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伟：“多元一体”概念在中华文明探源中的应用

中国历史研究院

2025-07-19 17:20发布于北京中国历史研究院官方账号

作者：李新伟

来源：“中国社科院考古所中国考古网”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考古》2025年第1期

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及和平性，是对中华文明特质的深刻总结。探寻这些特质的根源，解答中国何以形成绵延发展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是中国考古学的重要目标。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宏阔形成历程，正是五个突出特性形成的重要原因。

1989年，费孝通发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首先提出“多元一体”概念。“多元”指中国各民族有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各成一“元”；“一体”指各民族因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共同利益形成的共同体——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作为自觉的实体，是在近代以来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形成的；但作为“自在”的共同体，其形成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与此同时，中国考古学对中华文明起源的讨论也进入挣脱“中原中心”模式束缚、强调各地区多元发展的新阶段。费孝通关于“自在”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起源的讨论，正是依据最新考古成果。目前，“多元一体”已经成为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概念，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自有清晰的内涵，也有牢固的实证。但在运用此概念的学术实践中，仍然歧义纷扰，本文拟对此做初步辨析。

一、“多元”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不同地域的中国史前文化有不同面貌的“多元”概念已经萌生。1921年，安特生（J. G. Andersson）发掘仰韶村遗址，后依据获得的资料确立仰韶文化，并提出“吾人就考古学上证之，亦谓此著彩之陶器，当由西东来，非由东西去也”，“使他日可证明制陶器之术来自西方，则其他文化或种族之特性亦可由此输入”，由此引发关于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激辩。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章丘龙山镇发现城子崖遗址，1930～1931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对其进行正式发掘，直接动机就是“想在彩陶区域以外作一试验”，“想看看中国古代文化之海滨性”。此次发掘确立了以黑陶为特色的龙山文化，摆脱了单以追寻彩陶源流探寻中国文化之源的模式，“替中国文化原始问题的讨论找了一个新的端绪”，傅斯年更是由此提出“中国的史前史原文化本不是一面的，而是多面互相混合反映以成立在这个文化的富土上的”。

这一时期，以新史观重构中国上古史的领军人物也提出各自的“多元”观点。1929年，蒙文通“将按时序系统的古史传说一变而为以地域划分的部落并立”，提出江汉民族、河洛民族和海岱民族“三系”说。徐旭生则在1941年提出，我国古代的部族的分野“大致可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集团——仔细分析也未尝不可以分为六部分”。1933年，傅斯年提出“夷夏东西”说，认为夏居以黄土高原为中心的“西高地”，包括“关中高原”、“汾水区”、“伊洛区”这三个核心区，还包括泾渭上游的“陇西区”、昆仑山脚下的“洮湟区”；夷居“东平原”，主要包括“黄河下游及淮济流域一带”，也可划分为不同小区。

1949年以后，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大进展之一是各地考古发现剧增。至1979年，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六七千处，学界更充分认识到中国史前文化的多样性。197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发布第一批碳十四测年数据，引领各地史前文化时空框架的全面构建，分区梳理文化发展谱系的“区系”观初步形成。安志敏同年发表的综述分六小节，分别讨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及西北、长江下游、长江中游、西南地区。1977年，夏鼐划分出中原地区、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黄河下游和旅大地区、长江中下游、闽粤沿海、西南地区和东北地区等。由此，中国史前文化面貌的“多元”概念基本确立。

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强调各地区社会发展道路也具有“多元”特性的认识尚未形成，除了受到当时考古资料的限制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在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整体进程的认识中，“黄河流域中心”或“中原中心”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认为“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世界上其他大河流域的古代文明相同，它的发生和发展也推动和影响了邻近地区的古代文化”，在此模式中，各地史前社会自然不可能有自己的发展路径。二是对经典理论中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发展阶段的认定，成为中国史前社会研究的主流，淡化了对各地区发展道路独特性的探究。

苏秉琦将上述现象描述为“两个怪圈”。1981年，他将中国史前文化分为六大区系，正式提出“区系类型”模式，明确指出各地区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真正引发对中国史前社会发展道路“多元”性的思考。严文明则批评一些学者“过分强调了中原史前文化的地位和作用”，造成“似乎只有中原地区的文化才是中国远古文化的代表”的错误认识。他提出：“中国幅员广大和自然条件之复杂，决定了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不平衡性”。此“多元性”，特别是“不平衡性”更多是指史前社会发展道路。

