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记本”注：本文虽为马少华老师福建旅行前所做的一点功课，但抽丝剥茧、考证严谨，娓娓道来、发人深省，首发“少华读书”，特此分享。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被称为“后主”的，多为亡国之君。他们家也多为短命王朝。其中一位“后主”比较有名，他似是一位多愁善感的词人。这就是南唐的后主李煜。
春花秋月何时了， 往事知多少？ 小楼昨夜又东风， 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 问君能有几多愁？ 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这首《虞美人》，可谓一怀幽怨，百转愁肠，令人不禁产生同情。何况据说这是作者失国之后被宋朝软禁之中，毒死之前的“绝命词”。
但是，他的命运是否值得同情，他怀恋的故国是否那么美好，则是另一回事了。
那么，“南唐”是怎么回事？它与唐朝有什么关系吗？
其实，在欧阳修写出《新五代史》之前，在北宋官修的《五代史》（旧）中，是不大容易找到“南唐”的。因为它与“五代”时期的“十国”（不止）一起，都被打捆放在《僭伪列传》里了，没有明显的标题。也就是说，虽然他们各自曾经称王称帝，拥有国号，但在宋朝的正统意识里，都是僭越的“伪朝”。
我们现在倒是不必持有这种古代王朝的正统意识，但在《现代汉语词典》所附录的“我国历代纪元表”中，也找不到南唐和另外的九国。
我感到，所谓“五代”，或者“五代十国”，一半是北宋史家正统观念产生的历史系统，另一半是为了历史叙述的方便。如果我们身处于当时那几十年乱世之中，这些国家之间虽然时或有纳贡、受封的虚礼，但实际上就是大小不一的十五个乃至更多的割据政权，不相统属。
不过，“五代”也好，“十国”也罢，即使不提他们的首任君主普遍“得国不正”——也就是“篡位”，更普遍的情况是，因为唐末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各据一方，裂土称王，不论有什么出身。而“南唐”，其实是在杨姓“吴国”的母体内篡位得国的。
这就是为什么《新五代史·十国世家》和《旧五代史•僭伪列传》都把杨氏吴国列于首位的原因，并非它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如果不叙“吴国”，就说不清“南唐”是怎么来的。
中国古代的王朝，国号“重名”的甚多。五代十国中的“吴国”，并不是“三国”时孙权的那个吴国。为示区别，有人称其为“南吴”。它的第一代国主杨行密本也是乱世中拥有一旅私兵的豪强。那个时代的军事豪强喜欢收纳“养子”，无非是为了壮大亲信。因为乱世之中纲纪废驰，道义废驰，对这种拟制亲属的私人依附关系便更为依赖。（尽管亲手足相残也是常事）而“南唐”的开国之君徐知诰便是杨行密的养子。其实他本姓李，是乱世中的孤儿。
那为啥他又叫徐知诰呢？原来，杨行密收其为养子，他自己的儿子并不接受，他只好将这个养子托付给部下徐温代收为养子。这样，李家孤儿便姓了徐，并在徐家与诸子争权夺势。
由此看来，南唐的开国之君李昪（biàn）——那时他还不叫这个名字——其实是杨、徐两家的干儿子。这个出身并不显赫，但比较典型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权力继承方式。
其实以金陵和扬州这东西双都为核心的“吴”，是五代十国中比较短的政权。他的第一代统治者杨行密起于盗匪和行伍底层，在战乱中壮大势力，受封于中原朝廷为节度使，但并未称王建国。他死之后，便被属下徐温专权，其两个儿子子虽先后被徐温“劝进”称王，称帝，但其实只是傀儡。徐温大权独揽，成了吴国实际上的统治者。
徐温虽专权二三十年，地位不断上升和稳固，受封为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东海郡王，已经成了曹操相对于汉献帝那样的地位，看起来目标就是将吴王一脚踢开，改朝换代。只是天不假年，临门一脚的时候，徐温却死了。
而当年不被杨家诸子接受的养子徐知诰，却在徐姓诸子中竞争成功，以军功升迁，逐渐养成自己的势力，最终完全继承了徐温在吴国体制下的全部权力，并以徐温可能设想的方式通过禅让改朝换代。
《新五代史•十国世家》的序，对十国分别做出概要评价，一开头就说，“吴暨南唐，奸滑窃壤”。这当然不是好话。
因为徐知诰在吴国最后受封“齐王”，所以他初将国号定为“齐”。但此时他已经成功篡位，便有了改回本姓，光宗光宗耀祖的想法。这样——有可能是通过向徐家兄弟示意，徐家兄弟纷纷劝其改回本姓。这时他有一番明显虚伪的表态，说不能忘记徐家的恩情什么的，将此事交付大臣们讨论。大臣们讨论的结果当然如他所愿。于是他改回姓李，改名为李昪。li
