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代理退保”这一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链，已成为监管部门的重点整治对象。各级监管机构接连发布风险提示，消费者对此类陷阱也或多或少有所警觉。然而，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在持续的严打之下，黑产并未销声匿迹，反而进化出更为隐蔽和精密的“标准化”作业模式。
一方面，是触手可及的“律师马甲”，通过租赁或冒用正规律所资质，在社交平台上打造出一个个看似正义的“维权专家”人设，以此突破消费者的心理防线；另一方面，则是明码标价的“投诉剧本”，由所谓的“法务老师”凭空捏造情节、虚构销售误导事实，炮制出格式统一、情感充沛的千字投诉信。
代理退保这条游走在灰色地带的产业链以“正义使者”自居，为焦虑的投保人递上一颗看似能“全额退保及时止损”的后悔药，专治消费者的不甘。然而，这颗药丸的毒性远超想象：它不仅让消费者面临“险财两空”的窘境，更折射出保险行业粗放发展遗留的历史顽疾，考问着多方共治下的监管难题：为何这剂“毒丸”，总能找到它的“买家”？
“昨天下午开会重要决定，全国五十多家保险公司发布退费新规定……”“我有一套高额退回保险费的方式”“点击头像，找到主页的‘客服’，留下‘退回’两个字，我一定帮到底”……
这样充满诱惑力的话术，你是否在短视频平台上刷到过？这些账号的名字往往带着一种刻意营造的正义感：“为民服务X老师”“浩然正气的X老师”。更关键的是，这些账号的认证主体，清一色显示为律师事务所。
在代理退保已形成完整产业链的背景下，获客是链条的第一环。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利用律所资质为黑产业务背书，已成为一种标准操作。可选择年租、月租，只需花费不高的代价，即月租几百元起、年租千元起，一个经过律所认证的社交账号的使用权便可到手。
“我这边有现成的认证为律所的视频号，也可以重新认证。”一位账号租赁方对记者直言不讳。对方甚至提供整机邮寄服务：“手机和账号可以一块寄过去。”
北京商报记者以代理退保业务需要引流为由，向上述出租律所资质的卖家咨询。对方迅速发来多个视频号后台的截图，账号名称与上述风格如出一辙，认证主体均显示为某家律所。“退保这一业务，我们合作的也非常多。”该租赁方强调，账号仅用于引流，不得以该律所名义直接接单或承接业务。
代理退保黑灰产研究专家向北京商报记者深入剖析了这条产业链的运作逻辑：退保黑产的勃兴高度依赖互联网。其并非必须收购律所，租赁账号是更常见的规避平台资质审核的方式。整个行业已呈现高度产业化，传媒公司专门负责获取、出租各类资质账号（包括律所账号、小学账号、社区账号等）；销售团队则负责流量转化，比如会通过“打粉”（买粉丝数据）来维持运营，只要投入产出比能达到1∶5（花1万块钱买粉丝数据，能获得5万元交费回报）商业模式就能持续。
然而，放眼整个代理退保领域，在光鲜的律所包装之下，极易掩盖不为人知的事实。记者调查发现，以微信视频号“正义相帮-小何”为例，其认证主体为浙江顾典律师事务所，并持续发布代理退保内容。但当记者向该律所核实时，对方明确表示对此事毫不知情，并表示不是律所开的账号，是被冒充了。
除了前端的律所资质账号租赁，在代理退保链条的中后端，将自身与“法律人士”身份捆绑的手法也较为普遍。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淘宝App联系上一家声称可帮办理退保的团队，其朋友圈背景图赫然写着“中国法律援助网”。但记者查询发现，该网址域名已到期，且疑似虚假网站。该淘宝店的认证资质显示，其实际是一家名为“洛阳洛泽法律咨询有限公司”的咨询公司。
记者注意到，上述团队在淘宝还上架了一个名为“润色保险销售误导反映材料检举信件保险退保申诉银保监信访退保”的产品链接。对方介绍，这项服务是帮客户整理投诉点、撰写投诉信，以此向保险公司施压。“一份保单收六百元，因为要先出投诉信，才能去投诉，所以这个费用要先收取。”
康健（化名）对记者表示，其向上述代理退保团队表达退保意向并拍下上述链接后，对方所谓的投诉材料既“走心”又“违心”。在只言片语描述了自己的退保意向后，安排对接的“法务老师”便开始了“投诉信”的写作。
更准确地说，是天马行空的“创作”。
