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关键物种被遗忘？欧盟自然修复新法案暗藏生态盲区

2024年6月，《欧盟自然恢复法案》（EU Nature Restoration Law, NRL）正式通过，标志着欧盟迈向生态转型的重要一步。该法案设定了雄心勃勃的目标：到2030年恢复至少20%的退化自然区域，2050年前实现全面生态修复。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生态系统功能”（ecosystem functions）“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生态韧性”（ecosystem resilience）等术语，展现出强烈的功能性导向。然而，在这样的叙事中，有一个关键角色却几乎完全缺席——大型食草动物（large herbivores）。

大型食草动物原本在维持开放性景观、传播种子、扰动土壤、减少火灾风险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功能。但据研究，自上一个间冰期以来，欧洲已丧失约70.8%的大型食草动物功能组群。这一空缺不仅削弱了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也限制了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潜力。然而，NRL全文中对它们的提及却寥寥无几，相关生态过程亦未被纳入主流恢复指标体系。这种“功能性失明”的背后，或许不只是技术考量，更反映出一种制度层面的叙事选择。

本文将尝试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何如此关键的生态角色，会在一部强调“恢复功能”的法案中被系统性地忽略？本文将从生态学、政策理论与叙事建构三个维度展开分析，指出这不是一场简单的技术疏漏，而是一种制度性遗忘（institutional forgetting）。在此基础上，文章将探讨如何重构恢复的想象，并为未来更系统、更包容的生态治理提供思路。

《欧盟自然恢复法案》所针对的生态退化问题，表面上看与森林砍伐、湿地干涸、农田单一化等常见表征紧密相关，然而在这些显性问题之下，存在一个更基础却少被直面的现象——生态功能的缺位。尤其是在大尺度的陆地生态系统中，大型食草动物的缺失意味着一整套以动物为核心驱动的生态过程已经停摆。

具体来说，在更新世末期（约1.1万年前）至今，欧洲失去了超过70%的大型食草动物功能组，其中包括原野马、野牛、野驴、原始驯鹿等广泛分布于不同生态带的“功能型物种”。这些动物原本通过迁徙、觅食、排泄等行为，塑造出多样性的生境结构。例如，在无树草地系统中，它们的啃食与踩踏行为维持了地表开放性，有效抑制灌木入侵；它们的粪便和行为活动促进种子扩散和养分循环；部分物种甚至能通过“群体逃避行为”塑造捕食者-猎物系统的动态平衡。

换句话说，大型食草动物并非“附加”的物种，而是生态系统自身在运行的组成部分。它们的消失，相当于一个系统“被关掉了一套核心功能”，但在现有恢复法案中，这部分被忽视的事实被默认接受了。

尽管NRL在文本上强调“生态系统功能的恢复”，但从指标设计、优先区域选择到操作细节，其实施逻辑依然围绕“栖息地结构”和“物种保护”两个传统维度展开。很多具体指标都与1980年后的土地利用类型和鸟类/昆虫多样性挂钩，而大型食草动物这一功能群，既无明确监测标准，也缺乏恢复建议，更未出现在优先考虑清单之中。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并非科学上“未被发现”，而是制度性不适配与风险规避倾向。恢复大型食草动物功能，往往意味着重新引入体型庞大、行为难以预测的物种，需要大尺度连通的栖息地，也会带来与人类活动冲突的风险（如破坏农田、干扰交通）。相比之下，以植物为主的“绿化恢复”更为可控，经济与政治风险也更低。于是，“看得见”的绿，被优先治理；而“难处理”的动物性动态，被默默搁置。这其实反映出一个深层次的制度偏好——生态恢复更倾向于控制自然，而非协作于自然。在这样的治理框架下，自然被想象为可以被规划、修复、稳定运行的机器，而不是一个自主演化、具备功能内生性的系统。