《新五代史》：
徐氏诸子请昪复姓，昪谦抑不敢忘徐氏恩，下其议百官，百官皆请，然后复姓李氏，改名曰昪。
既然改回了姓李，便又改国号为“唐”。为啥呢？因为唐朝——李世民家不是姓李吗？李昪又编出世系：“自言唐宪宗子建王恪生超，超生志，为徐州判司，志生诰父荣”。这就像刘备自称汉朝的“中山靖王之后”一样——势力在那儿，真假不重要。
写到这儿，我忽然想到，宋代开国之君得位于后周皇家的孤儿寡母。其实这种在一个王朝之内以虚伪的“禅让”方式腆然上位的形式，也许是五代的传统，因为南唐的开国之君——“三姓养子”李昪就是这位上位的。他的义父徐温本来也想这样上位。
而且他们还并非像宋太祖赵匡胤那样采取骤然发动“陈桥兵变”的方式，而是在十年、二十年中不疾不徐地积累自己的势力和地位。直到大家不得不接受现实的时候才正式实现政权更易。甚至徐温就在自己临死之前还率文武百官上表劝杨行密之子杨溥即皇帝位呢。
——他可是真沉得住气。
我过去总是对这种上位的方式嗤之以鼻，感觉总不如“马上得天下”那样堂堂正正。（实际上是认为这样的篡权至少有“背负”前主的失德。）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这种和平的方式更易政权至少避免了刀兵之祸。
其实，当李昪还是徐知诰的时候，在他统治的州县，就有一套有利于社会的施政方针：
“时江淮初定，州、县吏多武夫，务赋敛为战守，昪独好学，接礼儒者，能自励为勤俭，以宽仁为政，民稍誉之。”
他在专权、篡位之后，也延续了对内的政策：
“及昪秉政，欲收人心，乃宽刑法、推恩信，起延宾亭以待四方之士……士有羁旅于呈者，皆齿用之。尝阴使人察视民间有婚丧匮乏者，往往稠给之。”
——这与我在前一篇文章中介绍的福建闽国的初代君主王审知的政策差不多。
从道德评价的角度来说，徐温、李昪都是野心家，有阴险虚伪的一面。但是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评价，当地社会受到了实惠。
徐温与李昪两代谋篡的权臣，因为心怀篡位或已经篡位，都尽量避免对外用兵。尤其是李昪的南唐主动示好，与“吴越”结束了一直互为敌国的状态。这使得“吴”与南唐相对于兵戈不断的中原各国，都保持了相对安宁。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说：
“昪志在守吴旧地而已，无复经营之略也，然吴人亦赖以休息。”
这也是今天评价历史上一名割据政权的君主的着眼点。其实欧阳修此语也暗含肯定。
吕思勉《隋唐五代史》：
“昪之立，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余，群臣争言出兵恢复旧疆，南汉遣使来谋共取楚分其地，皆不许。吴越府署火，宫室府库几尽，其王元瓘，惊惧成疾，唐人争劝乘敝取之，亦不许。皆见《通鉴》天福六年。盖以篡夺得国，不欲假将帅以兵权也。”
“以篡夺得国，不欲假将帅以兵权也”一语，点透了他不喜对外用兵的小心思。
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看宋朝。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禅让制”，我在6年前偶然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本黄晓平著《禅让制与传统中国政权危机化解——基于宪法视角的考察》，吃惊地看到作者对于这一我感到虚伪的制度的肯定。
作者在第一章写道：
自王莽开西汉以降禅让之先河至后周北宋奉禅让奏禅让制显性实践之绝唱，历时一千余年，在这个阶段，禅让制是人民基本认可的国家政制。
据笔者统计，西汉至北宋之间共有十七次主要的王朝更替，其中以禅让方式完全权力交接的凡十四次，占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换言之，在传统中国，真正的禅让实践就发生在这个历史时期。（42页）
作者在这一章的小结中写道：
禅让制在传统中国的王朝更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堪称中国政治法律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笔者统计，自夏迄清，至少就发生次数而言，禅让为传统中国君权异姓间积铢累寸，即王朝更替的主要方式，共占54%。（45页））
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作者还列出了一个的禅让统计表。以及另一个从夏朝到清朝的“传统中国王朝更替方式统计表”。其中就包括五代十国的吴国末代皇帝杨溥向南唐开国之君李昪的禅让。
