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网解读“十四五”之际，一份“摸底”中国的重磅报告，用意颇深

文化纵横杂志

2025-09-24 15:39发布于北京《文化纵横》杂志官方账号

问AI · 技术创新如何驱动中国消费转型？

✪ Dinny McMahon、Andrew Polk

策纬咨询公司（Trivium China）

✪ 陈蕊(译) | 文化纵横新媒体

【导读】今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全球高度关注中国的发展现状，域外有一批对中国经济的“诊断书”陆续被公布。其中，美国知名智库CSIS刊发了一家北京咨询公司的调研报告。两位外方作者是有名的中国通，他们在中美两国的公共政策界都颇为活跃。因此，这份基于大量经济数据的评估报告既意在对中国“摸底”，也不可避免存在以美式发展路径评判中国的视角偏差。

报告指出，中国正向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除了发放各种消费补贴，中国还尝试在房产之外，通过建设“慢牛市”帮助家庭财富积累。西方观察者认为，中国税收收入占比较低，仅为20%左右，而经合组织成员国高达34%。加大社会福利是拉动内需的基石，但超出国家负担举债搞“福利主义”不可持续，中国也不太可能提高税率，在西方观察者看来，推广“宽税基”、扩大税源便可能成为一个政策选项。

在作者看来，中国政策界设想的理想模式是，企业利润率的上涨能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增加政府税收、扩大社会福利投入。因此，推行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其关键在于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对世界市场的倚重会越来越大。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制成品出口虽受较大影响，但特朗普政府前期主要动用威慑手段，直到2020年才把战略重点放在制造业回流上。借助这一机会窗口，中国的整体出口实现了逆势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通过中间产品规避了贸易壁垒。到2023年，中间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46%，贡献了出口增长的60%左右，汽车零部件、锂电池、电子设备等中间品在2023年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它们不仅是中国出口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关键，还使得脱钩变得更加困难，毕竟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大部分产品都含有中国零部件。展望未来，对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中国在能源和交通领域的深度脱碳技术非常稀缺，一条可负担的脱碳之路也许离不开中国。

本文为文化纵横新媒体原创编译系列“重点区域国家的内情与远略”之二十五，编译自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受篇幅限制有所删编。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辨析。

文化纵横新媒体·国际观察

2025年第38期总第258期

中国的经济转型

▍中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正面临挑战

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的。在巅峰时期，房地产行业在中国经济活动中的份额占到25%至30%。这不仅包括住房建设，还包括钢铁、玻璃、水泥和所有其他建筑材料的生产，以及下游的家用电器和装修工程。在中国的国民经济和财富结构里，房地产有一个“四五六”的特点：与房地产相关的贷款占银行信贷的比重为40%，房地产相关收入占地方政府综合财力的50%，房地产占居民资产的60%。

房地产市场的发展是中产阶级财富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大约60%中国家庭的资产都投资了房地产。当房价不断上涨，便创造了财富增长的循环，也为所有的房产拥有者带来了财富增值的预期。

自2021年以来，中国房地产市场进入了低迷期，出现了房价下跌、销售疲软和投资额的下降。按建筑面积计算，2024年的房屋销售总量较2021年下降了48%。销售下跌导致住房库存激增。2021年9月至2024 年12 月期间，未售出住宅的总建筑面积增加了74%。由于流动性收紧、需求下降，开发商也缩减了新项目。2024年房地产投资较2021年的水平降低了32%。据行业分析师和房地产公司估计，自2021年8月以来，新房平均价格已下跌20%至30%，与二手房价格的跌幅大概一致。据报道，在一些较小的城市，房价跌幅甚至超过了40%。

中国的经济智库“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在发布的一份报告中，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与1970年以来全球22次房地产危机进行了比较。报告发现，危机中住房销售量从峰值到谷底平均下降了35.1%，且平均需要五年时间销售量才会再次上升。

在我们看来，理解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调整，还需要考量人口萎缩、老龄化以及住房过剩等多重因素。中国的人口规模在2022年达到峰值，其劳动年龄人口（最有可能买房的群体）自2012年以来持续减少。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购房者的平均年龄为29.5岁。较发达城市的首次购房者年龄则更高，一线城市平均为33.5岁，二线城市平均为32.5岁，这些首次购房者的年龄通常都在35岁以下。而据联合国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20-35岁的人口比35-50岁的人口少了4520万。

