学毕业。当时工作由国家分配，父亲希望他回云南老家。得知儿子想去敦煌，父亲十分不悦，多次写信劝阻：“敦煌地处沙漠，条件艰苦，连水都缺，不要一时冲动。家乡云南同样需要人才。”
拿到毕业派遣通知后，许多同学先回家探亲。赵声良却担心，一旦回家可能改变主意。于是，他背着行李从宿舍直奔敦煌，入职敦煌文物研究所。安顿下来后，他才写信告诉家里，已领到第一个月工资。临近春节，手续办妥后，他才安心回云南探亲。父亲见事已至此，只好作罢。
段文杰年轻时在临摹。资料图
父亲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当时的大学生堪称“天之骄子”，在改革开放的浪潮中，无论回云南还是留京，赵声良作为北师大毕业生都有诸多选择。而当时的敦煌条件远不如今天，投身大西北确实是一条艰辛之路——段文杰回信中那句“大学生来当然欢迎”，也多少透露出这样的意味。
赵声良分享结束后，一位读者主动发言，称自己是赵声良在北师大的校友，比他低几届。她记得1986年9月10日，北师大全校集会庆祝我国第二个教师节，时任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出席讲话，“她特别提到，我校有位毕业生一毕业就奔赴大西北。直到今天我才知道，那位学长就是赵声良教授！”
初到敦煌：泥土房、老鼠与零下的冬夜
赵声良从北京抵达敦煌县城，时任副所长樊锦诗坐着所里最高级的车——一辆旧式北京吉普——去接他。到达莫高窟时天色已晚，樊锦诗带他去宿舍。那是由清代寺庙改建而成，上世纪40年代常书鸿等人创办研究所时沿用，后来樊锦诗等人也曾住过。
“我们上世纪60年代住的时候，这可是最好的房子呢。”她说。
第二天清晨，赵声良才看清这间屋子：墙壁和地面都是泥土砌成，带有一个壁橱。地上的尘土扫不净，索性不再扫，只洒些洗脸水压尘。天花板用报纸糊着，有几个破洞。起初他没在意，直到某晚一只老鼠从洞中掉下，钻进了他的被窝。
央视一套《故事里的中国》截图，介绍馆史陈列馆。
秋天的莫高窟很美，但第一个冬天却难熬。取暖需自己生火炉，晚上要把火“焖住”，不让它熄灭，以维持到次日早晨。可惜赵声良和室友都是南方人，火炉常到半夜就熄了。后半夜气温降至零下十七八摄氏度，不便频繁起身生火，他们只好把所有衣服都穿上。早晨醒来，鼻孔边都结了冰碴。直到第一个冬天过去，赵声良才掌握了“焖火”的技巧。
井水也喝不惯，赵声良一度因水土不服而腹泻，两三个月后才逐渐适应。
一年半之后，新的公寓楼建成，赵声良等年轻人搬进单身公寓，用上了暖气。他是最后一批住在那排平房的敦煌人。如今，这些平房已改建为敦煌研究院院史陈列馆，展示着自常书鸿以来，几代研究院同仁八十余载的无私奉献与艰辛创业。
摄影 王翰琳
从编辑到艺术研究：沉浸敦煌的岁月
到研究所报到后，樊锦诗带赵声良去见段文杰所长。这位敦煌学泰斗长期致力于敦煌壁画临摹与研究，赵声良在大学时便读过他的论文。
在段先生家中，赵声良见到这位身材魁梧的四川学者。年近七十的段先生“热情地招呼我，拍拍我的肩膀聊天”。赵声良畅谈了自己对敦煌艺术的理解，段先生认为他有较好的艺术感悟力，鼓励他从艺术角度深入敦煌研究。
当时，研究所刚创办《敦煌研究》杂志不久。因赵声良是中文系毕业，被分配到杂志编辑部。如今该刊已成为顶级学术期刊，但创刊初期一年仅出一期，编辑部除一位主任外，只有赵声良一名成员。
编辑工作的经历同样难忘。编辑部在敦煌，印刷厂却在天水。每次出刊，他们几乎横穿甘肃：先从敦煌到129公里外的柳园车站，再乘25小时火车抵达天水。那趟从乌鲁木齐发出的列车，在柳园站很难买到卧铺或坐票，常常得站一整夜。
后来他们有了经验，上车前备好塑料布或一叠报纸。白天站着，晚上铺在座位底下睡觉，眼前就是乘客的鞋子，气味难闻。直到1990年编辑部迁往兰州，改在当地印刷，这一问题才得以解决。
初到敦煌，最吸引赵声良的当然是壁画。每一个洞窟都令他震撼：远比画册上更为壮丽！那段日子，他每日沉浸于壁画之中，心情始终激动。敦煌文化涵盖历史、文学、语言、艺术等多个领域，中文系出身的赵声良虽具文学基础，但面对如此丰富的壁画遗存，他深感若不深入研究壁画，便是枉来敦煌。
赵声良在敦煌
缺乏壁画研究基础，他便向段文杰等老专家请教。段先生告诉他该读哪些书，从哪些角度思考。在担任编辑期间，赵声良也通过誊抄学者投稿，积累了大量知识。他的第一批论文聚焦于壁画中的山水画，反复修改两年后，于1987年发表。“我记得写好后先请段先生审阅，他标注了很多问题，我再回去修改。”赵声良回忆道。