根据康健向记者提供的“投诉信”，篇幅超过1000字，题目为“保险投诉信”。其中无中生有的内容包括：“投保时，业务员仅着重介绍了保险到期后能领取的金额，却未全面、清晰地告知该保险产品的退保规则、分红不确定性、实际收益计算方式等关键信息，导致本人在对产品风险认知不足的情况下冲动投保。”
“投诉信”中还称，“本人已就退保事宜与xx保险公司多次沟通协商，但保险公司以合同条款为由，拒绝提供合理的退保解决方案，未能充分考虑本人实际情况及投保时存在的信息误导问题”。康健表示，材料中提及的相关内容，负责撰写的“法务老师”并未与其核实，也并非真实情况。
“法务老师”在发送拟好的“投诉信”后，还附上了金融监管总局的寄送地址：“邮寄的时候带上身份证复印件、保单缴费那一页和‘投诉信’，一共这三样寄送到这个地址。”
广东知险律师事务所律师炳瑞分析表示，退保黑产的主要手段，一般是向监管部门投诉，并在此过程中可能衍生出诈骗、敲诈等行为。他分享了一个案例：黑产人员会使用座机冒充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致电保险代理人称：“我是XX金融监管局工作人员，现有人投诉你在XX年销售某某保单时存在销售误导行为……”代理人信以为真，在通话中如实陈述。这段通话被录音后，被截取、整理成文字材料，作为“铁证”被代理退保团队用于投诉。
“退保在法律上属于保险合同纠纷，不需要走诉讼，通过维权协商就可以解决。”北京商报记者在与多个代理退保团队的沟通中了解到，有的团队来者不拒，声称任何保险均可退，且可以退全额；有的团队表示八九成概率能退，退多少需视情况而定，但绝对一帮到底：“我们可以辅助你拿到退费为止，怎么和保险公司沟通都由我们来告诉你。”
整体而言，代理退保团队前期的话术相对一致：“如果你想争取高比例的退费，那么得有理有据才行。要么就是看保险合同上有没有什么漏洞和理由，能把这个合同推翻掉，让它不成立；要么就是看业务员这边有没有什么违规销售的证据。比如一开始根本就没有讲清楚这个保险合同内容。到时候就需要配合我们联系到业务员。我们会整理几个问题，你重新问他一下，重新取证一下。”
记者注意到，一些代理退保团队常常会将自己与律所的身份挂钩，也会以法律咨询公司名义开展所谓的代理退保服务。“一般法律咨询公司在后台操盘，在各省份收购小型律师事务所，获取其资质后，注册社交平台账号进行直播引流。”炳瑞点破了其中的商业模式。
上述专家也对记者表示，代理退保黑灰产获客还存在另一方式。有的短视频平台最初任何人都可以发布内容，例如保险维权相关的内容。但随后发现此类内容过多，便限制只有具备律师事务所资质的主体才能发布。当规定只有律师事务所可以发布时，一些传媒公司却掌握了大量律所账号，这些传媒公司即“中间商”将资质转包给他人，代理退保团队等其他黑灰产只需支付费用，即可租用一套资质。
代理退保黑产瞄准律师及相关身份，主要基于哪些考量？北京劭和明地律师事务所保险律师李超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首先，律师和法律服务在公众心中通常与专业、可信、权威紧密相连。不法分子深谙此道，通过假冒律师、租赁或收购律所资质，甚至直接伪造律师身份，为自己披上“合法维权”的外衣，轻易突破消费者的心理防线。其次，保险产品和退保流程本身具有一定的专业复杂性。退保黑产组织利用公众对法律程序和保险条款的陌生感，通过包装成的“法律专家”身份，夸大退保难度，并承诺“包赢”的全额退保，使消费者感觉离不开他们的“专业”帮助。再者，规避监管与法律风险。以“法律咨询”等名义开展活动，能在初期更好地伪装成合法经营，规避监管部门的初步审查。即便东窗事发，他们也企图利用“法律服务”的模糊地带，以民事纠纷为幌子，逃避刑事打击。
“代理退保黑产之所以费尽心机伪装成法律专业人士，是因为律师身份所承载的信任价值、专业壁垒以及一定的操作空间，恰好能够掩盖其非法行为，并有效利用信息不对称来牟利。”李超表示，对此，监管机构、公安部门已加大打击力度，但消费者自身的防范意识同样至关重要。认清这些伪装背后的逻辑，有助于消费者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远离此类骗局。
所谓代理退保，并非新生事物。在金融监管总局官网，能查到较早的警示文件可追溯至2019年。
此后几年，这场灰色生意经历了三个发展周期。记者从上述专家处了解到，第一阶段在2020年。其诱因不仅是经济压力，更关键的是短视频平台带来的流量红利，打破了保险信息的壁垒，也让退保信息得以广泛传播。当时投诉渠道畅通，保险公司处理效率高，退保黑产主要通过信息差获利。
第二个阶段始于保险公司发现退保赔付激增，传统投诉渠道逐渐失效。黑产收益缩水，转而走向欺诈性收费——前期收费却无法兑现承诺，导致大量服务纠纷。