20世纪90年代以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的重大发现，引发了对中华文明起源问题的重新思考，对各地区史前社会多元发展路径的讨论也日益深入。1999年，赵辉倡导“从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讨论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性及其衰落的原因”，强调良渚文化是在本地区的文化传统中形成的，基本是一个独立发展过程的结果，其重要特性是宗教在社会发展中占主导地位，这促进了其快速发展，也导致其衰落和灭亡。2003年，韩建业提出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存在“中原模式”、“东方模式”和“北方模式”，而“这种社会发展的一般趋势和不同模式，是早期中国文化有中心的多元一体特点的又一种表现方式”。仰韶文化以西坡遗址为代表的重要发现，进一步强化了这样的认识。2009年，李伯谦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的两种模式，即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重神权的模式和以仰韶文化为代表的重军权和王权的模式。笔者也提出，红山、凌家滩、崧泽和仰韶庙底沟类型社会有各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总之，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对于各地区在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道路上均呈现“多元”的样貌，学界已经形成基本共识。

二、“一体”

中国考古学诞生之初，各地区的“一体”性便是不言自明的学界共识，强烈影响着对考古遗存的认知。仰韶文化又被称作“彩陶文化”，黄土高原地带发现彩陶的遗址，均被认为同属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又被称作“黑陶文化”。1936～1937年施昕更发掘良渚遗址，依据其陶器以黑灰色为主的特征，将其纳入龙山文化。梁思永更是将中国东部发现的70多处遗址均归入龙山文化。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虽然成东西对峙之势，但都属“中国”史前文化，只是不同的“端绪”而已。新史学派的“三系”、“三集团”或“夷夏东西”说，更是基于传统古史记载，均认为各部族不断互动，终于渐成一体。徐旭生就明确指出：“这三个集团相遇以后，开始互相争斗，此后又和平共处，终结完全同化，才渐渐形成将来的汉族”。

1949年后，考古资料日益丰富，各地区史前文化多元发展的样貌日益清晰，但对于“一体”的认识并未被削弱，而是更加鲜明，这主要得益于学界依据当时的考古发现，对中原地区的引领和“纽带”作用的普遍认同。

1959年，安志敏指出：“从新石器时代到金属时代，黄河中下游一直是古代文明的中心，阶级社会统治王朝夏、商、周的产生与发展，也与这里的新石器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石兴邦在同年提出：“黄河流域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中心地区，历史上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形成，是以这一地区为核心的。黄河流域考古学上主要问题的解决，直接或间接地有助于其他地区历史问题的解决。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居民与边疆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古代民族的活动，就拧结成了一条紧密的历史纽带”。

苏秉琦也在1965年提出：“还在原始社会上行阶段之末，就一方面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为核心的主体，另一方面又把原来关系比较疏远的江淮河汉之间的诸原始文化联系起来”。1975年5月，他在给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做报告时指出：“远在约四千年前左右，在我国大地上不仅是围绕着中原形成了若干个文明中心，而且在它的外围，甚至遥远的边疆也形成更为广泛的许多文明中心，这些中心之间又是以中原这一腹心地区为其核心的广泛联系”，“在以上两个环形包围下的‘中原’则在政治上、民族文化上起过重要的核心作用”。

上述讨论，已经阐明“一体”概念的两个核心要点：第一，各文化区可以认定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共同参与了中华文明形成的壮阔进程；第二，此文化共同体正是历史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雏形和基础。1979年，苏秉琦在全国考古学规划会议和中国考古学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考古学要回答的最重大问题是“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在中华文明起源研究中，回答这一问题的路径之一，正是对中国史前时代的“一体”性的认定。

1986年，严文明将苏秉琦描述的双环围绕中心格局形容为以中原为花心的“重瓣花朵”，指出这样的稳定向心格局，使得夏王朝在中原出现成为“史前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奠定了以汉族为主体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基石。……即使在某些时期政治上发生分裂割据，这种民族的和文化的凝聚力量也毫不减弱，成为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同年，张光直在英文版《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从距今6000年左右开始，各地区在多元发展的基础上密切交流，在无需中心引领的情况下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中国相互作用圈”。“这个史前的圈子形成了历史期间的中国的地理核心，而且在这圈内所有的区域文化都在秦汉王朝统一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形成之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此可称“最初的中国”。此后，韩建业提出“文化上的早期中国”概念，对“一体”问题进行了全面阐述。