1990年，敦煌研究院举办了一次国际学术会议。那次会议让赵声良深受触动：“我意识到本科所学的知识已不够用，要深入学术，必须继续深造。”
几年后，机会来了。
自1985年起，敦煌研究院与日本高校签订培养协议，互派进修人员。1996年，赵声良被派往日本访学。两年结束后，他深感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唯有正式入学才能系统提升。1998年，他自费考取日本成城大学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东山健吾。
东瀛求学：重新发现敦煌，再回归敦煌
东山健吾早年就读于东京艺术大学，上世纪50年代退学后赴中国留学，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留校任教，1973年返回日本。在华期间，他考察了各地石窟，对敦煌与麦积山石窟有深入研究。
在成城大学求学期间，赵声良发现日本高校的教学形式多样，有的老师喜欢带领学生直接走进博物馆、美术馆进行实地考察，注重学生的直观感受。“美术史研究，确实应当重视一手资料的考察。”赵声良说。这段留学经历也让他对西方艺术史有了更深的理解。
“内陆亚洲出土文献研究会”聚会，左一是池田温、右三为赵声良。资料图
在日本敦煌学界，他结识了不少前辈学者，如东京大学的池田温教授。一次研究会上，赵声良报告了对敦煌壁画中“圣树”的分析。几天后，他收到池田温托人转交的一大纸袋，里面是一厚叠复印资料，正是他当时急需的文献。
后来，池田温还推荐年轻的赵声良参加“东方学会”国际会议，让他在会上发表论文。
博士二年级时，导师东山健吾退休，赵声良转由佐野绿教授指导。佐野教授专攻日本艺术史，为审阅赵声良的论文，她专程赴敦煌考察，在洞窟中与他讨论论文内容。
佐野教授授课善于启发学生。例如一次课上，她以“病”为主题，引导学生思考日本古代画卷中如何描绘病人与疾病，画家如何体会并表现“病态”，这些作品对后世产生何种影响。
摄影 王翰琳
这对赵声良启发很大。他联想到中国山水画中的亭台、庙宇、园石，思考它们为何出现在画中，进而追溯文人意识的源头。在他的博士论文《敦煌壁画风景研究》中，他将敦煌壁画与古典文学、绘画、建筑以及文人意识联系起来。
2003年博士毕业回国后，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向赵声良伸出橄榄枝。时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与他进行了一次长谈。时年65岁的樊院长并未强求他回来，而是谈到敦煌石窟保护事业与人才培养的迫切。
当时，随着旅游业快速发展，有人提出在莫高窟附近兴建大型宾馆、美食街和商业区。樊锦诗认为这不利于文物保护，多方奔走，最终推动《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出台，确立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方针。如今游客从数字展示中心前往莫高窟，约15公里的区域内没有其他建设，保留了原始风貌。
从常书鸿、段文杰到樊锦诗，几代敦煌人守护于此。他们的成就为人所见，而背后的艰辛却鲜为人知。赵声良被他们对这份事业的赤诚与代代相传的精神所感动，决定留在敦煌。
摄影 王翰琳
他重新投入敦煌石窟的研究，参与《敦煌石窟全集》26卷中最后一卷《再现敦煌》的编纂。二十多年来，他陆续完成《敦煌石窟艺术简史》《飞天艺术——从印度到中国》《敦煌艺术十讲》等著作。如今，他仍在继续撰写《敦煌石窟美术史》隋代至元代的四卷。
自20岁大学毕业，赵声良四十年来始终与敦煌紧密相连，从美术史角度研究敦煌艺术：从莫高窟早期壁画的朴拙灵动，到唐代飞天的雍容飘逸，再到五代宋初的细腻写实，他将敦煌美术置于中国美术史的宏大视野中，从敦煌一隅观照中华文明。
互动环节中，现场观众围绕“敦煌学的入门路径”“如何将敦煌艺术融入美育”等问题踊跃提问，赵声良教授结合自身实践一一细致解答。
摄影 王翰琳
“西湖遇见敦煌”书香艺术空间是西湖文旅集团打造的文化创新载体，自“遇见大家”文化讲坛暨“溪湖汇”政协委员大讲堂开设以来，已多次邀请敦煌领域及艺术领域专家学者举办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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