第三个阶段则爆发于2024年。据观察，自2023年下半年起，以武汉为例，日均新增数十家法律服务机构涉足退保，模式与个人债务重组等业务如出一辙。其核心只关注流量变现效率，而非服务本身。
退保行业之所以能兴起，最主要的原因是互联网，因为它为有需求的客户与服务提供方之间搭建了信息对接的桥梁。据了解，一个退保机构中，规模较大的团队约五六十人，这些成员几乎均为“销售员”，即对接客户代理退保需求，引导客户付费。上述专家表示，可以想象，他们每日需对接的客户数量相当可观。此外，基于投流费用成本等考量，大部分机构主要依赖自然流量，即发布代理退保相关视频获取“随机”客户。
“代理退保产业链衍生出的模式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从业者为了追求收益，不论客户条件是否符合都会接单。”上述专家也表示，退保黑产在互联网中迅速扩散，靠的正是算法推动下的流量红利。互联网提供了每日上千的客户咨询量，这是传统获客方式无法比拟的。因此，只有当无法维持足够的客户量时，这些黑产机构才会退出市场。
是先有退保的需求，还是先有代理退保？答案无疑是前者。
“交不起后续保费”“觉得有更好的产品打算转投”“保险公司开产说会忽悠，消费者为了拿礼品激情签单”“有的老产品，退保的现金价值可能比理赔金额还高”“主要是人情单没有讲透保单作用”……在一个业内交流群中，当被问及可能的退保原因时，各式回复在十分钟内如潮水般涌来。
这些声音，都指向了销售环节的信息不透明。
记者通过与业内多方人士交流了解到，保险代理人在销售产品时表述错误，一部分是故意的，即保险代理人故意误导；一部分是保险代理人自身不理解。此外，保险公司召开的多种会议，例如产说会也为销售误导埋下了问题的“因”。在产说会上，无论导师在前台宣讲效果如何，台下均一致叫好并鼓掌，随后消费者或代理人开始机械性地购买保险。不仅如此，故意错误表述收益率的情况时有发生。某些代理人自行向投保人承诺收益率，但实际无法达到。甚至有的代理人给投保人写收益率的假承诺函，承诺收益率有多少，并声称：“没达到这个收益率的话我自己给你贴。”
家住北京的保险消费者华蕾（化名）的遭遇，则是一个更为极端的案例。华蕾向记者讲述了她噩梦般的经历：“我遭遇了保险合同欺诈，一家头部保险公司的业务员（现已离职）用虚假宣传和欺骗的手法，诱使我用‘1号’保单贷款购买新保单，经过多次循环贷款，最终衍生出5张保单，让我背负了近500万元的贷款与利息。”
让华蕾细思极恐的细节还有很多。据了解，该业务员于2022年离职，保险公司短信通知称其因“工作调动”离开。华蕾与该业务员确认时，对方谎称换到银行部门，却继续负责她的业务，并再次欺骗她投了5号保单。“这种不符合事实的情况，我都在怀疑保险公司是‘帮凶’，因为感觉在给该业务员打掩护。”华蕾的语气中充满了无奈与后悔。
对于此类因保单贷款引发的纠纷，炳瑞深有感触：“若仅是个别案例，我们通常会持审慎态度。但当大量相似案例涌现，且涉及多家不同保险公司时，当事人集体虚构陈述的可能性极低，我们必须正视这一现象。”
有二十多年保险从业经验的业内人士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保险行业此前的粗放式发展，遗留了大量问题保单，这正是代理退保滋生的土壤。“由于保险行业粗放发展了一段时间，这是行业的发展背景决定的，而不是由某一个业务员决定的。”他回忆，最早一批业务员中下岗工人占据一定比例，行业门槛较低，他们接受的培训常以“谁卖了多少保费”为导向，甚至培训本身也存在误导，这导致了大量问题保单的存在。
对于代理退保屡禁不止的原因，北京联合大学商务学院金融系教师杨泽云补充表示，一是保险公司唯规模论，导致恶性竞争，一线营销频出“非正常手段”；二是代理人制度使其唯保费为大，容易忽视规章制度；三是保险的射幸性与信息不对称，加之消费者维权难、耗时耗力，给了代理退保机构乘虚而入的空间。
李超也分析认为，代理退保长期存在，暴露出两个核心问题：一方面，保险行业在最初的销售环节确实存在不实宣传、夸大收益、违规返佣等问题，这给了黑产“谈判”的空间；另一方面，监管机构有时难以厘清正常业务投诉与退保黑产的界限，而对保险公司投诉率的考核压力，也可能影响保司在处理投诉时的立场，让黑产更易得逞。
代理退保这一黑灰产链条，带来的危害是多方面的。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一个典型案例：一位消费者花费40余万元购买保险，现金价值仅6万元，保险公司曾同意退费9万余元。因不满该金额，他找到代理退保团队，先后支付了5000元非诉讼服务费和5000元诉讼代理费。结果事与愿违，保险公司的退费意愿反而降至3万元，案件诉讼进展缓慢，对接人频繁更换。最终，消费者损失1万元服务费，原本可得的9万多元退费也化为泡影。