当欧盟在NRL中高频使用“自然气候解决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这一术语时，显然希望在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恢复之间建立政策协同。然而，如果缺失对关键功能群体（如大型食草动物）的恢复考量，所谓的“气候协同”就难免失焦。

近期研究表明，恢复大型食草动物可显著增强碳汇能力。例如，非洲草原上角马的周期性迁徙在调节火灾频率、增加土壤碳固存方面有显著作用；而在澳大利亚等地，引入放牧类动物与原生系统互补后，碳储量增加幅度显著高于单纯造林项目。类似的机制在理论上也适用于欧洲大尺度农田边缘与疏林草原生态带，但在当前恢复法案中并未被纳入考量。

这种脱节背后，实际上是一种“去动物化的气候叙事”——当“自然”被简化为森林和湿地，当“解决方案”被默认以植物为核心，恢复就不可避免地变得静态、单一、偏向视觉化。于是，一个本该动态、多物种、多能级参与的自然系统，被还原成了单调的“绿色滤镜”；本应成为碳循环调节者的大型食草动物，也被排除在“气候治理”的话语之外。

欧盟NRL将生态恢复的“参考状态”设定在1500年之后，理由是“以最具数据支持性的时间点作为历史基线”。但这一选择背后隐藏着关键的政治性判断。1500年以后的欧洲，恰恰是大型食草动物已经大规模消失的时期，尤其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农业扩张与猎捕活动已导致鹿、野牛、马等物种分布极度缩小，生态功能逐渐萎缩。以此为“参考状态”，等于制度性地将“大型动物参与的自然”排除在恢复目标之外。

从叙事政策框架理论（Narrative Policy Framework, NPF）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典型的叙事起点操控（setting the plot’s timeline）：一段历史被选中成为“我们要回去的地方”，但这个“地方”早已不是原初自然状态，而是“已经去动物化”的景观。这样的设定有利于政策制定中的可操作性（数据多、冲突少），也降低了政治风险，但代价是在叙事上构建了一种“去功能化”的恢复目标。换言之，我们不是在恢复自然，而是在恢复一种“已经被驯化过的自然”。而政策语言中的“复原”“回归”，也因此成了一种叙事幻觉。

恢复大型食草动物，不仅是生态工程，更是治理工程。它意味着改变土地利用格局、重塑人与动物的边界、应对公众恐惧与反对意见。鹿是否侵扰庄稼？野牛是否危及交通？谁来负责动物伤人事件？这些问题远比种树复杂，也更难在政策层面获得快速推进。于是，在实际政策推进中，常常出现一种“先易后难”的政治叙事结构（plot sequencing）：我们优先恢复“看上去容易的”，比如植被、湿地、昆虫多样性，暂缓处理“涉及利益冲突的”，比如动物重引、草原连通。这种技术-治理间的张力，本质上是“治理可行性”与“生态完整性”的权衡。NPF提醒我们，政策故事中“反派角色”（villain）往往是问题的制造者。而在大型食草动物问题上，“反派”变得难以设定——是农民？是土地所有者？是传统农业体系？既然不能明确指责，也无法轻易解决，政策便选择绕开这个难以讲述的冲突点。故而不是不知道大型食草动物重要，而是不能说、难以说，甚至不愿说。

同时，叙事不仅发生在政策制定中，也深刻影响着公众对“生态恢复”的理解和接受度。当政策文本中频繁使用“恢复植被”“重建栖息地”“生境改善”等表述时，自然被呈现为一个可见的、静态的、易于管理的绿色空间。在NPF视角中，这是一种“理想世界构建”（moral of the story）：政策塑造了一个理想的“修复之后的自然图景”，它宁静、规整、无威胁——而大型食草动物恰恰不符合这一图景。它们巨大、难控、潜在危险，破坏了恢复叙事中所需的“安宁感”。