目前，中国的住房市场还有几个潜在增长点。一是保障性住房。随着“十四五”规划即将收官，中国有望实现新建87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目标，这相当于同期可能建成的4100万套商品房的20%左右。保障性住房建设并非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唯一亮点。随着中国家庭总体收入的增长，从老破小向改善性住房升级的需求也可能增加，而家庭养老也可能催生对大户型房子的需求。

然而，住房供应过剩对冲了一定的新增需求。西南财经大学的研究者在2019年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全国22%的住房处于空置状态。2022年8月，贝壳研究院对28个主要城市的3万个住宅小区进行了统计，显示空置时间超过三个月的房屋约为12%。

此前，中国的房租相对于房价而言非常低，以至于房主宁愿将投资性房产空置，也不愿承担租房管理的琐事。随着房价下跌，投资性住房可能会加剧涌向市场。

在房地产市场的扩张期，基础设施建设也迎来了大规模发展。这推动了中国地方政府融资方式的重大变革。在2015年，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可通过举借债务。截至2024年底，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和一般债券举借了47.3万亿元人民币（译者注：一般债主要用于建设不收费的纯公益性设施，以税收收入作为还款来源；专项债主要用于建设有一定收费的半经营、半公益性设施，以项目收益作为还款来源）。此外，2023年末，财政部数据显示，未偿还的隐性债务为14.3万亿元人民币。到2028年，当大部分隐性债务转移到地方政府后，这一数额将减少到2.3万亿元人民币左右。

为了化解地方债务，中国目前正推行四大举措：央行应急流动性金融工具（Special purpose vehicle, SPV，译者注：央行通过这一工具提供信用担保，能给地方城投提供流动性。这一融资方式利率较低，期限最长为24个月）；将隐性债务转化为显性债务（通过地方政府发行再融资债券，来偿还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和其他国有企业代表地方政府的借款）；对企业进行资产重组和再融资；资产出售。

在其他国家，无法收回成本的基建项目通常需要依靠税收来筹措资金。而中国则催生了土地财政。在2021年，地方政府通过土地出让的收入达到了8.7万亿元人民币，大约是当年政府（中央和地方）税收的50%。在2024年则降为4.9万亿元人民币，下降了44%。为缓解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中央每年都会提供转移支付。2022年，中央向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规模为9.7万亿元人民币，较2021年（房地产市场达到顶峰时）增长了18%。2023年，转移支付增至10.3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的转移支付有所下降，为10.0万亿元人民币。

鉴于传统的发展模式已面临很大挑战，中国迫切需要一种新的经济驱动模式：既能带动增长，又能化解遗留的历史问题。

▍消费主导型增长的转型前景

长期以来，中外的经济学家一致认为，中国需要从投资转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根据经合组织（OECD，由38个富裕国家组成）的数据，2023年，家庭消费占中国GDP的39%。这远低于经合组织59%的平均水平，也远低于与中国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国家，例如土耳其（57%）、马来西亚（55%）和塞尔维亚（65%）。

人均GDP及消费占GDP的比重（2023年）

然而，实现更高的消费水平也面临挑战。因为要增加家庭支出，至少要满足下述两个条件中的一项。首先，中国家庭的消费倾向必须得到提高。如果家庭能花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就会创造更多需求并推动经济增长。

其次，中国家庭的可支配收入必须提高。中国以前注重投资驱动型增长，优先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化和扩大出口。当前，在财富分配上，中国正逐渐向家庭倾斜。无论是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还是规制网约车、外卖平台的零工经济。

面对经济蛋糕，家庭获得的份额相对较小，同时也需要承担一定的养老、医疗保健等福利支出。过多的储蓄需求削弱了家庭的消费倾向。

从长期来看，加大社会福利投入是提升居民消费信心的基石。对中国的政策制定者来说，拉美国家民粹主义式的福利计划养了一批不劳而获的懒人，福利计划的前提是国家能负担得起，举债推行福利制度并不可行。因此，中国的总体方针是，“福利待遇上去了就下不来了，搞超出能力的‘福利主义’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认为，在不可能大幅增加征税税率的情况下，中国或许将推广更宽泛的税基（tax base, 译者注：指建立某种税或一种税制的经济基础或依据。例如，流转税的税基是流转额，房产税的税基为房产。选择税基是税制建设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选择的税基宽，则税源比较丰富）。相对于经济规模而言，中国的年度税收收入较低。2022年，中国税收占GDP的比率（包括社会保障缴款）为20.1%，低于2019年的22.1%。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为34%。

