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到了一起
元丰七年（1084年），王安石的生活有一些波澜。他病了，宋神宗派人为他治病。病好以后，王安石把自己的居所捐了出来，半山园从此叫“半山寺”了。这件事，在他内心似乎没有掀起太大的波澜。
与苏轼的会见，应该是能在他们两个人各自心海掀起狂澜的大事件。
据传，两人见面时，都没有穿正装，这肯定不只是因为当时是夏天。
据传，两人相见时有一番对话：
苏轼：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
王安石：礼岂为我辈设哉？
据传，二人不谈政治，只谈诗文，把酒言欢，诗词唱和。原来，他们是刻意摒弃了官场身份的束缚，回归到纯粹的文人交往。这种去角色化行为减少了社会地位的差异对关系的干扰，使交流更显真诚。
苏轼后来有一首诗云：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您骑着毛驴的身影，缓缓隐入荒凉的山坡，让我想起当年的意气风发精力充沛的您。您劝我找到一处栖身之所，就在您的近旁住着，先生啊，如今追随，已经迟了十年的光阴。
两人会面，此时苏轼刚经历“乌台诗案”的生死危机，王安石则因变法失败退隐，两人都处于政治低谷。共同的挫折经历增强了彼此的共情。两人避开政治，专注诗文与人生感悟，属于高层次的自我表露，尤其是王安石劝苏轼定居金陵，隐含对晚年相伴的期待，这种私人化的邀请增强了亲密感。诗句“劝我试求三亩宅”表明苏轼接受了这种情感投射，尽管最终未能真的做成邻居，但是，心理上的亲近已达成。
真正的友谊往往需要时间的沉淀，才能超越世俗纷争，抵达“君子和而不同”的境界。王安石和苏轼，曾经的“政敌”，又是一生的挚友。刚刚摆脱半是囚徒处境的苏轼，与已经步入暮年的王安石，这一次的相见，何其珍贵；他们之间的情谊，何其感人。早年因为政见对立，双方存在认知偏差，将对方标签化为“敌人”。而此次会面通过诗文唱和、谈佛论道，重构了对彼此的认知，发现对方在文学与思想上的价值，过去因为立场尖锐对立，互有伤害，而此刻面对，双方更加关注人生本质。他们的关系演变印证了社交心理学中的“相似吸引理论”，最终吸引彼此的，并不是政治立场一致，而是精神层面的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