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意图展示了可降解支架（插图）置于肠道内的场景。其设计目标是在术后恢复期对肠道形成有效保护。图片来源：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
中国外科医生开创了一项新的技术，称为支架法肠转流术，用于在直肠癌术后愈合期间保护吻合口，这有望减少对回肠造口术的的需求。
结直肠外科医生在切除部分直肠后，长期以来一直面临一个现实难题：如何在愈合过程中保护脆弱的吻合口。传统的方法是进行回肠造口术（ileostomy），在腹部建立肠道造口，以此分流可将排泄物引流至体外的造口袋，从而避免其通过正在愈合的吻合口。
然而，这会导致患者康复过程复杂化，且后期需要进行回纳手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院长、肝胆胰外科专家蔡秀军说，这一弊端促使中国外科医生开始探寻更优化的解决方案。
蔡秀军强调：“创新应始于真实的临床问题，终于他人可采用的工作流程。”遵循这一原则，他的团队探索了一种不同的思路——内部、临时的“绕行”方案，其功能与传统方式相同，但操作简便。
这一概念构思起来不难，但实施难度很高：他们决定不再将肠道直接到体外造口，而是利用转流支架和引流管实现肠道内容物分流，从而在术后关键的早期数周内，保护直肠吻合口。
为了使支架能够在常规X光片上显影，该团队在材料中注入了硫酸钡；同时为了避免二次手术，他们使用了一种可生物降解的转流支架，该支架可以在体内安全降解，而引流管可以在门诊拔除。该设计经过了迭代测试和改进，直至发展成一种可重复的手术方法。
从想法到医疗方案
蔡秀军介绍，该技术路径分阶段推进，每个阶段旨在解决一个特定难题。第一个里程碑是在2019年，该团队在腹腔镜结肠手术中开展了一项多中心研究，使用可生物降解支架来支撑新近的肠吻合术（肠道两端的手术连接）【1】。
核心问题在于可行性：该可降解装置和新的手术技术是否能在无需专业设备或大量术前准备的情况下，顺利融入常规临床实践？试验结果表明,这是可行的。
与标准手术相比，外科医生植入支架仅额外耗时不足10分钟。随后，他们通过X光片确认其位置，并且由于材料自然降解，成功避免了后续的移除操作。这彻底解决了首要障碍——即支架是否能够设计得足够简洁，以适应实际的临床应用。
2021年，该团队对九名直肠癌患者进行了临床应用【2】。重点关注的是：如何将支架精确置于小肠、在上游插入引流管以转流肠道内容物，以及确定移除引流管的时机。 X光图像清晰展示了支架按序溶解的过程，为外科医生提供视觉指导，进行及时干预。
蔡秀军将这一阶段描述为“转化的真实工作——将一项发明转化为清晰、可传授的实施步骤。”这项研究还解决了第二个挑战：确保该技术实现规范化操作，而非过度依赖个体外科医生的风格。
邵逸夫医院设计的可降解支架，适用于结直肠手术，可在体内安全分解。
到次年，该方法已发展成熟，团队将其命名为“支架法肠转流术（SDT）”，并在2022年的一篇学术出版物中进行了详细介绍【3】。
该报告的标准化操作流程为：用可降解的实心支架阻止肠道内容物进入直肠吻合口，同时配合引流管对肠内容物进行分流。待影像学检查确认支架降解后，即可安全拔除引流管。
此流程的关键在于实现工作流程的结构化：支架从单一工具转变为手术方案的有机组成部分。方案对支架置入时机、影像学评估及核查节点进行了标准化记录，形成了一套可供他人遵循的标准化流程。
2024年，该技术迎来了发展的里程碑：一项在中国三家医院完成的队列研究，为其临床应用的安全性与有效性提供了初步证据【4】。此后，一项涵盖全国11个省份、20个中心的多中心随机对照试验逐步展开，致力于评估该技术在多样化临床场景与人群中的安全性与可重复性。这一发展历程标志着该技术已从理论构想走向临床实践，形成了一套基于数据、步骤清晰的标准化方案，为转流术提供了一种可靠的替代方案。
每个研究阶段都精准回应了一个核心问题，共同定义了外科技术转化的必经之路：始于问题导向的设计，历经迭代优化，直至达成严谨的标准化。蔡秀军教授指出：“清晰的方案、简便的核查与标准的流程，是任何技术得以广泛推广的根本前提，三者缺一不可。”
