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素园：抗日战争中的传奇一员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自然而然地记起当时已年近花甲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行列中的周素园。

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周素园（资料图片）

 周素园，原名周培艺，1879年生于毕节县城（今七星关城区）。少时聪慧过人，受的是“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封建教育。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激起了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热情，继而开始了寻求救国救亡道路的探索，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研究西方的新知识和新思想。这一时期，正是康有为等进行维新变法的时期，周素园受其影响，主张“注意教育以开民智，提倡实力以抗外力”，先后在贵阳、上海等地求学，担任贵州路矿公司文案之职，以求救国。然而面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教育、实业均无济于事。苦闷彷徨的周素园辗转于贵阳、上海等地，接触了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张，拥护孙中山领导的革命。

1906年冬，周素园回到贵阳。1907年8月17日，贵州第一张报纸《黔报》在贵阳创刊，周素园是唯一的编辑。他利用《黔报》宣传爱国主义，反对列强瓜分中国，推行政治革命。1907年11月，周素园与贵州辛亥革命的先驱张百麟一起发起和创立了贵州自治学社；1908年，贵州自治学社集体加入同盟会，开展了争取民主的宣传活动和国民募捐活动，响应天津商会发起的筹还国债运动，通过这些活动筹集巨款，备军械、练乡团，联合各省伺机起义。

1911年，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昌取得成功，各省纷纷响应。周素园参与策划贵州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主动承担了推动贵阳警界支持革命党人反清的重任。1911年11月3日，贵州同盟会发动起义，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在贵州的统治，成立了“大汉贵州军政府”，周素园出任行政总理。1912年春，滇军进攻贵州，军政府被颠覆，在贵阳成立了以唐继尧为都督的政府，下令逮捕和诛杀贵州自治学社社员，周素园从此开始了艰辛的流亡生活。其间，经历了原配夫人病逝、续弦难产身亡的变故，带着几个孩子辗转于天津、上海、北京等地，任过北洋政府交通部顾问、奉系徐树铮司令部秘书、定黔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等职务。因不满军阀混战和反动势力的倒行逆施，不愿为军阀效力，他组织幸存的革命党人组成冤愤团，为革命党人鸣冤，遭到袁世凯的通缉。十余年间，周素园为躲避贵州当局和袁世凯的追捕四处逃亡。

1925年秋，周素园摆脱军阀的控制回到家乡毕节，在比较安定的“隐居”生活中，他每天伏案阅读《物种起源》《天演论》《国家与革命》《共产党宣言》等大批进步书籍，认真总结自己的亲身经历，继续探索救国的出路。这一时期是他由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革命者转变为接受马列主义的重要时期，为他后来毅然参加红军、担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参加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2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二、第六军团进入黔西北重镇毕节时，红军战士一度将他当作“土豪劣绅”。到他家后，发现有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翻开一看，圈圈点点。政工人员立即把这个情况报告王震和夏曦同志。王震和夏曦与周素园促膝交谈，在问了他的经历之后，又问他为什么看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还问他红军尚未进入毕节城时，许多人就躲避了，他却为什么安然居家纹丝不动？周素园向王震、夏曦坦然地讲述了他的思想，他说：“我研究马克思主义10年了，我觉得马克思讲得对，我相信马克思主义。你们共产党、红军，是讲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我用不着走。”王震、夏曦又说：“你研究马克思主义好。现在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要抗日反蒋，你赞不赞成？”周素园连声说：“赞成，完全赞成。”此后，王震、夏曦经常到他家里同他交谈，宣传和解释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北上抗日的必要性。红二、红六军团领导决定以中共贵州地下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及反蒋地方武装席大明部和周质夫部，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请周素园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员，周素园欣然允诺。他与中共贵州省工委军运委员邓止戈一道，改编席大明部为贵州抗日救国军第一支队，周质夫部为第二支队，阮俊臣部为第三支队，并从红军政工干部中抽调三人担任三个支队的政治委员。1936年2月14日，贵州抗日救国军成立大会在毕节城关小学操场上隆重召开，周素园正式就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

此后，在短短的10多天时间里，周素园与红军指战员和贵州抗日救国军的领导们一道，动员社会骨干、学校进步师生广泛宣传抗日救亡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毕节城乡建立了苏维埃革命政权50多个、游击团队90多支；还协助红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毕节农村建立了乡农会30多个，动员5000多名青年报名参加红军。

1936年2月27日，周素园告别故乡、亲友，随红二、红六军团一道离开毕节，开始了艰险而光荣的长征。长征前后，周素园充分利用自己的影响及与滇军上层人士的故旧关系，开展统战工作，给龙云、孙渡等滇军上层人物写信。他说：“写信给龙云、孙渡和旅长鲁道元，拿护国首义的光荣传统来鼓动他们，争取他们同情抗日，和红军一致行动。”在给龙云的信中，他向龙云说明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主张，并说：“蒋介石派中央嫡系万耀煌、樊嵩甫等进入云南、贵州来打红军，也叫你打红军。红军不是好打的。退一步说，即便你把红军打掉了，也是两败俱伤。万、樊挟天子以令诸侯，人多势大，那时的云南还是你的？假道灭虢，史有明鉴。”在给孙渡的信中，他写道：目前中国已到千钧一发的最急的时期，国家的独立仅存口号，民族解放将付东流。只有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尚尔艰苦奋斗，欲挽此垂危之命。