经合组织成员国和中国税收收入占GDP的比率与人均GDP的比较

数据来源：经合组织，世界银行

拉美国家的失败之处恰恰是，在没有西方税基的情况下建立了西方式的福利计划。经合组织国家之所以能够维持更高的税收，是因为通过个人所得税获得了大量的税收收入，而这是较贫穷国家的民众无法承受的。

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群体相对较少。美国2022年提交的纳税申报表约占总人口的45%。中国当年缴纳个人所得税的人数约为6500万人，不到美国的一半，尽管中国人口是美国的四倍。此外，中国约有60%的个人所得税纳税人缴纳的是3%的最低税率。2022年，经合组织国家个人所得税平均占税收收入（包括社会保障缴款）的24%。而在中国，这一比例仅为6%。

各类税收收入的占比（2022年）

随着国家变得更加富裕，扩大并维持“宽税基”将变得更加容易。2013年，韩国的税收与债务的比率为23%，略高于中国目前的水平。2022年，这一数字上升了9个百分点，达到32%。2022年韩国人均GDP为34,820美元，比2013年的28,240美元增长22.4%。

与中国类似，韩国也面临人口快速老龄化的问题，并通过提高税收以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健资金。如果中国税收占GDP的比重提高9个百分点，政府收入将增加约10万亿元人民币，这将大幅提高社会保障资金。然而，要达成这些收益，中国必须建立一个能够支撑“宽税基”的经济模式。

事实上，人口老龄化对消费的抑制效应已经在显现。未来几年，随着老龄化的发展，家庭的医疗和养老开支也会增加。当前，像日本一样，中国也开始提倡对退休人员返聘。从2025年开始，逐步延迟退休的方案尘埃落定，此举被认为有助于缓解社保基金的压力。就如何运作社保基金，中国的公共政策界还存在争论。2017年11月，国务院印发了《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划转中央和地方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10%国有股权，用于弥补因实施视同缴费年限政策形成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缺口。截至2024年底，划转的国有股权账面价值为2.1万亿元，2024年度收取划转企业分红264.22亿元，累计收取分红1116.06亿元。

当前，中国已推出了一些刺激消费的手段。此前，中国曾通过发放消费券刺激消费，重点提振大件商品的消费。2024年3月，政府启动了一项以旧换新计划，购买家用电器和汽车能获得大幅折扣。在2025年，补贴的范围扩大到了消费电子产品。目前看来，以旧换新计划和折扣券能在短期内刺激消费。考虑到房地产市场的低迷，中国家庭对财富的升值预期仍旧不足，因此，中国家庭如何通过其他途径积累财富，已成为一个政策重心。

《经济日报》2023年8月发表的一篇评论文章指出：

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效应，可以直接增加投资者当期收入，提振收入增长预期，进而转化为切实的消费行动，让老百姓“能消费”。

如何释放资本市场“潜在购买力”，更好发挥其促消费、扩内需的积极作用？要多措并举提升市场活跃度，推动股市走出“慢牛”格局，不断增强市场财富效应，助力投资者“能消费、愿消费、敢消费”。

中国建构的“慢牛市”愿景是，股价随着时间的推移上涨，这与过去美国的股票市场情况类似。而过去20年，中国曾经历两次短暂的牛市，但总体而言对资产的估值偏低。

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努力通过加强市场纪律，为长期可持续的牛市奠定基础。监管机构正在推动企业回购股票，央行则以低息贷款提供支持。证监会还要求，上市公司应提高分红频次。2024年，上市公司分红总额达2.4万亿元人民币，较2023年的2.2万亿元人民币增长9%。此外，政府还在增强机构投资者在股市中的参与，以发挥稳定作用。2025年1月，证监会表示，对于商业保险资金，力争大型国有保险公司从2025年起每年新增保费的30%用于投资A股。在中国的政策制定者看来，自动化和数字化带来的生产率提升将提高企业盈利能力，随着企业价值的提升，股价也能提升。

▍克服中等收入陷阱

全球范围内，经济学家对于如何让经济体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存在分歧，但中国显然已经达成了共识。在中国看来，一国能通过生产大量的廉价商品实现中等收入水平。然而，只有那些成功转型，生产出更高质量产品的经济体才能维持收入增长，而那些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经济体将陷入困境。简而言之，中国需要生产更高价值的产品，这意味着，要么提高劳动效率，要么开发新产品。

