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伟大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也是金山先贤、中国近代影响最大的革命文化团体南社的后期主任姚光先生逝世八十周年。
姚光生前没有能看到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战争的困难岁月里，由于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再加上当时医生误诊，姚光于1945年5月17日不幸去世。当时距日本宣布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正好只有九十天。许多南社旧友闻讯，无不感到惋惜和悲痛。他的挚友、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陈乃乾先生说，“在抗战八年中，因感受精神上的苦痛和营养的不够，而无辜牺牲生命的人，真是不少，姚石子先生（姚光，字石子）便是其中值得我们纪念哀悼的一个人。”“倘医术如果能够进步到某种程度，医生皆细心诊察，石子应该可以仍旧活着，亲眼见到这伟大的胜利的来临吧！”（《纪念姚石子》，文见《姚光全集》）著名报人朱凤蔚先生在《南社主任姚石子遗恨九泉》文中说，“石子爱国爱乡之志，挚于他人，自松金沦陷，羶腥满地，八表同昏，目睹异族凭凌，任意屠杀，痛心之余，乃挈眷侨居沪上旧法租界，赋诗言志，尝西望夔巫，拊膺长叹。续陆放翁‘老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潸然泣下，不能自已。”“盖石子不能忍死须臾，不及见日人投降，重见光明，其遗恨九泉，盖可想见。”（《大众日报》1945年8月）
说到姚光和抗日战争，人们首先会想到的是他的一段预言。1932年，他为重刊明正德《金山卫志》作跋，文中写道，金山卫“得之作以前控大海，后扼浦江，失之则沪茸西浙非我有矣……近者，倭人寇我淞沪，倘在彼不得逞志，必云扰沿海，而卫当其冲。不知为政者何以为御敌之计也？”（1932年8月3日，见《上海府县旧志丛书 金山县卷》）作为一个文弱书生，能够提出这么一个重大的军事防守的看法，建议“为政者”作出“御敌之计”。而且五年后，日军正是从金山卫登陆进攻上海，印证了他的预言。这不能不让人对他敏锐的眼光和深厚的学识感到钦佩和折服。
其实，姚光能有这样的见识，并非偶然。
姚光出生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文化伦理教育，树立起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操和民族意识。他一生崇仰岳飞、文天祥、秋瑾。他十三岁还是弱冠年纪，就写出《为种流血文天祥传》发表在他表哥高天梅主办的《觉民》杂志上，文中说，“河山久破碎，蛮族亦称王，而人心赖以不死，神州赖以不陆沉者，何物乎？亦曰：种族魂、自由血而已。”（1903年）1904年十四岁时，他写诗《敬题轩辕黄帝遗像》说，“黄帝是我祖，雄气勃勃提大斧，驱除苗族辟汉土，庄严立国黄海浒。”强烈的民族意识和情感跃然纸上。这种传统的文化伦理可以说是从小就印刻在他的血脉中，影响了他的一生。所以，他从青少年时起，就对家乡的乡土历史和地理表现出浓厚的兴趣。1906年，仅仅十六岁，他就自编了《金山陆沉记》，是他研究乡土地理的开始。当时他已指出，金山地势险要，历来是海防重镇。次年他因病辍学，但他在养病期间，着手开始编写《金山乡土地理教科书》和《金山卫佚史》。从此他对家乡历史地理的关注和研究一发不可收拾。1918年他随舅父高吹万一起参与续修《金山县志》，负责艺文部分；1920年他秉承父命协助重辑《张堰志》；1935年发起并组织编辑《金山县鉴》。这些都奠定了他对家乡金山历史地理的深邃的认识和学养。
姚光不仅有这样的意识，难能可贵的他还能化为行动并影响周围的人，特别是影响年轻的一代。1908年他和高天梅、何宪纯等人一起创办钦明女校，这是金山地区最早的女子学校之一，姚光不仅作为校董参与管理，而且自告奋勇担任文史教员，教授高级班的中西历史，他特别注重向学生们传授家乡的风土历史地理，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操。
