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资源汲取到资源输入
贺雪峰
20世纪以来，国家与农民关系发生了巨变。进入21世纪，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开始向农村输入越来越多的资源，带来乡村治理逻辑的进一步演化。
简单梳理，传统时期，皇权不下县，基层治理主要依靠宗族、乡绅等地方精英和传统力量。国家轻徭薄赋，地方精英行为与农民纳税义务之间达成平衡。一个王朝在这种微妙平衡中可能延续二三百年国祚。
近代以来，国家加快了现代化建设，尤其是兴办洋务、教育，设立警务，加强了对农民的汲取。农民开始消极对待国家税赋，之前通过协助完成税赋来获得声誉的地方精英越来越难以在收取税赋与获得尊重之间达到平衡，保护型经纪退出，掠夺型经纪取而代之。土豪劣绅借向农民收税费来欺压农民，农民负担快速加重，不满日益上升。在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增长的合法性与农民负担加重损失的合法性的竞赛中，后者占据了优势。新中国成立之前，国家政权始终未获得农民的有效支持。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通过"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将农民组织起来。一方面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从农村转移了约8000亿元用于建设重化工业，并在20世纪70年代建成了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同时，通过人民公社将人多地少国情下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组织起来搞建设，不仅修建了大量水利设施，大大改善了农业基础条件，而且通过诸如民办教师、赤脚医生、文艺宣传队等组织形式，大幅度提升了农民的文化和身体素质，培养出大批社会主义新人。
人民公社的优势是组织起来力量大，弱点是组织起来吃大锅饭，容易出现出工不出力的磨洋工现象。尤其到了人民公社后期，政治动员所起作用减小，生产队中的消极分子越来越多，诸如小岗村一类落后生产队，集体生产难以为继，因此开始了分田到户的改革。
分田到户，"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户有了经营自主权，劳动积极性大大提高，短期内农业产出大幅度增加。分田到户之初，农民生产积极性高，农产品供给充分，农产品价格上涨，农民负担不重，农村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农业生产力释放殆尽，农民收入增长乏力，地方政府却试图增加农民负担，尤其到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纷纷加重农民负担。农民负担重，缴纳税费积极性下降，向分散农户收取税费越来越难。县乡政府为了将税费收取上来，开始默许村干部协税时加派以获好处，进一步引发村民群众不满，由此造成了20世纪末众所周知的"三农"危机。
2006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和各种专门面向农民的收费，并由之前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转为向农村输入资源。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这个变化，可以说是中国乡村第一个层次的巨变。国家从农村汲取资源，村庄公共品就只可能通过内生方式供给，即从农民那里筹资筹劳建设公共品，结果就必然是村庄公共品供给的瞄准率高，且几乎不可能有人借公共品建设来谋取私利。取消农业税也就同时取消了向农民的各种收费（的能力），农村公共品供给不足，国家因此向农村转移资源以维持农村基本生产生活秩序。
自上而下的资源输入很难与农民自下而上的公共品需求偏好有效对接，原因很简单，就是对农民来讲，国家免费资源越多越好。结果就是，国家资源在向下输送转移的过程中，各级主体都从中获益，真正到了村庄却往往与农民公共品需求错位，资源下乡的效率大打折扣，各个层级、各个利益主体借国家资源下乡获得了好处，从而形成了"分利秩序"。
要改变国家向农村转移资源不精准、浪费、错位、低效等问题，就要加强资源输入部门的责任意识，资源输入部门必须对下乡资源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负责，各个涉农资源部门因此要求资源下乡必须要按规范、程序、标准下乡，部门的检查评估也就下乡了。部门对地方和基层政府资源下乡的检查评估，进一步变成排名约谈，对于排名靠后的地方政府进行通报批评，甚至一票否决，由此对基层治理产生了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