在经济增长之外，中国还有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共同富裕的前提是经济持续增长。共同富裕需要一种能够扩大中产阶级、培育更多小企业和创业者、并扩大税基以支持福利扩张的经济模式。这反过来又需要增加高薪工作的岗位，通过强劲的股市激励创业者并帮助家庭积累财富，而产生更多的企业盈利也能增加政府税收。为此，中国正在推进以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为驱动的经济模式。

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的生产率增速出现了下滑。彼时，在中国的政策界看来，对整体生产力造成最大影响的是服务业。

在中等收入经济体中，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人们在服务商品上的支出逐渐超过实体商品。随着可支配收入的进一步增加，中国人在度假、医疗保健、教育、就餐和娱乐方面的投入将会增多。中国人口的老龄化也将推动服务业的需求上涨，医疗保健、临终关怀和其他形式的养老服务将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此同时，不断增长的退休人口将在旅行、教育、宠物和娱乐方面增加开支。

早在十年前，中国将服务业视为有力的增长源。在“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中谈到，中国服务业仍有增长空间，应提高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从2015年的50.5%提高到2020年的56.0%，以减少对制造业和出口贸易的依赖。

随着经济周期迈入以服务业驱动为主，中国的经济增长出现了放缓趋势。其关键在于，服务业的生产率提升空间远小于制造业。例如，为了提高生产力，汽车制造商可能会将生产线自动化，推广工厂的自动化率。但提高医院的生产率则更具挑战性。一旦减少医生在每位患者身上的诊疗时间，医疗质量可能会降低。

国务院原副秘书长江小涓在2021年指出了问题的症结：

2012年，服务业在中国经济总量中所占比重超过制造业，2015年，服务业在我国经济总量中的比重首次超过50%，服务业的比重持续上升，中国进入了服务经济时代。最近10年，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稳定缓慢下行的通道，虽然影响这个下行趋势的因素很多，但服务业比重上升和服务业生产效率相对较低，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国际上看，进入服务业为主的时期后，增长速度下降也是相对稳定的趋势。

由于服务业整体上仍然是劳动生产率较低的行业，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可以说，今后如果没有网络技术、数字技术的持续有力赋能，随着服务业比重的继续上升，我国经济还将有一段较长的持续下行时期，有可能要达到先行国家服务业比重和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均衡的状态才能稳定下来。

就服务业发展的一个亮点而言，中国通过兴建基础设施、开发先进技术，并结合简政放权，实现了交通物流领域的快速变革。

2024年11月，国务院启动了一项行动计划，到2027年，物流成本占GDP 的比重将从2023年的14.4%降低到13.5%。未来，中国可能会在水路运输、冷链网络、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物流基础设施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中国政府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努力也发挥了很大作用，这对消除国内贸易壁垒、化解监管冲突带来了积极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重新调整了增长战略。提高制造业生产力，维持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成为“十四五”（2021-2025）规划中的一大重点。

过去的普遍看法是，中国缺乏创新能力。但现实的发展轨迹证明了，这一判断是错误的。中国的电动汽车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汽车的底盘设计远超外国竞争对手，数字化设施的应用提升了驾驶员和乘客的体验，一流的电池制造商占据了广泛的市场份额。

中国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组件并称为“三新”，这些创新型产品在全球的需求激增。这意味着它们正在取代纺织品、塑料和电子产品等传统的中国制造三大支柱。

2024年1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一份“未来产业”清单，旨在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这些产业涵盖未来制造、信息、材料、能源、空间、健康和交通，并涉及开发人形机器人、纳米制造、量子科技、氢能、深海采矿、基因工程和尖端制药等领域。在中国看来，在其他的新兴领域能复制“三新”的成功。

李强总理在2024年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中指出了中国“独特的比较优势”：

中国拥有14亿多人的超大规模市场、完备的产业配套体系、丰富的人力人才资源、多样化的应用场景，再加上消费者对新技术接受度较高，为企业创新和产品迭代搭建了宽广舞台。规模经济效应的持续显现，能够有效摊薄企业创新成本，容纳不同技术路线、商业模式竞相成长，这也是中国新兴产业具有较强竞争力的根源所在。