1909年，高天梅、陈去病、柳亚子以“操南音，不忘本”“以天下为己任”为号召，发起成立反清文化团体南社，姚光是最早参加的第一批成员之一，而且是南社最年轻的成员，当时他才18岁。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发生，运动席卷全国，金山、张堰等地也纷纷响应，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姚光也积极投身其中，鼓动学生上街游行，组织商会罢市。在《姚光日记》中非常具体地记述了他的活动：5月9日，“午后，至第二高等小学校，与天梅演说时事。下午至高小学校，演说我国与日本交涉失败及曹、章等卖国事”；5月25日，“下午，至商会开抵制日货国民大会”；6月3日，“下午，亚雄、涤新为抵制日货事来”；6月9日，“今日起镇上以国事罢市”（至6月13日始开市）；6月10日，“上午至城隍庙、商学联合会演说”；7月23—24日连续两天，“观演救国新剧”。姚光在“五四”运动中是一个积极的参与者，表现了极大的爱国热情。
1925年由日本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而引起的反帝爱国运动，其影响也席卷到金山。当时正是大革命时期，金山也引起了强烈反响，成立了“沪案（‘五卅’事件）”后援会、各界联合会、倡用国货会等组织，各学校连日为“五卅”运动筹款募捐。姚光自觉地、积极地投身到运动中去。他响应并参与了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是后来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一谔在8月25日组织的金山各界人士“五卅”烈士追悼大会及嗣后的抗议游行，还被推选为金山地区“倡用国货会”的会长。
所以，正是有这种鲜明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强烈的民族意识，才能使姚光一开始就对日本的侵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
“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一步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姚光深切感受到国难当头，任何中国人都不能置身事外。所以他积极投身到各种抗日救亡活动中去，担任了金山地区“反日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之后又参与了“支援辽吉黑义勇军后援会”及“国难共济会”的活动。姚光作为一个爱国的知识分子，以他强烈的家国情怀，为抗日救亡图存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七七”事变后，日本挑起全面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姚光自也不可能脱身其外。《姚光日记》1937年12月6日记，“张堰大街市房焚去大半，吾家难称未毁，而日军驻扎，室中书籍物件荡然矣。”又记，“故乡混乱，欲归不得，行逾三年，跼地蹐天，不堪寥寂。此次浩劫，舍间所藏书画等件残失殆尽，典籍虽存者犹多，亦零落污秽，今尚无从清理也。”（《与黄宾虹书》，1941年4月14日）
日军占据张堰时，正值姚光丧偶三年多后，去上海续娶完婚。婚期定在10月22日，本准备婚后夫妻即回张堰，所以“家中一切不遑收拾，并不作避难之计耳”，甚至连随身衣物都没有多带。但没想到，11月5日日军即从金山卫登陆，当日即长驱直入，占领张堰。姚光说，“金山卫一带，国军初似防备綦严，人民有恃无恐，……十一月五日突行调防，中间且有数小时之空虚，日军遂乘此时登岸，长驱直入，若决江河，苏浙两省，半遽沦胥，国都重镇，亦仅数日陷落。其关系之重如此，乃应付之疏如彼，诚非始料所及也。”“敝居去金山卫三十里而近，弟亦毫不作避难预备。变起仓卒，弟又适有事在沪，遂至未得回去。”（《复李沧萍书》，1939年9月21日）因此，姚光几乎是猝不及防，滞留上海孤岛，而且一留八年，最后客死异乡，其心里的悲苦，可以想见。他不胜悲愤地说，“国难未已，同志凋谢，时局纵有澄清之日，而里闾蹂躏，事业破碎，一旦得归，不堪举目，谁共收拾？”（《哭何君宪纯文》，1941年8月）
在上海蛰居的八年，对于姚光来说，尤其是精神上十分痛苦和受折磨的八年。他在给朋友们的诗文和书信交流中，多次表露过这样的心情：“变起仓卒，欲归不得，遂栖迟至今，忽忽已二年余矣。跼地蹐天，沉闷欲绝。”（《复袁守和书》，1940年4月11日）他说，“上巳风光好，何堪避地过。清明时又近，罔极念增多。”（《奉和吹万舅氏韵》，1941年）他悲愤地说，“今故乡仍极混沌，欲归不得，侷处海隅，寒暑再更，前途茫茫，徒用殷忧，滔天大祸，万方一概。”（《复李沧萍书》，1939年9月21日）所以，1940年他五十岁生日时，亲友们欲给他祝寿，他却以国难期间，谢绝称寿应酬，对贺寿的亲友避而不见，留下一幅字条称，“鲜民之生，不宜言寿，非常时期，决不庆祝。”（姚昆群，《先父传略》，见《姚光全集》）但是，姚光对抗战一定会胜利的信念始终不变，他也一直期盼抗战的胜利。他写诗道，“河山洵美原吾土，收拾从头未用忧。”（《偕頴柔游上海公共租界兆丰公园》，1941年）“鸡鸣风雨晦，松柏岁寒清。抱道坚贞手，凭将天柱擎。”（《国难》，1940年）他热情地期盼，“汉社定有中兴日，堂开三径未全荒。”（《自题劫后藏书目录》，1941年）
