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教授：从实验室到诊室，肺动脉高压科研转化亟待破局｜中国肺栓塞与肺血管病照护体系四分之一世纪历程特别报道

回望四分之一世纪发展历程，中国在肺栓塞与肺动脉高压领域的变化堪称“翻天覆地”。

二十多年前，王辰院士就提出急性肺栓塞是可治愈的疾病。“这一观点的提出让很多医生意识到，只要及时识别，肺栓塞并非绝症。”王健回忆道，在此之前，医学界对这类疾病的认知严重不足：急性肺栓塞因识别率低，大量患者错失救治时机；肺动脉高压则被普遍视为“罕见病”，却忽视了慢阻肺、间质性肺疾病、支气管扩张等常见疾病均可能引发肺动脉高压。“以前我们觉得这类病少见，其实是‘没看见’，因认知局限，很多患者被漏诊、误诊。”王健说。

随着临床研究不断深入、诊断技术持续完善，肺栓塞与肺动脉高压的早期识别能力显著提升。借助D-二聚体检测、CT肺动脉造影以及右心导管检查等技术，临床正在建立一套更系统的早诊早治流程。“早期发现、早期干预，现在已经成为共识。”王健继而提到，治疗手段的革新同样令人瞩目，从溶栓、抗凝、介入取栓到靶向药物的推广，患者生存率显著提高。与此同时，肺动脉高压的研究也正不断拓展新靶点，如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吸入式伊马替尼、Seralutinib正开展Ⅱ期和Ⅲ期临床试验，24周时能显著降低肺血管阻力；性激素、血清素途径及代谢调节治疗正在研究进程中；川芎嗪、丹参酮等中药，也在研究中显示出一定作用，“中药可能是中国在肺动脉高压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的突破口。”王健说。

不过，他也指出，天然药物的研发仍存在“卡脖子”难题：研究质量低、临床转化效率差，且生物利用度差、知识产权保护性弱、研发回报低。“传统研究模式让天然药物的优势丧失。”王健认为，要破局，必须在多学科联合、循证验证上发力，要开展基础与临床、中医与西医的大规模规范化高等级循证医学研究；要结合人工智能，根据靶点进行高通量筛选以缩短研发周期；要药化结合，研发真正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化合物、新组方。

转化研究的核心逻辑，是让科学研究既源于临床需求，又服务临床实践。但是，“临床医生忙于诊疗无暇开展实验，基础研究者因无行医资质无法接触患者、理解临床需求。”面对当前转化研究面临的挑战，王健一语中的。

早在20多年前，钟南山院士与王辰院士就提出，基础研究必须与临床问题深度结合，才能真正解决医疗实践中的难题。王健对此深表认同：“若基础研究脱离临床，成果就难以落地；临床中发现的新问题若不反馈给基础研究，也无法进一步探索发病机制、寻找新的解决方向。只有两者互为补充，才能形成良性循环。”

然而现实中，这种“双向奔赴”并不容易。目前临床与科研的隔阂导致双方“各做各的”，沟通少、协作弱，难以形成合力。

目前，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等医疗机构正在打通这道“隔阂”，培养了一批既能出门诊、管病房，又能进实验室的“两栖型”医生。“这样的医生非常稀缺，却是转化研究的关键桥梁。”王健同时坦言，“两栖型”人才培养成本极高：“既要有科研经费支持，也要有时间机制保障。医院要愿意在科研激励上投入，否则这种模式难以为继。”

科研的持续推进，离不开体制机制的支撑。

在王健看来，一家医院能否在行业中脱颖而出，不仅取决于临床诊疗能力，更关键在于是否实现“医、教、研、转化”一体化发展。“临床诊疗是医院的根基，但教育、科研与转化同样重要。”王健说，“不过无论怎样，治病救人永远是核心。”

他提出，不同层级的医院应明确差异化定位：大学附属医院、三甲医院承担科研与教学任务，理应成为医学创新与成果转化的主力军；而基层医院的核心职责，是把常见病、慢性病治好，做好基础健康服务，这本身就是对医疗体系的重要贡献。各级医疗单位职责分明，发挥各自优势，同时又通过“分级诊疗”形成整个社会的医疗保障体系，这也是我国医疗发展的方向。以肺血管病导管治疗技术为例，这类技术对专业性要求高，一个城市有两三家医院具备开展能力，能保障技术水平与资源高效利用，不必要求所有医院都建设相关中心。

而对于大学附属医院、三甲医院，必须把“成果转化”纳入重要管理任务。同样，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亦指出“转化”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发表一篇高水平文章只是“发现”，并不能解决实质问题，仍需“落地”。“团队成员必须重转化，每一个科研的PI牵头人都要关注科研成果是否可以转化、转化进度是什么。”

从“罕见病”的误解，到“可治病”的共识；从模糊的诊断到精准的早筛，从临床孤立到科研协同，肺动脉高压领域的四分之一世纪，正是中国呼吸医学不断走向成熟的缩影。王健期待，未来的科研能进一步打造基础与临床转化闭环，让更多研究成果惠及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