简而言之，中国创新模式关键的成功之处在于，能够创造大规模的新产品需求。有时，政府会直接推动需求，例如太阳能电池板和高铁（根据中国国家能源局的数据，中国在2024年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为277.2吉瓦，约为美国当年年底总装机容量的两倍，较2023年增长28%。2023年，中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为216.9吉瓦，与前四年的总装机容量相当，并超过了欧盟2022年底的总装机容量）。有时，政府会培育商业市场，例如电池和新能源汽车，并配套财政补贴和监管激励措施（据CSIS的报告称，2017-2023年期间，中国政府向新能源汽车行业提供了补贴，包括免税、政府投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研发资金、政府采购新能源汽车以及消费者补贴。且新能源汽车的牌照比传统内燃机更容易获取）。

近年来，中国一直在全面改革创新生态系统。例如，建立一个与美国类似的国家实验室体系；增加对大学的研究资助；为国有企业从事创新研究提供激励；增加对初创企业的资助；为私营企业提供税收优惠，以鼓励它们加大研究力度；并严厉打击资助中的违规行为。

根据以往的发展经验，随着劳动力的工资上涨，低端制造业将从中国向外转移，纺织业和玩具生产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这一迹象。然而，中国并不希望失去这些低端制造商，这些传统产业被视作是现代产业体系的基础。因此，中国当前的发力点在于产业升级，通过开发先进技术迈向先进制造业。

中国塑料打火机的发展史就展现了中国低端产业升级的过程。如今，湖南省邵东市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拥有114家打火机生产企业，年产约150亿只打火机。目前，全球约70%的打火机产自邵东。过去，打火机的生产是劳动密集型的。在2016年，当地开始升级生产设备，推动生产线的自动化和数字化。经历了三轮升级后，打火机的生产成本已从0.2元降至0.015元，不到初始成本的10%，公司员工精减了85%。现在，30名工人能达到500万只的产量。

在2024年4月，产业升级的计划提上政府的工作日程，通过补贴、税收减免和贷款贴息等措施激励企业投资新机器设备。其目标是，到2027年，大型工业设备的投资规模将比2023年的水平增长25%以上。

从表面来看，中国对制造业的强调与消费主导型的增长模式截然相反。因为后者主要侧重于通过再分配刺激消费，而前者的重点在于通过工业发展创造新的财富。就中国的发展现实而言，对生产和需求的重视是相当的，但需求是由生产驱动的。

一个理想状态是，通过开发自有专利技术，企业的利润空间将提高，员工的薪水有望提高。相应的，政府税收也可能增加。随着老旧制造业领域的人员退出，新增就业岗位会在新的制造业领域中孕育出来。长期以来，中国制造业的就业岗位数量一直保持得相当稳定。同期，中国制造业的产出增长了27%。

事实上，这种模式的真正价值在于，它能够创造新的服务业就业机会。在任何经济体中，制造业都会创造非工业层面的就业机会。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1990年至2005年间，中国每增加一个制造业岗位，就会创造0.41至0.59个服务业岗位。无论是工程师、科学家和研究人员等创新人才，还是市场营销、设计、金融和法律服务等就业机会，都可能提高白领的就业空间，这对高等教育普及后的中国就业市场很是关键。

▍如何拉动制造业的市场需求

在当前的经济周期中，中国对国内市场的依赖要求扩大内需。自2023年初以来，为了推广新能源汽车，中国大力兴建停车位，汽车限购政策也已放宽。城市地区的新能源汽车销量随之激增，但农村地区却因充电基础设施不足而受到限制。因此，政府在农村地区新建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桩。此外，为了释放农村地区的消费潜力和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物流基础设施和区域交通枢纽也得到明显改善。可以想见，这些措施会增加农村家庭对工业制成品的消费。

对于更富裕的消费者来说，他们更可能把多余的钱花在子女教育、老年人护理等服务上，而不是商品上。因此，以制造业驱动的经济转型，对世界市场的倚重也会越来越大。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中国的制成品出口受到了美国的极大阻挠。但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快结束的2020年，美国政府才把战略重点放在促进制造业回流上，此前则一直把重心放在加征关税和制裁等威慑手段上。

中国正在应对特朗普第二任期内加征的关税。然而，特朗普的重点并非仅仅针对中国，而是致力于平衡所有的美国贸易伙伴，以鼓励制造业回归美国。从2020年中期到2024年中期，中国的银行对制造业的贷款增长速度始终是整体贷款增速的四倍。这一中国制造业投资的激增，大致与拜登上台的时间相吻合，此时美国政府的重心主要在先进半导体等创新产业。拜登时期唯一明确狙击的中国制造业是“三新”产品，继而带动了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加征关税已非仅仅针对中国，而是致力于推动全球的美国贸易伙伴在美国本土发展制造业。