以转化为导向
该支架的研发集中展现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邵逸夫医院深厚的机构文化与价值追求。医院自1994年创立以来，始终深刻践行“从临床需求出发”的理念，通过将挑战转化为方案，奠定了其卓越声誉的基石。也正是凭借这一务实创新的精神，它得以成为中国大陆早期获得国际认证的医疗机构之一，成功跻身全球质量标杆医院行列。
医院三十年来始终秉持临床服务与科学研究相得益彰的发展模式。数百项学术论著与医疗器械专利从实验室走向病房，正是这种深厚底蕴的明证。
医院的基础设施充分契合其使命。一个智能护理闭环系统将预约、影像学检查、住院管理和随访整合于统一的数字平台，旨在减少交接失误并加速临床试验入组。目前，微创手术已占大多数。培训项目鼓励临床医生识别日常的症结——诸如指示不清、可避免的延误、器械处理难题等——并将其转化为设计挑战。
医院的基础设施是这一使命的完美载体。智能诊疗体系将预约、影像、住院及随访等环节深度整合，构建了全流程覆盖的统一数字平台，在有效降低交接差错的同时，显著加快了临床试验的患者招募效率。在邵逸夫医院，微创手术已成为主导术式。更为关键的是，医院通过系统化培训，赋能一线临床团队，激发其前端洞察力与问题意识，引导他们主动识别如手术规范待统一、诊疗流程存在优化空间、器械易用性与可靠性需提升等系统性问题，并将这些真实世界的临床挑战转化为驱动创新的设计课题，从而塑造了持续改进与创新的医院文化。
国际合作是医院另一大特色。邵逸夫医院与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等多家机构建立了外科培训交流机制，并与欧洲多所研究中心在生物材料及影像学领域开展了深度协作。
蔡秀军教授强调，这些国际合作“不仅让我们持续对标国际前沿标准，也为全球医学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双方合作范围广阔，从人群蛋白质组学研究到机器人辅助介入治疗，每个项目都深度融合了邵逸夫医院庞大的临床资源与合作伙伴的顶尖学术专长。
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意义。蔡教授进一步指出，医疗器械项目须遵循严谨的发展路径，依次完成监管审批、供应链建设与培训体系构建，使创新技术得以突破发明者个人的局限，实现系统化推广。在这一全程化体系中，外科医生、工程师与运营团队从项目启动即开展协同创新，形成以临床需求驱动设计优化、以设计方案重塑临床流程的闭环。
创新原壤
展望未来，蔡秀军教授坚信，中国研究型医院凭借其独特的临床资源、产学研协同与质量管控体系，这一独特定位将使其成为孕育原创外科器械的天然沃土。
面对挑战，蔡教授指出，当前的核心挑战不仅在于技术创新本身，更在于实现标准化——必须打通并优化从临床到科研再回归临床的闭环，从而将具有前景的原创构想迅速转化为可大规模复制的标准化方案。
在邵逸夫医院，这一理念凝聚为三大核心维度：根植于循证医学的精准治疗、以智能系统为驱动的微创革新，以及链接学术与产业的开放创新共同体。
蔡秀军教授继续阐明，核心目标并非止于创新，更是推动其普及应用：“当创新真正发挥作用时，它给人的直观感受应是简单明了。我们的任务，就是搭建通往规模化的路径，使其得以惠及世界。”
参考文献
1. Chen, M. et al. Surg. Today 49, 819–825 (2019).
2. Wu, Z.Y. et al. [In Chinese] Chin. J. Surg. 59, 491–495 (2021)
3. Song, Z. et al. Langenbecks Arch. Surg. 407, 1751–1756 (2022).
4. Tong, Y. et al. Innov. Med. 2, 100079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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