阁下！我想纵然是不接受共产主义之人，对于他们的这种精神也不能不十分钦佩吧。他们的策略非常进步，路线非常正确。鉴于目前形势，最近决议扩大民族革命战线，联合一切反蒋的力量来组织抗日救国的政府和抗日救国联军。我相信不久的将来，必有新局面的大开展。因为爱国之心谁不如我，沉机观变大有其人，只要不甘心做亡国奴和卖国的走狗，当然要求一条新出路。尤其是我们云贵佬，富于倔强性和自信心。别人用势力压他不肯屈服；别人看他不关轻重，他却能埋头干某些工作，护国成功就是先例。

我听说阁下平时对于虚荣和享乐都不大注意，然则具有丰富的知识，怀悲悯之志量，将泯泯以殁世乎？必不然矣。我不是学政客策士来游说你，更用不着拿升官发财来鼓励你。我是劝你以宝贵的血花造光荣的历史。我和你讨论的问题，也另函达龙主席。你能自动自决，固我所盼望。即不然也请你迅电龙主席，促其早定大计。积极则回戈杀贼；消极则保存实力。我们将以你的实际行动来测定你的回答。

这些信件，对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实行分化瓦解起了积极的作用。正如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所说：周素园的信“打中了他的要害。所以孙渡就在威宁、昭通，按兵不动。国民党追击军主力从东面向我进攻，但孙渡纵队在西面按兵不动的态势，就利于我们集中主力对付东面来的敌人，能在毕节停留近20天，休整补充”。最终，红二、红六军团顺利通过云南，渡过了金沙江。

红二、红六军团离开毕节时，已年近花甲的周素园竟然要求跟随红军迈上新征程。周素园一生坎坷，体弱多病。黔西北、滇东北一带气候恶劣、山高林密、人烟稀少，部队经常在雨雪纷飞中行军。1936年3月11日，周素园随红军到达云南镇雄县境之牛场时，他的身体更显衰弱。任弼时、贺龙、王震等领导人担心他不能经受长途跋涉的劳苦，在经费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准备拨出一笔黄金送他到香港，一方面治病，另一方面做统战工作，并派邓止戈去做周素园的工作。周素园听后，激动地说：“我今年快60岁了，以前都没有找到光明。今天参加了红军，正是我一生中最光荣的时刻，死也要死在红军里。我不愿离开红军。”

周素园坚持与红军指战员一起，历时9个月，行程万里，于1936年10月9日在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会师以后的情形令周素园十分感动。他在《中国共产党30周年纪念——我所认识的一个环节》中写道：“我们从饥寒绝境中走出，一方面军的部队解衣衣我，推食食我，有房子让我们住扎，有敌人给我们掩护。一种阶级友爱，令人感到十二分的兴奋。”同年12月2日，周素园到达陕北保安（今志丹县）。在保安，他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的多次接见。在参加长征年长的人中，周素园仅比徐特立小两岁，比谢觉哉大5岁，比董必武大7岁，而他并非共产党员，仅是一位民主人士。他为了实现自己追求光明的理想，为了抗日救国，“行其心之所安”，以极大的勇气和毅力，终于由贵州到达陕北，在完成长征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人生道路的转折。

周素园在延安时期，党组织和同志们给予了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贺龙夫人和萧克夫人经常去看望他，帮助他缝补洗涮；组织上在物资奇缺的情况下，给予他生活上的各种优待。但由于他年事已高，体质很弱，从1937年8月起，两足红肿，流血流水，不能着地，生活亦不能自理。虽然医护人员悉心护理治疗，但却久不见好。周素园感到自己不唯不能工作，反而“坐享优待”，成了组织上的累赘，于是产生了回贵州继续为党工作的念头。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毛泽东。           

1937年10月6日，毛泽东给他回了信。

素园老先生：

……我们觉得你是我们的一个十分亲切而又可敬的朋友与革命同志，并不觉得你是“坐享优待”。先生的行止与工作，完全依照先生的健康、兴趣来决定，因为先生是老年人了，不比年轻人，这一点，不但我们应顾到，先生自己也应顾到的。只有在比较更适当的条件与环境之中，康健更有保证些，工作才会更好些。

