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个人史与太阳鸟》：我们的故事是时代的细微注脚

布罗茨基在《悲伤与理智》开篇写到一台收音机。这台收音机只有模糊的接收频道，但他父亲的手总能摸索到电台频道，让遥远的世界之声从笨拙的收音机中传出。他们抱着这台收音机，偷偷摸摸、兴致勃勃地听世界。

多年后的中国云南，有一个少年诗人也这样歪在故乡的墙角调试收音机，他就是于坚。于坚在随笔中多次提到这些旧事。我们不需费力，就能感知这些行为隐含的渴望、诉求。就像一听到卡朋特乐队演唱的那首老歌《昨日重现》，我们的灵魂就会共振。

在《一座改名城市的指南》中，布罗茨基把俄国作家概括为“阁楼上的作家 ”。他敏锐地发现，俄国作家多出身于没落贵族或贫困资产阶级。这类俄国作家的社交范围极广，上可通达贵族，下可接触底层平民。又因生活贫困，他们通常住在出租的逼仄的阁楼上。他们既对上层社会认识足够深，也对底层疾苦体会足够切。这种格调构成了俄国文学史上最辉煌的篇章。

我们中国也存在过一段类似的文学史，作家主要由没落贵族和小资产阶级构成。那是20世纪的前半叶，鲁迅、巴金、老舍、曹禺、张爱玲、钱锺书、朱自清、林语堂、萧红、徐志摩、林徽因、冰心等成为中坚力量。与俄国作家一样，他们的格调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时代和出身促成。

无论是否意识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时代的微小缩影。时代不只是由宏大历史事件组成，也包含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个具体的人在具体的每一天所承担的柴米油盐、所承受的爱恨离苦。

对我而言，我的时代就是我的生长地、我走过的江湖。我在走过的地方哭过，笑过，爱过，恨过，挣扎过，释然过……它们一点点汇聚成一个悲欣交集的历程。

我的江湖地处岭南与珠江中游。这里水运繁忙，码头众多，是客流与物流的集散地，是故事与歌谣的汇聚所。我常常和走江的船家在水上生活，又长年跟随父亲到工地打工。在以山为枕、与水共眠的日子，我见证了劳动人民内心绚烂的江湖。支教先生帮我调试收音机，街巷生意人给我说相声，渔民给我唱民谣，码头工人给我讲故事，行脚医生教我辨认药草，河滩游走的牛羊带给我大地的气味，奔赴远洋的船只留给我对远方的遐想……

江湖构建了我对世界的最初认知，正如圣彼得堡构建了布罗茨基对世界的最初认知。也许布罗茨基自己都没意识到，在潜移默化中，圣彼得堡早已成为他灵魂的指南。正是圣彼得堡多水的属性，使他对多水的城市充满依恋，使他的灵魂离不开被水勾连的城市。在流亡生涯中，他深深地爱上一座自然构造类似于圣彼得堡的城市——威尼斯。尽管他定居美国，时常旅居巴黎，但是他依然想方设法找机会去威尼斯暂住和写作。他不幸早逝后，他的知己朋友把他安葬在威尼斯。只有威尼斯的水汽和教堂钟声，才能抚慰他的心魂。

布罗茨基无论去到何方，都改变不了骨血由圣彼得堡塑造的事实，摆脱不了来自生长地的牵绊。同时，他又用自己的笔，让自己的心魂成了圣彼得堡的精神标本。

我敬仰所有高贵的精神标本。在北回归线上的小镇，我用文字探索他们留下的精神指南。忽然想起帕慕克的“呼愁”之说。《伊斯坦布尔：一座城市的记忆》：“她对我而言一直是个废墟之城，充满帝国斜阳的忧伤。”在废墟上的忧伤中，帕慕克找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词：“呼愁”。他用带有土耳其民族基因和宗教特色的词语“呼愁”，指称伊斯坦布尔带给他的一切。