应该说，中国史前文化“一体”性的上述两个要点已经得到公认，成为中华文明探源研究的基点。但对此“一体”的形成和发展模式，仍然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坚持黄河流域或“中原”的维系和引领作用是“一体”形成的关键。笔者则在“中国相互作用圈”模式的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史前社会上层交流网的形成，尝试论证无中心引领的区域间密切交流足以催生“一体”。这样的交流，很可能以社会上层亲身旅行的方式展开，使各地区共享最先进的文化精粹，并积累了“最初的中国”的自然和人文地理知识，由此产生对于这个文化共同体的共识，即形成苏秉琦提出的“共识的中国”。

三、“中原”

在以“多元一体”模式阐述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实践中，“中原”一直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般认为其地理范围“以渭河流域和晋陕豫三省邻接地区为中心，范围几乎遍及陕西、山西、河北、河南全境”。从上述强调“中原”特殊地位的论述中，可以归纳出“中原”认知的两个影响至深的要点。第一，中原是“多元”中的一元：在文化面貌上，有自己的传统，发展序列大致为裴李岗-磁山文化→仰韶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在社会发展道路上，中原则是“中原模式”诞生、发展直至最终成功之地。第二，“中原”在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中原”自成一元的观点早已受到质疑。1992年，张忠培和乔梁即提出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只占据了“中原”的西部，“中原”东部为后冈一期文化的范围。1998年，戴向明指出，在大体相当于中原地区的黄河中游地区，只有在仰韶文化庙底沟时期文化面貌较为统一，在仰韶晚期分化为各具特色的文化类型，经庙底沟二期阶段“进一步分解”，在龙山时代包含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豫中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文化、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晋南的陶寺文化等多支文化。赵辉则在2000年提出，公元前3000年之前，中国史前文化大体为黄土高原“彩陶文化圈”、辽河流域“筒形罐文化圈”和淮河及长江中下游“鼎文化圈”三足鼎立的局面，无中原文化区。公元前3000年至2500年之间“中原地区处在一种空虚状态”。此后的龙山时代，“中原”地区多支文化具有共同的时代特征，“亲缘性很强”，且形成一个“可以统称为中原龙山文化”的丛体。但王湾三期文化主体文化因素来自山东和江汉地区。造律台文化占据的豫东和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所在的豫南可被看作与江汉地区有密切联系的“汉淮”文化带的组成部分。陶寺文化的文化面貌和社会发展兴衰均与陕北石峁集团有更直接的联系，其“礼制”也与山东龙山文化和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有更深的渊源。

因此，正如苏秉琦明确指出的，“把黄河中游以汾、渭、伊、洛流域为中心的地域，称作中华民族的摇篮并不确切，如果把它称作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起到最重要的凝聚作用的一个熔炉，可能更符合历史的真实”。虽然仍然有学者坚持中原存在一以贯之的文化传统，但中原地区的主体部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才成为独立文化区已是更多学者的共识。

“中原”目前仍然是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概念之一。鉴于二里头文化以洛阳盆地为中心形成的事实，“中原”概念自有其价值，但在使用过程中，应认识到的考古学定义的中原地区是“熔炉”而非一“元”的特殊性；更应避免再次陷入苏秉琦指出的“第一个怪圈”中，即认定“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中国民族文化先从这里发展起来，然后向四周扩展，其他地区的文化比较落后，只是在中原地区影响下才得以发展”。

可以从“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的视角观察陶寺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夏王朝的形成，但其着眼点不应是构建并不存在的区域优秀传统，而应是对汇聚各地区政治实践经验的“熔合”式发展的探究。以“中原崛起”来强调龙山时代最为引入瞩目的社会发展和交流互动多集中在“中原”范围内，也未尝不可。但应当明确认识到：首先，当时的“中原”并非一个政治实体，甚至也未在“最初的中国”内自成一个亚文化共同体；其次，以陕北为核心的石峁文化、山东龙山文化、江汉地区肖家屋脊文化，同样有不容忽视的社会发展，“中原”的发展并非一枝独秀，而正是各地区激荡汇聚的结果。