先生所提回黔并工作的计划，如果已下了决心，并认为这样更好些的话，我是全部同意的……先生是一个奋斗的人……何时走，我来看你。

临离开延安之前，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人设宴为周素园饯行。毛泽东说：“周先生，你虽然没有入党，总算红军的一员，交情如此，不可以不知道历史，行前你可否简单的写一点留给我。”次日，周素园将自己的自传送给毛泽东。周素园还应毛泽东之请，写下临别赠言：“政权一定是你们的。共产党是吃苦耐劳，国民党是贪污享乐，醉生梦死。共产党是命令贯彻；国民党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就拿这两点作一个比较，稍有常识的人，都能判断最终胜利属于谁。但我希望取得政权之后，共产党不要变质。”

1937年10月23日，周素园带着毛泽东给国民党西南各省军政要员的信离开延安。他以八路军高级参议的身份，带着毛泽东、朱德的亲笔函，走访西南各省当局，要求履行第二次国共合作条件，释放政治犯，团结抗日，开始了他的抗日统战工作。

周素园1937年11月8日抵达重庆；11月底离开重庆去成都；12月，被四川省政府聘为顾问。这一段时间的工作，他在日记中写道：“到成都，接洽颇为圆满。代理省主席邓汉祥允许汇法币四万元补助陕北公学经费。四川省动员委员会的张澜、胡景伊乐意把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的小册子大量翻印，送给群众阅读。”1938年元旦，周素园在成都《华西日报》元旦特刊发表《受了血的教训以后》一文，指出抗日战争中在军事、政治、外交上存在的缺点，比较含糊地批评了国民党政府。周素园还在日记中比较详细地叙述了他和张澜在成都的交往。他写道：“1938年元旦，在邓汉祥欢迎班禅的宴会上见到了张澜。经邓介绍后，张似乎有意和我接近。临别淳淳，约定翌日来招待所相访。如期而至，谈了两三个钟头。第二天我回拜他，又谈了几个钟头。他把我参加红军的经过逐一盘问，还是怀疑地说：‘主义是正确的，但可惜杀戮过当了一点。’我说：‘对敌人没有宽容，这是古今中外的一个真理，怎能效法宋襄公呢？’他说：‘我指的不是拿武器的敌人，而是那些意识方面异己者。’我说：‘只请看我好了，我是绅士，也是地主，也是官僚，也是知识分子，应当是死有余辜的了，但我还是健在，而且受到优待和尊重，且不是活生生的证据吗？官方有意造谣，民间又以讹传讹。事实上初期的共产党曾有个别过激的，今则统一中央政府之下，执行得非常圆满。作风这东西，到处都会留着迹象，决不是任何口头和书面改变事实的。’至此他才和我谈本人也看过一些社会书籍，而且还写过这类的文章，登在《成大校刊》上。我鼓励他找给我看，还可由我寄给陕北同仁看，只要你愿意的话，他们一定欢迎你的。”但后来，龙云两次电邀周素园去昆明，并给买好了飞机票，他与张澜的交往就中断了。

1938年1月12日，周素园抵达昆明。在那里，周素园受到龙云及其他一些上层人士的欢迎，对他优礼有加。2月初，他被委任云南省政府谘谋，并有人劝他把家属也接去，在昆明定居。他除了对龙云等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还和广大群众接触。他后来回忆说：“那时昆明人一般称我为共产党代表，他们对新事物非常爱好，经常请我吃饭，约我谈话。我也会借机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表扬八路军英勇作战的成绩，并针对国民党的造谣诽谤给予了无情的驳斥，他们都兴奋而愉快。”“还动员社会各界为抗日前线捐款捐物。”

1938年5月14日，周素园离开昆明回到贵阳，后又回到毕节老家，这就开始了他历史上又一个苦难的时期。他在毕节度过了政治上受到严密监视、精神上受到重重压迫以及贫病交加的十二年。但他忍受住了这一切，他默默地继续学习，他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威逼而放弃自己信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没有做一件有损中国共产党的事，也没有说一句有损中国共产党的话。他相信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一定能够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在那乌云遮天、长夜漫漫的岁月里，周素园先生满怀信心地“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

1949年11月，毕节解放。周素园立刻致电毛泽东，表达由衷的欣喜和诚挚的庆贺。

之后，周素园曾担任毕节县和毕节地区支前委员会主任，抱病组织群众支援解放军进军四川和肃清敌特土匪，建立人民政权。1950年1月，他在自己命名的《光明日记》的扉页上题词：“期待着光明，等候着光明，光明到来了！”再后来，他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贵州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贵州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周素园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理论素养，认真研读过的马列主义、毛泽东著作多达30余种。阅读时，每有心得体会，就记录下来，并结合自身经历撰文在报刊上发表。他一生中留下的著作达300多万字，部分代表性著述辑录在1994年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周素园文集》中。

矗立在毕节一中双山校区的周素园雕塑（毕节试验区 程 红 摄）

正是由于在历史和人生的重要节点上，选择了正确的信仰，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周素园走出了一条非凡的人生道路。周素园在长征和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以及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忠诚朋友的令人敬仰的事迹，恰恰反映了爱国救国、奋斗牺牲、坚韧不拔、一往无前的精神，这些精神，正是今天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所不可缺少的强大力量。（作者系原毕节地委党史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