面对严峻的出口压力，一个趋势是，中国制造商选择降低出口价格。总体而言，在2023年和2024年，出口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出口价格的下降。在2018年至2020年期间，为了减轻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影响，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下跌了约10%，这也有利于保持出口。

纯粹在价格上开展竞争并不可靠，中国更希望通过中间产品的出口增长来应对贸易壁垒。2000年，中间产品占中国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到2023年，这一比例接近46%。过去20年来，它们贡献了中国出口增长的60%左右。

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来源：联合国

中间产品也是中国迈向更先进制造业的核心。事实上，中国高价值产品的出口增长几乎完全由中间产品拉动。虽然新能源汽车和太阳能电池板等高价值制成品广为人知，但真正推动中国出口向价值链上游迈进的，是高价值的中间产品。这包括销往日本和墨西哥的汽车零部件、销往美国和德国的锂电池以及销往越南和印度尼西亚的电子设备屏幕。所有这些商品在2023年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

瑞士洛桑国际发展学院的教授Richard Baldwin在2018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生产的中间产品约占全球总产量的40%，高于世纪之交的10%左右。其结果是，美国以及欧盟对中国中间品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制成品。换句话说，美国从世界其他国家进口的大部分产品都含有中国零部件。

中间产品和高价值中间产品的出口指数

随着特朗普于2018年年中对中国加征关税，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下降。然而，随着对美出口下降，中国的整体出口却有所增长。其中很大一部分增长是由中间产品推动的。

从2018年到2023年，中国对美国的中间产品出口占比从15.9%下降到10.7%。同期，中国对墨西哥、越南、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尼西亚的中间产品出口（这些产品经组装后出口到美国）从16.0%增长到18.3%。到2023年，新兴市场在中国中间产品出口中所占的份额首次超过发达经济体。2022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前三大类产品分别是电子设备、机械设备和汽车，这三类产品也是特朗普对中国加征25%关税的主要商品类别。2023年墨西哥从中国进口的汽车及零部件金额是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前夕的2.6倍。这些现实意味着，中国在中间产品领域的主导地位使得脱钩变得更困难。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例如，2024年12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进口太阳能电池组件和电池征收初步反倾销关税。这四个国家承接了大量的中国投资，占美国太阳能电池组件进口量的四分之三。随着美国对更多领域的中间产品加征关税，中国的出口增长无疑会面临挑战，急需开拓新的全球市场。

就燃油车而言，2023年，中国制造的汽车占墨西哥汽车总销量的20.2%。墨西哥新购中国汽车的总量达275,878辆，同比增长63%。在澳大利亚的马路上，也活跃着不少的中国汽车品牌。2023年，澳大利亚新车销量的15.9%来自中国，中国汽车的销量总计193,433辆，较上年增长57.5%。就新能源车而言，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是中国电动和混合动力汽车最大的出口市场。在以色列，中国汽车占2024年汽车总销量的22.9%，高于2023年的16.7%。此外，泰国对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需求也很强劲。

我们认为，考虑到这些新兴市场的规模与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相比较为有限，中国还必须开拓新的市场空间。一些中国专家认为，中国在能源和交通领域凭借深度脱碳技术，已成为绿色转型发展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尤其对没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中国家而言，一条可负担的脱碳之路也许离不开中国。

▍结语

中国需要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来取代过去二十年对房地产市场和基础设施投资的依赖。经济学家通常认为，向消费主导型增长模式转型尤为迫切。我们认为，为实现这一目标，必须促进家庭消费，并通过政府增加福利和公共服务支出。此外，随着人口老龄化，养老和医疗负担的增加，居民增收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未来十年，中国的经济发展需要直面这些难题。一种理想的结果是，制造业生产率的增长能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并增加政府的社会福利投入。这意味着，对工业制成品的需求增长要足够得快，并转化为更高的企业利润、更多的家庭财富（工资、奖金、股息和股票估值）以及更宽泛的税基。

当前，中国愈发强调以产业升级和创新为中心，通过提高企业生产率，从而提升企业利润增长、职工收入增加和税收增长。在美国对工业制成品加征关税之后，中国将越来越注重出口更多中间产品，从而深入嵌入全球的产业链。可以预见，为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提供技术和资金，或许是中国一个潜在的政策重点。

编辑 | 陈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