炳瑞表示，代理退保更隐蔽的危害在于，消费者在退保黑产帮助下退保后，可能发现用退保金购买的其他理财产品收益远不及原保单；或因年龄、健康状况变化，再也买不回合适的保障，甚至有人在退保重疾险后不幸确诊，却无法获得理赔。
需要关注的是，近期金融监管总局发布典型案例，有人员以“代理退保”名义敲诈勒索被判刑。金融监管总局表示，近年来，金融“黑灰产”组织、个人为谋求非法利益，假借法务公司、咨询公司等名义，广泛发布“代理高额退保”不实信息，怂恿、诱导投保人委托其代理“维权”，胁迫保险公司支付超出保险合同现金价值的退保金，并从中收取高额佣金。此类行为挤占正常投诉维权渠道和资源，误导投保人，扰乱金融市场秩序，应予以严厉打击。
“部分机构收钱不办事，甚至难以定性为诈骗，只能归为民事纠纷。”有业内人士指出，退保黑产的实际危害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大量误导信息诱导消费者，最终却无法兑现承诺，在此过程中，消费者往往是最终的受害者；同时，保险公司也承受着相应的损失。
与此同时，行业也需警惕乱象升级。业内人士表示，如今的退保黑产“维权”手法有升级的苗头。从常见的投诉、信访，发展到拉横幅，甚至操纵客户账号，在新媒体上编造“受害者”故事博取同情。“一旦某条视频播放量触发保险公司的舆情监测系统，保险公司为维护声誉，可能进行个案赔付。这会让黑产尝到甜头并大规模复制。”
“代理退保黑灰产不做这行不一定是怕风险，而是可能赚不到钱了。”业内人士直言，代理退保黑产的根本驱动力在于利益，而非惧怕风险。当无利可图时，他们自会退场。
在此背景下，如何减少所谓的“代理”需求，促进消费者通过“阳光下”的渠道解决合理的退保需求，已成为业内共识。
杨泽云认为，这需要公司、消费者与监管三方合力。在公司方面，要进一步优化客户服务体验，建立更加通畅、高效、便捷的沟通和投诉渠道，方便客户的问题能得到及时、专业的解答，化解客户疑虑和担忧。在面临客户的一些短期经济问题时，可以提供一系列替代方案，如减额缴清等，切实为客户服务。
面对退保黑产，保险公司也应提高“钝感力”。对投诉先辨真假、再处理，避免被情绪性舆情牵着走。一位网络金融犯罪综合治理领域研究学者强调，一旦保险公司迫于考评压力一味妥协，无疑会为黑产大开方便之门，陷入恶性循环。“保险公司应加强合规经营，严格落实回溯管理。面对退保黑产，要注重证据收集，及时报案，设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数据监测和黑名单拦截，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保险尤其是退保涉及法律层面的业务能力，从业者需有相应资质。若能严格限制代理退保黑产在社交平台的流量获取渠道，或提高其“挂钩”律所的成本，将极大压缩其生存空间。上述学者进一步指出，代理退保之所以快速向网络黑产演化，就是因为平台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主动性不强，这与之前约谈“某书”问题不谋而合。“平台确实存在懈怠监管、隐身等情况。”她强调，网络空间非法外之地，平台应尽快强化监管责任，技术上可引入AI审核。技术限制只是托词，黑产乱象治理的关键在于平台观念转变。只有行动起来，相关技术才能不断升级，更加科学合理。
治本之策，同样在于消费者这一源头。炳瑞指出，如果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能真正清楚所购产品的用途、费用及作用，退保决定会理性得多。消费者应基于保单的当前价值进行客观评估，而非受既往情绪影响冲动退保。“尤其是重疾险等保障型产品，退保后可能因价格上涨或健康变化而无法再次购买。对于储蓄型产品，过往产品的收益率在当下环境中往往更具优势。理性审视，谨慎决策。”
不难发现，“代理退保”的黑产链条，其实是销售误导、信息不对称与网络失序共同作用的结果。要治这粒“后悔药”的毒，既要修复行业信任，也要让真正的维权回归阳光下，让消费者不必投身危险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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