我在北回归线的斜阳下伫立良久，写作的宿命就刻进了我的生命。我曾在《个人史》中谈到写作对我的意义，以及一场难忘的手术。在那场手术中，我经历了一次奇特的意识空白。

那是一场全麻手术。那个安徽麻醉师很贴心，他给我打麻药时，一直跟我聊天。我能清楚地听见他讲话，清晰地思考，准确地回答。我是在十分清醒的状态下断掉意识的。他问我：“螺蛳粉好吃吗？”我正要回答，就猛地失去了意识。

我是突然醒来的。我醒来的第一秒，立即发问：“手术做完了吗？”观察室的医护人员说：“早就做完了。”我的意识努力搜寻之前丢失的空白，什么都找不到，只记得正要说“螺蛳粉不是我们的日常饮食”，我就跌入了黑暗。

麻药让我深度昏迷三个多小时，这三个多小时成了我人生中的空白。它们不属于我，我对它们毫无感知。在这段空白之后，我失去了两个与生俱来的身体部件，医生用手术刀将它们切割掉了。

这以后，我明白我的意识并不完全由我控制，我的身体、生命也不完全由我支配。唯有写作，才能对抗些许流逝，留住些许我所珍惜的事物。于是，在渡劫、劫后余生的日子，我沉浸在写作中，用文字缝合伤口。这本散文集，就是我缝合伤口和世界的产物。它就像是我的重生。

该用什么字词指称这本书呢？“个人史”与“太阳鸟”像春笋破土般闯入我的脑海。“个人史”，用“时代河床的一粒沙石”，用我在走江岁月、打工岁月所遇见的父老乡亲、江湖儿女，去映射一整代人。“太阳鸟”，它寄寓我们的梦想、对诗意人生的向往、对更好的自己的期待（见《沿铁轨追寻太阳鸟》）。 “个人史”与“太阳鸟”组合在一起，就是我们的欢笑悲歌、理想荣耀 。“ 个人史”贴地而行，“太阳鸟”飞向高天。

我见过岭南的江湖、父亲的江湖、走江人的江湖、打工人的江湖……我书写这江湖，眼中饱含热泪。这种情感不同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阁楼作家，不同于鲁迅时代的作家，它们独属于我，独属于我的父老乡亲，独属于我的江湖儿女，独属于听懂我们歌声的人。

我们的故事是时代的细微注脚。比如我父亲修铁路，是国家发展交通运输的需要。这种“需要”，给了他挣钱养家糊口的机会。他在劳作时很少想到工作的意义，或许满脑子只有柴米油盐、老婆孩子，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劳作，使国家有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在基建浪潮中，他十分渺小，却是混凝土中必不可少的沙子。

像父亲这样的沙子，内心装有一个绚烂的江湖。这个江湖，有他年轻时的梦想，并不断加入新的内容。这些新内容包括南来北往的工友、红遍大中国的金庸武侠、真真假假的边地故事。他、他的工友，酒过三巡后大谈这个江湖。他们的谈论，增长了我的见闻，滋养了我的写作。

有时，我觉得我的写作才能源于父亲隐藏在沉默躯壳中的浪漫精神。他这样一个双手长满老茧的工人，喜欢写日记，在日记本中画花草，有勇气步行一百公里去向一见钟情的姑娘表白并把她娶回家，在漫长的婚姻生活中以写信的方式与妻子沟通……

父亲曾在信中向母亲这样描述工地的雨：“这里的雨下得很突然，常常没有任何预兆就从天上掉下来。噼噼啪啪，大雨砸在地上像放鞭炮。我没有带雨衣，浑身湿透了，不过我一切都好。再过两个月活儿就干完了，活儿干完我就回家。”

那些年，母亲在同样下雨的北回归线小镇阅读父亲带着雨渍的信，常常眼眶湿润。

在这些晶莹的泪光中，我明白了爱与责任的含义。

我的这本散文集，就是由这些满含爱与责任的泪光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