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夏天，笔者回到了突尼斯，再次见到了玛丽亚。在此前的2016年8月到2017年12月，笔者在突尼斯学习阿拉伯语，做田野调查，住在当地人家里。在此期间，笔者认识了住在附近的玛丽亚一家。当时，玛丽亚的大女儿法图麦才两岁多，小女儿阿伊莎还没出生。而现在，法图麦快要上小学四年级了，阿伊莎马上也要上小学了。她们的成长让人感慨，但是更令笔者惊讶的是，玛丽亚竟然把两个女儿送进了一所加拿大小学。
2023年8月2日，作者在突尼斯西迪·布·赛义德的路边
对于突尼斯人来说，国际学校的学费非常昂贵。突尼斯市民的月平均工资约为1000 第纳尔（相当于人民币约2300 元），但是加拿大小学一年的学费就得9000 第纳尔。哪怕是双职工中产家庭，每年18000第纳尔的学费仍是很重的经济负担，这相当于让一个年收入50 万元的中国家庭每年支付37.5 万元的学费，而突尼斯的公立学校则是免费的。笔者问玛丽亚为什么要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去，她的答案是：她既要工作也要接送孩子，还想让孩子们接受比较好的教育，只有国际学校可以帮她解决这些问题。
职业女性玛丽亚的两难处境
突尼斯地处非洲最北端，首都为东北部港口城市突尼斯市。其东南与利比亚接壤，西边与阿尔及利亚交界，南部是撒哈拉沙漠，北面则与意大利隔海相望，是一个曾被法国殖民的阿拉伯国家。在诸多阿拉伯国家中，突尼斯的社会比较开放，两性地位较为平等，国家从法律上保障了两性的婚姻自由、政治参与、接受教育、同工同酬等权益。此外，突尼斯是唯一一个法律规定一夫一妻制的阿拉伯国家，也是第一个拥有女总理的阿拉伯国家。在这样的背景下，突尼斯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中学与大学的女性就学率都超过男性。因此，进入社会后，女性，尤其是来自中产家庭的女性，更倾向于成为职业女性，而非成为全职家庭主妇。
在一家餐厅楼顶看突尼斯城
玛丽亚来自突尼斯市的一个中产家庭。20年前在巴黎获得了建筑学硕士学位的她，回到突尼斯工作之后，认识了阿里并与他组建了一个新的中产家庭。大女儿法图麦出生后，玛丽亚当了一段时间的家庭主妇。但她不想脱离社会太久，于是先后请了白班保姆和住家保姆照顾小孩，自己得以重返职场。但是，她很快发现，由于长时间跟保姆待在一起，孩子们开始模仿保姆的说话口音、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于是她再次辞职回家。不久后，突尼斯遭遇了德尔塔病毒，国家经济遭受重创，物价飞涨，玛丽亚不得不入职一家法国科技企业当销售，与丈夫共同维持全家的生活开支。
2022年，新冠疫情态势趋缓，法图麦所在的公立小学开始恢复线下授课。公立小学下午一两点钟就放学，而玛丽亚却要到四五点钟才能下班。于是，玛丽亚和阿里只好将法图麦转进一所本地人开的私立小学。但是，玛丽亚渐渐发现私立学校的教师不但教学水平有限，而且要同时管理好几个班，工作压力大，因此对孩子们的要求比较严苛。玛丽亚感觉到法图麦在学校里受了委屈，性格变得有些懦弱，于是狠下心来，将法图麦转到了一所比普通私立小学贵一倍的加拿大小学。这所加拿大小学的教师基本上都有教育学或者心理学背景，收入比较高，工作压力比较小，教学水平和对学生的态度普遍不错。法图麦再次转学后，玛丽亚放心了不少。
国际学校成为中产家庭的教育选择
玛丽亚的选择也是许多突尼斯职业女性的选择。她们既需要体面的工作，也要兼顾家庭的经营和孩子的教育，国际学校成为这两难处境中的一种选择。笔者的另一位朋友丽娜是一名在银行工作的单亲妈妈，为了让她的三个儿子在放学后安全到家并能得到成人监管，她不仅把三个儿子都送到了有校车接送的私立学校，而且花大价钱请公立学校的教师在放学后来家里给孩子们补课，光这两项就花掉了她一半的薪水。虽然丽娜对公立学校的教学水平表示认可，但是公立学校的放学时间不利于职业女性照顾孩子。而且，由于大部分年轻父母并非独生子女，他们的父母很难分担所有孙辈的抚养工作。于是，包括国际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一对一”培训、兴趣班、保姆等受到双职工家庭或单亲家庭的青睐。
2023年8月，作者和突尼斯孩子一起去海边