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啊！以前只是觉得“禅让”虚伪，真不知道禅让是我国古代表王朝更替的基本的、普遍的制度。
在该书的第八章《禅让宪制的成因、特征与精神》，该作者总结禅让制的主要特征为：一、道德性；二、竞争性；三、程序性；四、体面性；五、和平性；六、人道性。
由此可见作者对禅让制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
李昪是南唐的第一个君主，“春花秋月”的“词帝”李煜是第三代君主。第二代是李煜的父亲李景。
到李景这一代，南唐的势力已经很大了。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一》：
“景僭号之后……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僭窃之地，最为强盛。”
这位李景可并不是什么仁厚之君。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记载，后周世宗南征的时候，南唐国主李景曾经焚烧过扬州：
“世宗班师，景遣人焚扬州，驱其士庶而去。”
繁华的扬州是南唐的两都之一。由此可见李景对百姓对城市都无怜惜之心。
而与此相对应的是此前所述北周的仁义：
“世宗屯于涡口，欲再幸扬州，宰相范质以师老泣谏，乃班师，以李重进攻庐、寿，向训守扬州。训请弃扬州，并力攻寿春，乃封府库付主者，遣景旧将按巡城中，秋毫不犯而去，淮人大悦，皆负糗粮，以送周师。”
不过，从此文中描述周世宗的行动用“幸”字来看，《新五代史·南唐世家》所采用的原始资料可能是后周朝的记载，因此不免对后周有所揄扬，而对南唐有所诋毁。
此前，在《吴世家》的末尾，还追述了南唐李景的一件残忍不仁之事：
“显德三年，世宗征淮南，下诏抚安杨氏子孙，而李景闻之，遣人尽杀其族。……杨氏遂绝。”
《旧五代史•僭伪列传》则记载：
“周显德中李景闻周师渡淮，虑杨氏为变，使人尽杀之。”
杨氏就是将南唐第一代君主李昪收为养子的杨行密的家族。这一家将帝位“禅让”给李昪，最后一代君主被新君反封为“让皇”，举族被先迁到润州，再迁至泰州，“严兵守之，绝不通人”（《新五代史•吴世家》）——等于软禁。没想到早已“让国”的杨家因为后周的刻意安抚而被南唐残忍灭族。大概是因为李景担心杨氏被后周复立为君吧。那个时代这样残忍的事太多了。
南唐二代李景就是在周世宗不断南征，不得不割地称臣，国势日危的情况下去世的。留下一个“善属文，工书画，而丰额骈齿，一目重瞳子”的第六子李煜在金陵即位（前面五子皆早亡）。他的形象与五代十国那些行伍出身的第一代君主一点也没有相似之处。仿佛他不是他们的子孙。显然，文化即使在那个乱世也自有悄然刻蚀武夫世家的力量。
《新五代史•南唐世家》说，他“怏怏以国蹙为忧，日与臣下酣宴，愁思悲歌不已。”。还说：“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屠，为高谈，不恤政事。”——名篇《虞美人》的节奏已经开始了。
显然，李后主留在历史上的形象，一出场就已经注定。但他的命运要等到北宋替换了后周之后才最终了结。
高歌猛进，眼看就要一统天下的后周居然先亡于国势日危的南唐，这完全是历史上的偶然——周世宗柴荣在北征中突然病故。
但“殿前都检点”赵匡胤在出征途中发动兵变，回师篡位的故事，不过是“五代十国”不断上演的戏码。他与那个时代其他拥兵自重，篡位得国的军头看起来也并没有什么不同。
想不到的只是，“五代十国”那样一个政治昏暗、道德沦丧，生民朝不保夕的乱世竟然在这个“起家什伍，两世为裨将，与乱世相浮沉”（王夫之《宋论》）的武夫手中突然就结束了。
一个文治昌明，文采焕然，甚至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近代化早春”（参见吴钩《宋：现代的拂晓时辰》自序）的伟大盛世开始了。
这绝无可能是因为赵匡胤的“天纵英明”。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的史论集《宋论》在开头就专门探讨了这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历数历史上的豪杰，他比得过谁啊？结论只能是“天命”。现在理解，就是“历史大势”——包括人心在内的各种因素的聚合。
李煜“春花秋月何时了”的美词，不期然成了五代十国的挽歌。他不堪回首的故国，对于别人当然并不值得珍惜。那只是是他自己的“春花秋月”。
不过有点讽刺的是，也正是因为这个亡国之君的伤怀美篇，也正是因为他自己，现在大多数人才知道曾经有一个南唐。他爷爷的多少篡位机心，他爸爸的多少征战攻伐，所有那个时代所追求的权势，都化作尘埃，不值得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