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中原”既然在文化面貌方面难以成为多元中之一“元”，在社会发展道路方面，将其视为在中华文明形成历程中发挥了核心引领作用的主角的论调，自然失去了立论的根本。“中原模式”是主要依据西坡遗址的发现提出的史前社会发展道路，称作“仰韶模式”或“庙底沟模式”更合适。这一模式在社会发展程度、意识形态物化形式和社会上层“领导策略”上并无“领先”之处，与宗教权力至上的红山和凌家滩社会及注重个人身份表达的大汶口和崧泽社会相比，其相对“朴实”的社会发展道路独具特色，很难说对其他地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启发”作用。

四、“直根系”

“直根系”是在以“多元一体”模式阐述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实践中另一个影响至深的概念。其首倡者苏秉琦指出，从晋陕豫交界地带，经晋南、晋西北及冀北直至西辽河流域，从庙底沟类型到红山文化、再到陶寺文化，存在“从中原到北方再折返到中原这样一条文化连结带，它在中国文化史上曾是一个最活跃的民族大熔炉，六千年到四、五千年间中华大地如满天星斗的诸文明火花，这里是升起最早也是最光亮的地带，所以，它也是中国文化总根系中一个最重要的直根系”。这一“直根系”具有“花”和“龙”两个文化元素，陶寺遗址表现出“帝王所都曰中，故曰中国”的地位，“使我们联想到今天自称华人、龙的传人和中国人”，因此在中国文明起源中具有核心地位。也就是说，在提出各大区系各有自己的发展道路的同时，他认为肇始于中原的社会发展道路，是最重要，也是唯一取得成功，发展出夏商周三代文明的道路。

苏秉琦对“直根系”的最初讨论涉及不同地区的交流和“撞击”。赵辉倡导的“历史主义”视角，则更强调各地区史前社会发展“基本是一个独立发展过程”。各地区基于各自独特的文化传统，选择了不同的社会发展道路，因此也产生了不同的结果。在此视角下，良渚文化的兴盛，主要是“从崧泽到良渚”的本地发展过程，良渚选择的宗教占主导的社会发展道路，使整个社会染上强烈的极端化色彩：社会存在大量非生产性的劳动支出，带来巨大浪费；享乐型的社会风气弥漫，造成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状态。这样的“社会畸形发展”，必然导致良渚社会衰落，黯然退出中华文明形成的舞台，只留下反面教材。前述“中原模式”和“仰韶古国”模式的论述，正是采用了这样的“历史主义”视角，确立了更单纯的“直根系”。二里头文化及其对应的夏王朝的建立，被认为是延续了仰韶文化庙底沟社会选择的正确发展道路的结果。此社会发展模式“令人仰慕”和“足以服人”的核心内容有：“稳定内敛、重贵轻富、井然有礼、朴实执中”；在“军权、王权结合基础上突出王权”，更加务实，可持续发展，成为三代文明之开端。

事实上，与对“直根系”的追寻和对各地区独立性的“历史主义”式的强调相比，苏秉琦本人提出的“裂变”、“撞击”和“熔合”的“文明起源三种模式”是从社会发展道路方面阐释各地区“多元一体”的最佳理论。“裂变”可以解读距今8000～6000年各地区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基于本地自然环境和文化传统完成的社会复杂化的初步发展。“撞击”可以解读自距今约6000年开始，各地区在社会复杂化加剧、社会上层集团出现后，以“社会上层远距离交流网”为核心的区域互动促成的飞跃式的、达到“古国”阶段的社会发展。“熔合”则可以理解为“古国”社会“满天星斗”式普遍发展、各类型政治构想被广泛实践、“最初的中国”形成的壮阔进程孕育出的更具雄心的领导者，在更宏大的政治理想的促动下，有目的地借鉴各地区“古国”的兴衰经验和“领导策略”，构建早期国家的政治实践。良渚文化完成了中华文明中第一个早期国家的构建，其人群主体和文化传统确实来自崧泽文化，但以宗教凝聚广大区域的人群，则是“熔合”了凌家滩和红山文化开创的宗教取向的发展道路。

距今4300年前后，良渚文化虽然衰落，但其曾经取得辉煌成功的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此后500年间龙山时代的社会发展和早期王朝构建。良渚文化的典型玉器琮和璧扩散四方，良渚“神徽”蕴含的宇宙观和人神沟通方式被广为接受。江汉地区的肖家屋脊文化和陕北的石峁文化的玉器和石雕，均体现出对良渚系统化宗教的继承和发展，延续了以宗教权力为核心的社会发展道路。

