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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0月1日，美国联邦政府时隔七年再次停摆。截至10月15日，这场政治僵局已持续两周，两党在《平价医疗法案》补贴与联邦雇员规模问题上尖锐对立。这场危机再次印证了当前美国一个深刻的政治现实：即便某一政党在形式上“完全执政”，也远不能保证立法畅通。当制度设计中的“制衡”原则异化为“否决政治”，国家治理的基本职能已从必须履行的责任，沦为党争的终极筹码。
2024年特朗普赢得大选之时，曾引发共和党立法进程将一路畅通的预期。那么是什么因素依然在制衡共和党？
美国政府停摆，本质上是“钱”没批下来导致的。由于执政的政府与掌握“钱袋子”的国会，无法在新财年开始前就财政支出达成一致，政府没有资金维持运转，只能部分关闭。美国的财年是每年的10月1日到第二年的9月30日，这期间政府必须给国会提交新的财年的预算案。在财年更替前，国会需要批准所有政府部门的预算。如果正式的预算案没能及时通过，一个常见的补救措施是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即“持续决议案”，按照上一财年的支出水平为政府提供短期资金，避免停摆。
2025年10月停摆的直接原因，是控制国会的共和党与民主党未能就这样的临时拨款法案达成一致。两党核心分歧在于：民主党坚持将延长《平价医疗法案》的补贴、撤销部分医疗补助的削减等条款纳入临时拨款法案；共和党则主张通过一份“干净”的临时拨款法案，即不附加任何新的政策条款，先让政府维持运转，再就医疗政策等问题进行谈判。双方互不信任，都认为对方应为僵局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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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共和党在2024年大选中取得了“三连胜”，实现了对联邦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分支的全面主导，为何预算案依然没能通过呢？
共和党提出的临时性预算案，即所谓的“干净的短期预算”，意思就是依照现有水平把预算持续到11月21日，不附加任何额外的政策条款或者新增的支出，先让政府运转起来，政策分歧慢慢谈。由于众议院的投票规则是简单多数制，这个方案在众议院很快通过。但到了参议院事情就没有那么顺利了。在参议院，大多数重大立法都需要达到60票才能结束辩论、进入最终表决，而不是获得简单多数票即可。如果无法获得60票，少数党就可以通过“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行动（filibuster）”以马拉松式的超长辩论达到瘫痪议事、阻挠投票和拖延会议进程的目的，逼使人数占优的一方作出让步。除非多数党最终获得60票通过“终止辩论提案（cloture）”，否则法案就会“搁浅”。
参议院的一百名议员常被视为一百个“人质刹车片”，使众多法案行进至参议院阶段便不得不放缓节奏。任何法案均须经过充分辩论与审慎考量方可通过，这一机制旨在避免因一时民意冲动而制定出过度讨好选民、却对国家长远利益有害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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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冗长发言阻碍议事”制度也带来诸多问题。个人阻挠议事的纪录保持者斯特罗姆·瑟蒙德参议员于1957年为反对《民权法案》，曾连续发言24小时18分钟。为达到拖延目的，参议员在发言中并不受内容限制：他们可以朗读美国宪法、独立宣言，背诵电话簿与食谱，甚至长篇大论各州历史与哲学议题。1964年，以罗伯特·伯德为首的南方民主党参议员为反对一项旨在全面禁止种族隔离与歧视的划时代民权法案，持续阻挠议事达74天，成为美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阻挠议事事件之一。
从“冷却剂”到“刹车片”：当制衡异化为枷锁
参议院的“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规则绝非一成不变，其变迁深刻地反映了美国政治中党派斗争的白热化和对“效率”与“审慎”之间平衡点的不断重新校准。这一规则的核心矛盾在于，其设计初衷是作为保护少数派、促进审慎妥协的“冷却剂”，但在当代政治中，却日益成为导致立法瘫痪、加剧党派斗争的“刹车片”。这一矛盾的激化最终触发了被称为“核选项”的规则变革。
2013年，民主党为打破奥巴马政府提名僵局，率先废除了除最高法院外所有提名的“冗长发言阻碍议事”规则；2017年，共和党作为回应，进一步将废除范围扩大至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彻底改变了司法任命的政治生态。至此，所有人事提名均只需简单多数即可通过，标志着参议院传统协商精神的重大退却。如今，阻挠议事的60票门槛仅存于普通立法领域，但其存废之争依然激烈，成为悬于美国立法进程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旦废除，参议院议事规则将与众议院无异。执政党将有能力凭借人数优势，无需与反对党妥协，即可推动其核心议程。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担心的“多数人的暴政”将很可能成为现实。
美国政府再次面临停摆危机，这表面上是政治失灵，实则是制衡机制在起作用。这一制度设计的意义在于让参议院成为一座“冷却机构”，用以缓冲众议院可能带来的“民意狂热”和多数派的暴政。当两党立场僵持不下时，制度便制造出停摆这一“可预期的危机”，迫使双方回到谈判桌前。
同时，这次的政府停摆揭示了美国政治体系中一个核心的迷思：“全面执政”并不等同于“为所欲为”。即便一个政党同时控制了白宫、参议院和众议院，其立法议程，尤其是预算案，依然会面临重重阻碍。因此，所谓的“全面执政”，更多只是获得了立法议程的主导权，而非通行证。它开启了党内和党间更为复杂的谈判，而谈判本身，就蕴含着失败的风险。这正是美国建国者设计的分权与制衡体系所预期的结果——防止任何单一政治力量过快、过轻易地改变国家航向。当然，当这种制衡走向极端，就可能从“冷却剂”变成“刹车片”，使治理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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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摆危机的直接代价，是数十万联邦雇员被迫无薪工作或“强制休假（furlough）”，从机场安检到国家公园的基础服务陷入混乱。然而，其更深远的后果在于对民主信用的透支——它向世界展示了一个难以履行基本职能的美国，持续消耗着其国家声誉与软实力。制度的韧性不仅体现在如何应对危机，而更应体现在如何避免危机。当“制造僵局”比“寻求共识”在政治上更有利可图时，整个体系便面临着激励机制扭曲的深层危险。
打破困境的关键，在于完成一次政治价值的重构：必须让保障治理的基本责任，在政治博弈的优先级中，彻底压倒党派斗争的短期算计。否则，“分权制衡”这一古老智慧，恐将在无尽的内部消耗中，迷失其保障公民福祉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