抗战期间，虽背井离乡蛰居上海，但姚光对家乡、对亲友的关切、挚爱，本性不改。正如他年轻时就认的，“未有不爱其乡，而能爱国者矣。”（《论各县亟宜修辑志乘》，1912年）所以，他虽人在上海，但一直积极关注和参与家乡的抗日救亡活动，义不容辞地担任地方协济会委员和民众组织委员会救济股股长。张堰沦陷后次日，金山旅沪同乡会当即开会，组织临时救济会，共谋救济本县被困金山和逃难来沪的乡亲。一开始同乡会每夜都要聚会，后来每星期一例会，大家互通音信，出谋划策。姚光被选为旅沪同乡会的监事，不但积极参加每次聚会，还经常在同乡会上和同为金山人氏的南社契友、曾任江苏省长的陈陶遗碰头，讨论救助办法。每当家乡有乡亲来沪，他也总会请到家中，嘘寒问暖，叩问家乡情事，关心乡亲安危。当时姚光蛰居上海，自身经济已相当困难，只能节衣缩食，但是他还是尽量帮助逃难来沪的乡亲。当时他曾检索出一箱子亲友的借券，他说，国难当头，大家都在困难当中，毅然就把一整箱的借券全部付之一炬。
对乡亲如是，对朋友们也一样。当时南社众多旧友也都避居上海，有柳亚子（后去香港）、陈陶遗、胡朴安、姜可生、陆丹林等人。姚光尽可能和他们保持联系，不但十分关心他们，而且通过他们和外地的朋友广泛联系，成为南社朋友的一座桥梁。他给柳亚子写信，“羁旅沪渎，忽逾三年，与兄同处，乃仅一唔，兄既楼居，弟亦萧索，心心相印，固不在形迹间耳。”（《与柳亚子书》，1941年2月13日）他给黄宾虹写信道，“南社旧友既感凋零星散，亦多分道扬镳，思之抚然。……社中老友之常把晤者亦只同乡陈陶遗及胡朴安耳。”（《复黄宾虹书》，1944年5月15日）1940年胡朴安在上海因脑溢血而半身不遂，姚光经常前去探望并交谈时事感想和文史心得。1941年初当得知南社老友蔡哲夫于年前病逝，其遗孀谈月色生活困顿时，尽管自己生活也相当拮据，但仍以请谈月色画画治印的名义，给以丰厚赙仪，资助她的生活。得知谈月色在整理蔡哲夫的遗稿，姚光更是大加赞赏，并联络高吹万、姜可生等人，一起筹钱，资助她完成这个心愿。1943年，黄宾虹80岁寿诞，姚光当即协助傅雷一起，为黄宾虹在上海办了个书画展览会，让远在北京的黄宾虹十分欣慰、十分感动。
在蛰居上海的八年中，虽然生活十分困顿，精神十分压抑，但姚光始终以保存国故为己任，收集、整理、传承传统文化的初心矢志不移。家乡被日军占领后，收藏的珍贵书画文献遭到极大损毁，姚光痛定思痛，不改初心。他请谈月色专门为他刻了“姚光劫后所得”的印鉴，决心重新收拾整理文献资料，哪怕生活上节衣缩食、勉为其难，也要尽一切力量来抢救历史文献。所以他避难上海的几年中始终没有停止过搜书、买书、藏书这些活动。当时他看到有书肆中有卖明代沈恺的《环谿集》和李日华的《恬志堂集》，都是十分珍贵的明版乡邦文献，《环谿集》更是海内孤本。他再三掂量自己当时的财力状况，但总是怕它们流落散失，最后还是把它们买了下来。这些书籍文献都成为他的“复庐藏书”的重要收藏，新中国成立后全部献给了政府。还值得提到的是，抗战期间郑振铎先生在上海秘密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也是在从事收集、保存历史文献的活动，这和姚光的追求完全是不谋而合。姚光即和张元济、张寿镛、潘博山、陈乃乾等一批朋友，都聚集到郑振铎周围，共同参与、致力于民族文化遗产的抢救，大家结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
姚光避难上海期间，生活上的主要内容，就是“闭门读书著作”。正如他自述，“丁丑（1937年）之秋，大难陡作，自后避地沪滨，收视反听，索居斗室，时亲故纸，述作遂多。家国身世之感，又别一文境矣。”（《复庐文稿自序》1943年4月11日）在这一段时日里，除了大量的诗文、书信以外，他编辑完成了《复庐文稿》三编、继续编辑补充《金山艺文志》、考订校辑全祖望、张啸山、顾尚之、朱二坨等历代先贤的遗著文稿等。这些都是姚光在艰难岁月、艰难环境中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
从姚光在抗战时期的命运遭际，我们看到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物质上、精神上的磨难；从姚光身上，我们也看到一位传统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以及普通中国人在战争中的顽强的生活和抗争。
（本文内容源于2025年6月9日金山区档案局（馆）《2025国际档案日活动：无所畏惧——档案中的金山抗日记忆》专题讲演，作者为南社后期主任姚光之子，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旅游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