陶寺社会的领导者则表现出更宏大的政治理想和更广泛的“熔合”策略，其社会发展已经很难归因于仰韶文化传统或“中原模式”的“直根系”的延续。陶寺墓葬虽然在随葬成对的陶大口罐和灶等习俗方面继承了以西坡墓地为代表的庙底沟类型传统，但整体而言与庙底沟类型和随后的庙底沟二期墓葬表现出的薄葬传统迥然有别，以随葬丰厚的成套饮食器具和武器表达身份的行为是对东方传统的借鉴和发扬。尤为引入瞩目的是，陶寺遗址表现出熔合四方的特征。与良渚领导者只以自己垄断的特殊玉器随葬不同，陶寺“王”级墓葬中，着意展示来自不同地区的仪式用品——很明显，汇聚四方礼仪很可能已经成为陶寺社会上层刻意展现的能力，暗示他们很可能已经心怀苏秉琦提出的“理想的中国”的政治愿景，形成了历史时期“大一统”思想的最初理念。

距今3800年左右，各地多元文化因素在环嵩山地带风云际会，催生出以洛阳盆地二里头遗址为都邑、很可能与夏王朝晚期对应的二里头文化。如上所述，文化面貌上，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来源河南龙山文化与海岱地区和江汉地区文化有更密切的渊源，并非出自仰韶传统的“直根系”。二里头遗址发现来自南方的印纹硬陶、陶鸭形壶和海贝，来自西北地区的青铜战斧和环首刀，来自东方的酒器和江汉地区的玉器，同样展现出融汇四方文化因素的气质。从发展道路来说，在最能反映二里头文化社会发展程度的遗物中，早期鼻梁有简化玉蝉的绿松石龙、雕刻简化蝉身与獠牙人面组合的玉柄形器和玉牙璋等，均明确受到肖家屋脊文化和石峁文化的深刻影响，其宗教观念和礼仪更可以上溯到良渚文化。晚期出现的青铜礼器源于东方陶礼器，很可能也用于宗教仪式。目前所见的高等级墓葬多发现在葬礼后会延续使用的宫殿区，相关“宫殿”应该也是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很明显“神权”在夏王朝构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原模式”并非二里头文化发展道路的“直根系”。

二里头宫殿中的王者正是以这样的“熔合”四方的政治理想和实践，为多元一体的“最初的中国”铸造出核心文化，以最强大的文化中心的地位，在一个甚至超出九州的地理范围内施展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获取资源，推广礼仪。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进程由此进入核心引领的新阶段。

五、结语

综上所述，“多元一体”是中华文明起源话语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概念，是中国考古学从文化共同体角度解读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重要理论创新，自有清晰的内涵，也有牢固的实证。2002年，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始实施，持续至今。在此项多机构协同、多学科结合的大型学术工程中，“多元一体”成为对中华文明形成历程的标准叙述，也逐渐被学界广泛使用。在学术实践中，“中原中心”模式的影响仍然或明或暗，“中原”概念的使用持续歧义纷扰，对“直根系”的追寻和认同依旧强烈。李济在为城子崖发掘报告所写的序言中讨论“古史辩”派的影响时说道：“我们大约尚记得，十余年前，在古史新运动的初期，那反对疑古派所执为最充足的理由是怕尧、舜、禹的黄金时代若打倒，就‘会影响到人心’”。对以历史时期“大一统”观念阐释中华文明起源历程的执着，应也是怀着类似心理，担心非此不能正确解答“中国文化起源、中华民族的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问题，不能为历史时期和现代中国确立史前基础。

“大一统”思想和其成功实践确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特质之一，是中华文明统一性和延续性的根基；探索史前时代“大一统”政治构想孕育、形成和初步实践是中华文明起源研究的重要内容。但这样的探索应该努力摆脱苏秉琦敏锐指出的“第一个怪圈”的束缚，以非“大一统”的视角展开。考古资料清晰表明，“大一统”构想的形成并不依赖于位居地理中心、像传说中的黄帝一样生而神灵的先进核心文化的引领，而是“最初的中国”范围内各区域文化持续“裂变”、“撞击”和“熔合”的结晶。挣脱“怪圈”，不会淡化我们对自己文明一体性的认同，而是可以更清晰、更客观、更深刻地阐释广大地理空间内的多元互动中，“大一统”式宏大政治理想的孕育和“文明型”国家的形成。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古代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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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拾壹

校审：初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