国际学校不仅是职业女性的不得已之选，也是今天突尼斯中产家庭教育选择的一种潮流。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许多中产家庭都像玛丽亚和阿里一样，为孩子选择了国际学校。但国际学校的学费不菲是不争的事实。实际上，玛丽亚选择的加拿大小学还算便宜，她的朋友将孩子送到了年学费18000 第纳尔的法国小学。如果选择英国小学的话则要花费30000 第纳尔，美国小学的学费更是高达50000 第纳尔。对比来看，玛丽亚为孩子们选择的加拿大小学性价比还不错。
但是，追溯到21世纪之前，公立学校才是中产家庭的第一选择。笔者在突尼斯的访谈对象几乎都毕业于公立学校，而且普遍认可公立教育的质量。
公立教育的颓势和国际教育的兴起
突尼斯的公立教育有过稳定发展的黄金时期。
1956 年，突尼斯脱离法国的殖民统治独立，次年建立共和国。建国之初，全国的文盲率高达85%，各学段教师加起来不足2000人。为了让新国家能够走向真正的独立与发展，开国总统布尔吉巴决定推行教育改革，采取义务教育制度，公立小学和中学完全免费，公立大学也只收取注册费、材料费等基础费用。长期以来，突尼斯政府将教育当作国家的头等大事，超过20%的财政预算被投向公共教育。在这样的支持下，突尼斯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在中东、北非的二十多个国家中，其教育水平仅次于以色列、黎巴嫩和约旦，在全球同等经济水平的国家中也名列前茅。
2023年8月2日，西迪·布·赛义德的草席咖啡馆
20世纪80年代，突尼斯经济遭遇重创，本·阿里借势崛起，取代布尔吉巴成为新总统，并着手进行经济制度改革，开放市场、积极招揽外资，国际教育资源也顺势进入突尼斯，包括国际学校在内的私立学校开始涌现。尤其是2000年之后，私立学校获得较快的发展，不少公立学校的教师也转入私立学校。2011年以来，突尼斯进入政治经济转型关键期。受多方面因素影响，突尼斯政局经历多重考验，同时面临低增长、高赤字、高债务、高失业率、高通胀等诸多问题，政府不得不削减对公立教育的财政支出，这导致了公立教育质量受到影响。许多公立学校开始调整教师薪资、延长代课教师的转正周期甚至停发工资，这极大动摇了教师群体的积极性和安全感。越来越多的突尼斯家庭，尤其是中产家庭，开始转向购买私立教育服务。从2012年到2022年，突尼斯的私立中学数量从299所增长到511所，涨幅达70%；私立小学数量从155所增长到669所，涨幅达330%；国际学校数量也迅速增加。相比公立教育体系的停滞甚至衰落，国际学校确实有不错的教育水平和服务质量。
中产家庭的移民取向
影响突尼斯中产家庭择校取向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国际教育描画了一幅移民的前景，这使家长们相信通过国际学校的教育，孩子们更容易留学并移民西方国家。
虽然突尼斯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错，但是其经济发展水平无法匹配其教育水平，国内缺少成熟完善的产业和市场来接纳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毕业生。在公开的媒体报道中，近年来突尼斯的大学毕业生失业率超过25%，而真实数字可能更高。能否有好的就业前景，成为很多家庭做教育选择时的重要考量标准。对于突尼斯人来说，最好的就业市场是与之相邻的欧洲，其次是北美地区，再次是海湾地区，最后才是国内。因此，突尼斯人愿意为了就业远赴海外。虽然突尼斯人向外移民的数量从未被准确统计过，但一般认为这一数据至少是120万（突尼斯2023年的总人口约为1246万人）。突尼斯国家统计局（INS）与国家移民观察站（ONM）于2021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仅在2015—2020年间，就有3.9万名工程师与3.3万名医师移民海外。
国际学校为中产家庭提供了移民海外的可能性。国际学校一般是中小学一贯制，高薪聘请有西方教育背景的教师，课程设置既能满足突尼斯国内教育的要求，如设置阿拉伯语课程，又能够对接相应的西方国家的大学体系，如加拿大学校对接的是加拿大高校、法国学校对接的是法国高校等。这样既具本土性又具国际性的教育体系，更有利于学生申请国外的大学。虽然要付出比公立教育高得多的教育成本，但对于渴望跳出现实困境并寻求改变的突尼斯中产家庭来说，留学和移民是他们心中的希望之所在。这也许是玛丽亚所念想的国际教育所能带给法图麦和阿伊莎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