因此，大型动物被从叙事中“去角色化”了：它们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反派”，甚至都不是“被帮助的对象”，而是被默认忽略的一群“缺席角色”（absent characters）。在这种叙事结构下，“没有它们的自然”看上去更加合理、整洁、安全，也更易被公众接受。但这正是问题所在。当自然的动态性被压制，当生态功能被视而不见，我们恢复的到底是自然，还是一个政治上容易讲述的幻觉？

生态系统不是博物馆，而是活的、动态的、复杂的系统。尤其在当前气候快速变化、物种分布大规模重组的背景下，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以功能为导向的生态恢复想象。这一转向正在逐渐获得科学共识。

例如，Svenning等人在多篇研究中提出，“trophic rewilding”（营养级再野化）应成为恢复战略的重要一环，即通过重新引入关键功能组的动物，恢复食物网的复杂性和生态过程。这种方式强调功能而非原始物种，甚至允许使用现存近缘种或“生态代理”（functional proxies）来补位灭绝物种。

也就是说，我们不必拘泥于“恢复真正的原野马”，但可以引入具有相似生态行为的驯化种群，从而重启被中断的生态流程。这种做法不但更具操作性，也更能适应21世纪的生态现实。恢复的关键，不是还原，而是重构系统的“能动性”与“自调节能力”。

可以说trophic rewilding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修复方式——它既回应了生态完整性的诉求，也紧密关联着当下最迫切的议题之一：气候变化。研究显示，大中型草食动物在调节碳循环方面扮演重要角色。

例如，非洲塞伦盖蒂地区角马数量恢复至历史水平后，由于其取食与迁徙行为降低了草原燃烧频率，区域年净碳储量上升达4.4百万吨CO₂。又如麋鹿在东欧湿地的再引入，显著促进了多样植被的生长与湿地泥炭层碳固存。

类似的机制并不专属于热带或野性十足的非洲草原，它们同样适用于欧洲半自然草原、山地林缘地带，甚至农业边界地带。

（图文无关）麋鹿。摄影：郭耕

这些数据表明，恢复大型动物不仅是生物多样性问题，更是“碳治理”问题。但如果政策体系中继续沿用“静态栖息地-植被覆盖”的指标体系，就难以捕捉这些动态过程的贡献。相反，如果我们采用基于功能的监测指标（如养分循环速率、扰动频率、土壤碳变化等），就能更好地评估trophic rewilding的贡献，也能更有效说服政策制定者和公众接受这一新范式。这也提示我们：恢复“自然过程”，才是实现“自然解决方案”的关键。

当然，想要真正落实trophic rewilding，不可能只是“放几只动物”那么简单。它背后涉及的，是一个从土地治理、物种认定、法律分类到公众参与的系统重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开始从恢复“物种名单”，转向恢复“生态功能系统”。

第一步，是在法律与制度层面，承认“功能角色”与尊重“物种身份”同等重要。例如，当前欧盟法律中，大部分大型草食动物仍被归类为“家畜”或“入侵物种”，这使得它们难以被作为“生态修复工具”使用。我们需要法律语言的更新——允许“生态代理物种”以合法方式参与恢复项目，如瑞典的野马放牧试验、荷兰 Oostvaardersplassen 的鹿-马-牛混合放牧体系，都是现实的例子。

第二步，是建立“功能导向”的监测体系，不再仅依赖生物多样性指数，而是衡量生态过程是否被重新激活。这需要跨学科团队，包括生态学家、土壤学家、遥感与环境治理专家共同协作。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叙事层面的更新。我们需要新的公共语言，把“恢复自然”讲成一个关于“重建生命动态的故事”，而不是“绿化一块地的指标表”。我们可以告诉公众：恢复野马，不只是“放动物”，而是让土壤呼吸、让种子移动、让森林重生的开始。

【作者简介】

周子又（Ivy Zhou），目前就读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环境与发展专业，重点关注碳排放与气候政策、自然资源管理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全球环境治理方面的进展。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签约作者之一。